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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被催稿催出来的，写了个通宵写到早上4、5点，然后就这样了。其实当年也只是稍微查了点外销瓷的资料，本来兴趣点不在这块，后来没办法，也咨询了学经济学的某位学长，（然而此人老死不往来了，人生啊人生这么多人就是这么来来往往，现今也只能默默地感谢吧），终于还写了1万字。当年发在《海帆留踪》，作为上博展的辅助读物，之后的那些展文大都大牛执笔，我们这种研究生level的就自动退散了。至今觉得还行，美中不足就是没有注释，学术习惯太差！反正09年上海图书馆基本上就是这么几本老生常谈的外文研究资料。export porcelain近年越来越受人关注，直到最近我去了次英国，突然也有点心动，以后会不会继续研究也没想好，关键没想法呀。 版权可能是属于上博的，因为他们付过稿费了，而且题名还是吕wm帮我起的。不过发在网上呢，估计他们不一定看得见，哈哈！而且我totally么有图片，应该不要紧吧。 也希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给我一些意见。 百桅千帆蔽江来——十七、十八世纪的中西贸易 李冰 这是一段有关传说、冒险和财富的历史，在海洋这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人们怀着攫取资源的欲望而互相角力。十七、十八两个世纪中，世界版图逐渐分明，海洋贸易长足发展，欧洲、亚洲、美洲、非洲之间的交流碰撞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王国的兴衰荣辱与帝国的殖民扩张，这些悲喜剧时时上演。毋庸置疑，此时通行的海洋法则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而中西方贸易更是这部史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二部分 港口·船 70 海帆留踪第二部分 港口·船71 从东印度公司到广州十三行 对中国的贸易是当时西方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之一。十六世纪末，葡萄牙人为了避开阿拉伯中间商，开辟出了直接从中国进口货物的航线，获得了大量梦寐以求的中国高档货物。为了便于管理，葡萄牙于1587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统筹对华贸易乃至与亚洲商贸活动有关的一切事务。于是，欧洲各国纷纷效仿，相继成立东印度公司：1600年，英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602年，荷兰；1604年，法国；1614年，丹麦；1731年，瑞典。一开始，东印度公司的主要职责是做生意，慢慢随着实力增强，各国政府便授予公司更多权力。从垄断贸易到设立军队，东印度公司在疯狂掠夺资源的同时，渐渐成为殖民者侵略殖民地的代理机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直至1833年英国政府取消它对华的贸易垄断权之后，才终于走上了破产和垮台的道路。 十五世纪以来，中国方面出于海疆安全的考虑，加之天朝大国的心态，官方海禁时严厉时松散，民间走私蔚然成风、愈演愈烈。终于，康熙皇帝收复台湾的后一年即1684年，清政府正式取消海禁，在东南沿海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于是，成批的外国船只来到这些中西贸易的东方终点站，历史洪流势不可挡地推开了神秘的朱红大门。很快，随着中西往来日益频繁，古老的中国再次成为世界贸易交流中的重要一环，白银也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关闭其他沿海海关，仅留广州“一口通商”，所有贸易线路的一端都汇聚到原本就独占鳌头的广州港，使之成为当时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在此之前，除了明代嘉靖前中国官方与诸国进行不对等的朝贡贸易以外，中国始终是以民间私商贸易的姿态示人。但与此同时，欧洲的东印度公司均具有一定的皇室背景，大股东也颇具影响力。这些公司已经在对华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成为帝国 广州十三行 72 海帆留踪第二部分 港口·船73 的海外代言人。 十七世纪的最后十几年是中国广州商人最好的日子，他们终于可以联合起来学习并追赶欧洲的同行了。1686年春节后，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公告，招募十三家较有实力的行商，作为“官商”与洋船外商做生意并代缴海关关税。这样慢慢发展起来的官方授权的民间资本组织，在日后成为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统称“十三行”，也称“洋行”或“洋货行”。此时，中国官商与外国商人开始了公平的贸易和竞争。 每年春夏季从欧洲起航的船只，绕过好望角，穿过马六甲，乘着西南季风，于第二年的春季到达“Canton”（广州）。船只靠岸前，首先会有中国官员上船检查，外国商船的船长会礼节性地递上一杯酒或是一盒火柴，获得许可后就能进入港口停泊。船长和负责商贸事务的大班将前往十三行商馆区，挑选信誉最佳的中国行商为自己的船只担保。接着，行商收购洋货，并帮助采购中国货物—那已经是欧洲主顾一年前发出的订单了。并且无论华商、洋商都需上缴税银，也即货物价值的十分之一。与此同时，船员们也尽量多多采购，有时委托中国匠人专门定做一些特殊物品，并补给整饬、修理船只。与各国商馆、中国行号以及中国官衙打交道后，装箱清点，九月、十月东北季风盛行时，也正是满载而归的时节。除却损失的忧患，每艘安全回程的欧洲船舶都可能让船主一夜暴富—这项投资实在太刺激、太诱人了。据说，著名的哥德堡号船上装载的丝绸、茶叶、陶瓷共计大约有700吨。如果能顺利卖掉，所获收益将相当于当时瑞典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即便是沉没了，打捞上来四分之一的货物也弥补了这艘船的所有亏空，还使股东分得14.5%的红利。这种挣钱方式令人不可思议。 对于当时的广州来说，对外贸易也如聚宝盆一般，为当时中国GDP贡献了一个增长点。乾隆“一口通商”后，经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节节增长，景德镇窑 青花仕女图花口盘 清康熙 1662—1722年 荷兰倪汉克捐赠 上海博物馆藏 盘心主题纹饰为仕女赏花图， 在口、腹部以竖线和卍字锦 地纹隔成的八个开光内，也绘相同的题材。底书青花双圈 “大清康熙年制”二行六字款，应为民窑仿制品。虽然浮 梁县令曾经在康熙十六年发令禁止民窑在瓷器上书写本朝 年款，但后来逐渐弛废，形同虚设。 74 海帆留踪第二部分 港口·船75 性质如同“外贸特区”的广州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交流的中心。据清代宫廷档案记载，1754年即“一口通商”前，洋船到广州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年200余艘，税银突破180万两。难怪十三行被视为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时人有“银钱堆满十三行”之形容。显然仅从经济收益来看，这的确是一场双赢的贸易合作。 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中国商人以智慧和诚信著称于世，以伍秉鉴为代表的行商巨贾更是成为有世界声誉的富豪。虽然广州十三行的设立较葡萄牙东印度公司晚了整整九十九年，但作为垄断贸易的代表，它的成就将永远彪炳史册。 经纬航线 如今人们可以测算出，从瑞典哥德堡到中国广州的航行距离约为19600海里。如果是从欧洲其他港口出发，可能还会略微近些。目前由各国保存的东印度公司文件档案来看，从欧洲到中国再回到欧洲的整个航行周期，大约为一年半至两年半左右。可以想象，这一绕过半个地球的旅途是多么漫长。 十七、十八世纪依然是木帆船的时代，它的功能被发挥到极致，远距离航海技术也基本完备。但旅途依然非常危险，风暴、暗礁、疾病、海盗，无时无刻不威胁着船只，即便是安全回航，每次也会大约损失20%的船员。长时间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颠簸，人们豢养了鸡、鸭、猪、牛等家畜以供补给，而蔬菜和水果的匮乏也让人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深刻认识到维生素C的重要性。 巨大风险总是伴随着巨大收益。看似风平浪静的海面下可能隐藏着不为 景德镇窑青花镂空仕女图果篮托盘 清康熙 1662—1722年 荷兰倪汉克捐赠 上海博物馆藏 篮腹与宽折沿处镂空菱形纹，颇似竹藤的编织痕。果篮托 盘是仿欧造型的外销瓷，流行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康熙多见青花器，雍正、乾隆除青花外，尚有粉彩制品。 76 海帆留踪第二部分 港口·船77 人知的危险，任何一点疏忽闪失，都将导致船入鱼腹，让在欧洲口岸上焦急等待的船东们血本无归。因此，当船东通过望远镜看见三角桅上飘扬着自己船只的旗帜时，怎能不万分激动，并不断地感谢上帝呢？ 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前，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对亚洲的航线基本上都要绕道非洲。从瑞典哥德堡、荷兰阿姆斯特丹以及英国南安普顿出发的船只，穿过英吉利海峡，向南驶过西班牙维哥、葡萄牙里斯本等港口。这些港口曾经盛极一时，但1580年西班牙吞并葡萄牙，继而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亚洲的海洋贸易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不但商船时常被荷兰和英国劫掠，西班牙加的斯、意大利热那亚等港口也不如以前那么繁华。 当船只驶过伊比利亚半岛，沿欧洲海岸线的航行就此告一段落。借助信风，船只可以向西平静地跨越大西洋，穿过赤道，在接近巴西东部累西腓港口的南大西洋海域，在西风向正东之时，再驶达非洲南部的开普敦，前面就是令人激动的好望角了。或者，谨慎的船只离开欧洲后，依然可以沿着非洲西部的海岸线航行，再绕过非洲南部的好望角。 到达南非伊丽莎白港后，船只可以朝东北方向穿越印度洋，直达印度尼西亚群岛。当然，更多的贸易船只为了参与和阿拉伯人、印度人的合作，会选择沿着非洲东南部的海岸线北上，在接近赤道的时候穿过印度洋，到达伊朗的霍尔木兹，再转往印度的果阿，并向南经过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接着，或者绕过印度半岛，到达孟加拉国的达卡港；或者直接从科伦坡驶往苏门答腊与马来西亚之间的马六甲海峡，也可以向南穿过爪哇与苏门答腊之间的巽他海峡。到达印尼首都雅加达（巴达维亚）后，经过菲律宾首府马尼拉（吕宋），可能再经过越南占城，借助夏季风，穿过南中国海，就可到达中国澳门。此时台风威胁很大，最后船只进入珠江口，到 景德镇窑青花帆船图花口盘 清 十八世纪 荷兰倪汉克捐赠 上海博物馆藏 盘心画有一艘三桅船，是克拉克船后期的常见样式。克拉克船（Carrack）是 十四—十七世纪欧洲典型的大型贸易船，由于船内空间大，能够装载更多的货 物与补给，各国东印度公司大量配备这种船用于与中国等亚洲地区的贸易，麦 哲伦环球航行的船队亦由克拉克帆船组成。由于景德镇画工对克拉克船很不熟 悉，此盘上的船比例不很协调，且不免带有很多中国船的影子。 78 海帆留踪第二部分 港口·船79 达广州。如果继续沿着中国海岸线向东北方向航行，就能到广东汕头、福建厦门等港口，或是穿过台湾海峡到达台湾。从中国回程欧洲的航线，可能绕道日本长崎、中国台湾高雄地区以及泰国等东南亚诸国的其他港口，再沿着欧洲至中国的线路原路返回。 如果是来往美洲的商船，那么迎接它们的太平洋暖流就相当友好。来自美国俄勒冈州、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或维拉克斯、古巴哈瓦那、以及智利梅希约内斯等港口出发的船只，都能一帆风顺地穿越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的马尼拉。同样的，回程也是又快又平静。活跃于1574年至1815年的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贸易线路，堪称亚洲与南美之间的“贸易脐带”，也是亚洲与美洲之间贸易交流的重要例证。 举世瞩目的中西直航贸易外，还有一种西方人参与的亚洲内部的转口贸易。明初时，中日间的朝贡贸易井然有序，日本船进入明州、泉州、广州等设有市舶司的港口时，需要持有明朝政府颁发的“勘合”作为护照，“有物则有赏，有贡则有赐”。然而到了嘉靖后期，中国政府不再发给“勘合”，中日官商贸易停顿，日方渐渐转向私商交易，遂酿成影响深远的“寇患”。由于贩卖中国货物的利润太诱人，朝鲜人有时也参与这种转口贸易。而葡萄牙人和其后继者荷兰人发现，将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等货物转运至日本，就能获得几乎由中国运到欧洲同样的利润，路途大大缩短且成本骤降，风险也小了很多。同样的，将中国物品先运至中国台湾、印尼雅加达、菲律宾马尼拉中转，再运往东南亚各国，同时再将东南亚盛产的香料等物运回中国，利润也极其丰厚。于是他们在亚洲建立了广泛的贸易据点，与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合作，在亚洲各国间进行贸易。在积累了大量货物、资金与经验后，他们测算好返航时机，将物品运返欧洲销售。 这些经典的航线将整个地球连缀起来，也将财富和信息传播到航线的每个节点—港口。这些古老的泊湾，有些由于新运河的开凿、新航道的开辟或商业中心转移而逐渐废弛，有些则成为当地人民奋勇抵抗殖民者的重镇，有些则依然延续了当年的辉煌并成为世界级的大港。今日，我们会在澳门的南湾、西湾、下环、河边新街、提督马路、台山等地区发现十七世纪克拉克瓷片；在菲律宾遗址与墓葬中发现数千件或完整或能复原的十七世纪德化瓷器。在那些古老港口附近的礁石旁，在那些档案中记载的经纬度上，一艘艘失而复得的沉船，不断给人们惊喜，并努力拼接出那块失落的记忆。 满怀雄心壮志的英雄们始终站在颠簸的甲板上，拿着望远镜和罗盘，对远方未知的世界充满期待。 白银贸易 中西商船之间零星的走私交流肇始于十五世纪，多为简单的物物交换，如《皇明条法事类纂》中的一则记载：成化十四年（1478年），江西人士将瓷器二千八百个和数量不清的青白麻等布，在金门与番船交易，换回“胡椒二百一十二包、黄腊一包、乌木六条、沉香一扁箱、锡二十块”。随着中西贸易额的井喷，以及中方在贸易中的有利地位，散漫的互惠互利式的物品交换，就逐渐被财物两讫的交易方式取代。此时，等价交换的两端十分明确，一头是中国具有优势的产品—瓷器、丝绸和茶叶，另一头即中国晚明社会开始通行的货币—白银。 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是银本位的国家。选择银本位的动机相当朴素，中国的银矿相对较多，资源禀赋的天然倾向决定了对白银的爱好。万历九年（1581年）由张居正推广至全国的“一条鞭法”规定：国家赋税按田亩核算，以白银征收。从此白银的流通便有了法律依据。人们为了缴纳赋税就必须换 80 海帆留踪 第二部分 港口·船81 取白银，于是更多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了市场，这促进了自然经济的瓦解，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商人和手工业者“无田”则毋需履行赋役，结果“逐末者千金而手不沾一役”，商业的吸引力骤然大增。曾经令欧洲人十分费解的是，中国商品不但质量上乘，而且供货数量巨大；此外，中国物产丰富，除了对一些特产偶尔发生兴趣外，似乎对外来商品没有特别需要。根据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对国际贸易的理解，十七世纪早期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不但独家生产且成本较低，又是其他国家的必需品，无疑是绝对优势产品；十八世纪时则因为物美而价廉，相对西方国家也具有比较优势。除了进口白银以保证国内货币流动性之外，庞大的中国经济并不亟需任何其他进口货品。长期大额贸易顺差致使白银大量流入了中国。 最基本的供需关系决定了白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转。无论欧洲诸国的白银，秘鲁、墨西哥、巴西的新银矿所开采出来的白银，还是日本储量有限、与黄金几乎等价的白银，都在此时大量涌入中国。此时，南直隶南部、江西，以及沿海省份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经济发展速度变得飞快。商人、放债者和实业家趁此机会大发其财，广州诞生了世界级的富翁如行商代表伍秉鉴。奢侈品开支增加，排场华丽，商业文化大行其道。此外，会馆、当铺、银号和钱庄数量激增，国家的赋税收入也越来越倚重对外贸易的“洋税”。 白银货币流通量的增长，反过来又帮助了明朝“一条鞭法”改革的推进，也使得清代继承者们能立足于相对健全和简便的财政制度实行“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尽管这些措施在不同地方的效果存在差异，但王朝军队得以加强，陆疆和海疆得到巩固，一定程度上惩治了长期的弊病。 但白银输入并不能使庞大的帝国“万事大吉”，通货膨胀、无控制的城市发展和投机生意、贫富悬殊与社会关系紧张依然是中国内部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海外贸易如火如荼的十七世纪上半叶，明王朝却濒临崩溃—或许在腐 景德镇窑青花仕女图花口碗 清康熙 1662—1722年 荷兰倪汉克捐赠 上海博物馆藏 碗的口沿呈现花瓣状曲线，此样式与唐代海棠口碗和葵口碗有一定联系。 外壁上的主要纹饰是仕女图。在西方，这种图案有特定的称谓“修长的伊 莉莎”（Long Eliza）。如意云头加竖线分割出十二个区域，每个区域用栏 杆、树木和山石构成一个类似庭院的场景。十二个区域内描绘十二个姿态 各异的仕女，十分生动。 82 海帆留踪第二部分 港口·船83 朽的道路上，更多的金钱只能加速这种腐朽。同样，外部问题也很严重，白银流动的不平衡酝酿着某些灾祸—美洲白银生产的波动、西班牙马德里和日本江户的保护主义情绪、海上掠夺和船舶失事等。十七世纪对外贸易中的小插曲，都是预示着不稳定的信号。 从中英贸易开始至鸦片战争前，仅英国运进中国的白银就达到了6250万两。正如十九世纪的魏源在《军储篇》中写道：“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贸易顺差不可能永远持续。可惜，十八世纪的中国尚未洞悉白银背后的波谲云诡，天边遥远的乌云最终带来了暴风雨—鸦片、侵略、赔款、破产……秋风起于青萍之末，帝国的经济正在分崩离析。 大宗商品—茶叶、瓷器、丝绸 茶叶 茶叶无疑是中西方贸易的重点，也是最具诱惑力的商品。十七至十八世纪间，大约70%以上的中西方贸易额都归功于这种神奇的叶子，由此可见贩卖茶叶利润之丰厚。令人眼花缭乱的各国船只，从中国运走难以计数的茶叶。那沁心的香气、醇滑的口感、精粹的品质和氤氲的色泽，无不令人爱得如痴如醉。喝法简易、四季皆宜，小小的茶叶毫无悬念地征服了世界。 由目前证据而知，唐朝时日本留学僧携带茶树种子回国，茶叶由此从中国大陆传入日本；大约十六世纪，俄罗斯人可能已经知道茶叶的存在；十七世纪早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试图经营这种饮品，一些早期的尝试立刻获得公司内部人员和殖民地上流人士的首肯。1610年，荷兰船只从爪哇岛出发，首次将中国茶叶带入欧洲并拍卖。很快，这股风尚蔓延至遥远的欧洲本土，尤其是英国人迅速接受了茶叶。茶叶渐渐成了贵族们享受午后悠闲时光的最佳伴侣，也成了每天生活的必需品。贵族小姐们用精制的锡盒储藏它，用金镊子小心地取出几枚，用开水煮沸，倒入牛奶，有时还不明就里拌上黄油奶酪吃下茶渣。茶叶刚踏上欧洲的土地时如此矜贵，英国女王的侍卫甚至因偷窃红茶未遂而被处死。那时茶叶的需求量快速增长，热烈追捧的气势不曾停歇，仿佛再多的茶叶也不愁没有买主。 到了十八世纪，茶叶更是变得不可或缺，起源于英国的下午茶习俗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多的茶叶品种被介绍到欧洲，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始接触茶叶，即便是苏格兰最卑微的家庭也习惯了饮茶。 运往欧洲的茶叶，主要分为红茶、绿茶、乌龙茶三类。茶叶贵新，所以欧洲人也秉持了茶越新鲜价格越昂贵的信条。红茶经过发酵，能比绿茶保存更久，因此高级绿茶就显得更为矜贵。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中欧茶叶贸易的局面被英国打破，而各国东印度公司各自垄断了各国的茶叶贸易，但为了缩短运输时间以便提供更新鲜的茶叶，互相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一份以荷兰盾计数的茶叶利润表说明，从1729年至1792年，从广州购入销往荷兰的茶叶量在不断攀升，但半个多世纪后利润率从147%骤降至16%—垄断利润的确不能长久维系。 在自己的领地上种植茶叶，以降低购买茶叶的支出，一直是欧洲殖民者的梦想。十九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丧失了茶叶进口的垄断权，自己生产茶叶更是成为了公司的主要目标。经过长期的努力和刺探，1851年英国植物学家获取了种植茶叶的技术，带走了中国制茶工人和茶苗，在印度加尔各答成功移植茶叶。此前，中国曾长期占据世界第一茶叶生产国和供应国的宝座，而这时，该地位开始面临挑战。 84 海帆留踪第二部分 港口·船85 瓷器 瓷器厚重，可放在舱底，是理想的压舱货。各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航行半年后，客户的订单和纹章图样才能抵达广州，然后经行商分发到景德镇。外国商船一般在广州停留半年左右，翌年一月启程回国，一切顺利的话，订单主人在八月即可收到货品。换言之，订单的物品至少要经过十八个月左右才能到顾客手中。 在1602年至1604年之间，两条葡萄牙帆船圣·亚哥和圣·卡特琳娜（The San Yago and Santa Catarina）被荷兰人截获，船上的货物数以万计，而后于阿姆斯特丹拍卖。这点燃了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狂热，并在十七世纪欧洲掀起了“中国风”。由此，直航货船运输的瓷器越来越多，当时欧洲画家也将中国瓷器非常写实地画进了油画，于是今天的人们就能从传世的欧洲绘画中，了解当时中国外销瓷的使用情况。 自从1634年中国方面回应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订单后，十七世纪就成为中国出口外销瓷的鼎盛时期。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记录显示，每年至少有三百万件瓷器被运往欧洲，最流行的就是克拉克瓷。除此之外，还有有 景德镇窑青花如意花卉纹盖罐 清康熙 1662—1722年 荷兰倪汉克捐赠 上海博物馆藏 这件盖罐腹部的图案和排列方式在中国传统瓷器中较为罕 见，特别是腹部的如意花叶形开光，是十七世纪晚期开始 形成的，是清初贸易瓷中一种新的装饰纹样。它吸收了如 意纹、云肩纹、蕉叶纹、莲瓣纹等元素，加以融会和发 展，从而形成特殊的样式。 86 海帆留踪第二部分 港口·船87 景德镇窑青花开光人物图执壶 清康熙 1662—1722年 荷兰倪汉克捐赠 上海博物馆藏 壶身共有六个桃形开光，正中两个开光内描绘的均为高士 人物：一个是正在赏月的持杖老者，后有童仆相随；另一 个则是独坐岸边对湖赏月的老者。画面用笔简练概括，表 现了高士们安宁平和、与世无争的心境。流和把竹节形的 设计，也与高士们的气节暗暗契合。 “中国白”之美誉的福建德化白瓷，以及赣闽粤等地生产的各类瓷器。1640年哈彻号沉船（The Hatcher）的清单中，以及1690年越南南部“头顿”号（Vung Tau）的遗物里，都发现了胎体轻薄、纹样精美、布局程式化的克拉克瓷器。这些由江西景德镇、福建漳州等地的陶工为迎合欧洲顾客的审美观念而生产的民窑商品数量巨大，不但销往欧洲，同时也销往南洋，江户时代也大量输往日本。受到巨大利润的吸引，不久日本有田窑即仿制中国克拉克瓷，并大量输出海外。尤其在中国明清王朝更替，瓷业凋零，以及清初“迁海令”导致中国海外贸易停滞时期，日本抢夺了一部分瓷器贸易市场。 作为一种在欧洲被高度重视的贵重商品，十七世纪中期即清康熙年间，瓷器的重要性持续上升，成为欧洲富有的皇族和贵族们的装饰品，并成为地位的象征。当时室内装饰流行将大量的中国瓷器放在壁炉上一排排地陈列，以彰显富庶和品位。欧洲贵族们争先恐后地要求在瓷器上绘上自己的族徽纹章，有的还提供铜版画、木版画为蓝本，或提供西方画家绘制的画稿和设计图样，请求景德镇陶工将它们复制到瓷器上。由此，越来越多描绘宗教故事、历史事件、欧洲风光、人物小品的样稿，就如此随着商船来到中国，景德镇等地的陶工为遥远的欧洲顾客们定烧了无数精美绝伦的作品。 到了十七世纪晚期，在欧洲流通的中国瓷器数量增多，瓷器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欧洲人开始更细致地区分高档瓷器和中低档瓷器。中国瓷器虽然不再罕见，但其中的精品仍然是炫耀财富的道具—德国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Agustus the Strong, 1670-1733），在他德累斯顿（Dresden）王宫内摆放的瓷器多达24000件。因为奥古斯都花在购买中国瓷器上的金钱实在太多，便兴起了仿制的念头。 1708年，德国迈森（Meissen）的化学家终于破解制瓷法，并发现了高岭土矿，迈森也成为全欧洲最早成功烧制瓷器的瓷器工厂。从此，欧洲各地的 88 海帆留踪第二部分 港口·船89 景德镇窑青花如意花卉纹盖瓶 清康熙 1662—1722年 荷兰倪汉克捐赠 上海博物馆藏 其形根据欧洲流行的金属、玻璃器皿而来，多作陈设品。主题如意纹则在 传统图案中融入了欧洲流行的盾牌与族徽的元素，彰显中西文化之交融， 具有康熙贸易瓷的典型风格。2005年6月福建福州平潭县屿头乡碗礁附近海 域打捞的碗礁一号沉船中出水有许多与此件相同形制的青花器，而且不少 制品上也饰有变体如意花卉纹。这些器皿多是从赣东南进入闽江上游，再 用船运至福州出海的。 瓷厂势如雨后春笋。十八世纪的中国瓷器不再是绝对优势产品，但作为一种具有异国情调的标志，庋藏于宫廷城堡中的珍品瓷器柜，出现在静物名画的一隅，成为贵族传家宝的一部分。 虽然欧洲烧制瓷器成功，但仍然比不上中国瓷器价廉物美，欧洲贵族在十八世纪开始向中国订购整套的纹章餐具。如英国首相威廉姆·皮特（William Pitt）某次所订购的154套餐具及茶具，是有明确的数量、价钱和种类的“来样定烧”瓷。十八世纪生产的瓷盘上，可以看到丹麦国王及王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葡萄牙女王玛利亚，以及美国总统华盛顿等的肖像。如果将这些肖像瓷器集中在一起，将是一本十八世纪欧美名人的花名册。 瓷器从一开始作为异国风情的承载物，而后发展成一种地位的象征，直至最后成为实用观赏兼备的器物。十九世纪初，中国风尚开始过时，中国产品的品质也呈现下降趋势。十九世纪，各国东印度公司丧失了专利权，大大小小的商行都可以直接从中国贩运工艺品到欧洲出售，销售对象成了普通大众，售价也越发低廉。 90 海帆留踪第二部分 港口·船91 丝绸 丝绸是最早扬威异域的中国产品。中国丝绸色泽饱满、轻薄飘柔，其华贵高雅的气质吸引了无数西方名流淑媛为它一掷千金。古罗马贵族从阿拉伯人手中大量购买昂贵的中国丝绸，他们称中国为“丝绸来源地”。公元408年，蛮族入侵罗马，哥特王阿拉列克（Alaric）表示，若要哥特人撤退，罗马人需要奉上四千件丝制短袍作为赎金。传说中国丝绸的质地如此奇特，最大张的丝绸也能从一个戒指孔中轻轻穿过。成品丝绸贸易的足迹伴随着文明迁徙与渗透的路径，从中国穿越亚洲大陆，直达欧洲腹地。 公元六世纪，蚕种从中国被偷运至东罗马，在相当于今日叙利亚的地区繁殖，中国丝绸的垄断才告一段落，但中国丝绸的优异品质依然独占鳌头。十三世纪，欧洲和中国的贸易再度活跃，旅行家往来其间，罗马教廷与元朝皇帝有书信往来并互赠礼物，目前仅残留一些丝绸的残片。 十六世纪后期开始，丝绸贸易也随着中西贸易的扩大而发展。当时政府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由于丝绸走私获利丰厚，“闽广商民以贩海为业”，兴旺之态处处如是。和其他货物一样，欧洲主顾的意愿 景德镇窑青花果树纹双管瓶 清康熙 1662—1722年 荷兰倪汉克捐赠 上海博物馆藏 双口联体器的造型独特，器腹中间隔断不通，可同时盛放 两种液体。双管瓶即为典型的订烧器，有的地方称为调味 瓶，或者根据其用途称为油醋瓶，其出现可能与十六世纪 意大利一种油醋罐有关。明末清初，中国与欧洲间的陶瓷 贸易兴盛，出现了许多订烧瓷器，尤以餐饮器为主。这里 的双管瓶可能是特别为荷兰市场烧制的，用于餐桌上盛放 油和醋。 92 海帆留踪第二部分 港口·船93 是具有决定性的。样品检验通过后下达订单，收到货物后不满意会要求退货或退款。订单的图案是由欧洲提供绘画或者是刺绣图案，随着时尚的步伐而变化。大部分丝绸是广东生产的，内容无外乎花卉、植物、禽鸟、风景和人物等，甚至有些是关于“茶叶种植”或“瓷器制作”的内容，似乎有窃取情报之嫌。丝织品的许多边饰具有典型的欧洲风味，如一些翻卷的花卉，这种图案是中西合璧的典范，亦是中西交流的见证。 到了十七世纪，欧洲人为了获得更多的附加利润，开始从中国进口生丝原料，分为精细的南京丝和普通的广州丝两种。日本也逐渐采取进口原材料再加工，并获得高附加值的贸易策略，以致中国贩运至日本的生丝，每百斤值银五六百两，“取去者其价十倍”，真的是一本十利。由此，中国政府曾一度禁止生丝出口。于是十八世纪运输茶叶的欧洲回航船只中，生丝价值的比重基本为5%至10%，可能保护原材料的禁令影响到了丝绸的贸易量。 1778年，英国运输了224000磅中国丝，法国运输了140000磅，荷兰只有区区30000磅。竞争日趋白热化，利润率也大幅下滑。然而对于欧洲人来说，即便是购买生丝原料，中国丝依然显得过于昂贵。渐渐地，孟加拉丝开始成为中国丝的替代品。 丝绸和茶叶一样娇嫩，在运输途中必须包装严实，尤其需要注意防水。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即使是海风中的盐分也会侵蚀美丽的丝绸。令人惋惜的是，茶叶是消耗品，丝绸也无法保存原貌数百年。今天，我们只能在一些绘画和记载中，去揣摩当年的那一缕绝色。 景德镇窑青花花鸟纹花口盘 清康熙 1662—1722年 荷兰倪汉克捐赠 上海博物馆藏 盘腹部较深，圈足较浅，作盛汤用。 94 海帆留踪第二部分 港口·船95 其他物品 由于竞争激烈，各东印度公司会试图将新商品介绍给欧洲顾客，如果船舱还有一些空隙的地方，那么我们还会发现其他一些物品。从公司档案来看，它们数量上虽然不占优势，但却提供给欧洲贵族另一种选择，也为他们的“中国风”时尚平添了一些情趣。 十七世纪末，各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运来漆橱、漆屏风、画有花鸟的墙纸、丝绸帐幔等明显具有中国元素的货物。很快，“中国风”流行起来。欧洲豪门官邸内，起码要有一两间“中国房间”，否则就落伍了—即使里面并非都是纯正的中国货。比如桌椅镜框之类可能是模仿中国样式的本地仿制品，或者摆放穿了中国服饰的西洋人物画像。一些贵族原已拥有祖先遗留的中国货，加上自己的收购，如今看起来新旧杂陈，饶有趣味。然而，漆器仅风靡过一小会儿，欧洲顾客都要求小瓶、茶托和盒子，订单价格不高，利润也不多，因此没能形成规模。壁画也有一些少量的订单，在中国纸上作欧洲风格的绘画，有一种别致的文化交融感。 其他一些物品，如硼砂、明矾、珍珠母、中国墨、朱砂、水银、黄金、扇子等，也会被追求新奇的洋商带往欧洲。但数量不多，有些物品的订单寥寥无几。荷兰曾定过1000把扇子，后来也无以为继。至于中国政府明令禁止的 景德镇窑青花如意花卉纹香熏 清康熙 1662—1722年 荷兰倪汉克捐赠 上海博物馆藏 此器由器座、承柱、托盘、器盖四部分套合组 成。香熏形制高挑秀美，与中国传统式样不 同，属康熙贸易瓷中并不多见的精品。 96 海帆留踪第二部分 港口·船97 火药、私钱等违禁物，也顺搭着由欧洲商人买走了一些。 倒是一些不起眼的东方药物和食物，如土茯苓、姜、茴香、西米、大黄等，因为有着不为欧洲人所知的特殊疗效，也受到人们的关注。十八世纪的某段时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大约每船运回五千磅各类粉末。惊人的是，区区粉齑的平均利润高达300%，在1753年更是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1265%！ 另外有一种本色略微泛黄的棉布，欧洲人称之为“南京棉布”。一开始也只是少量地运往欧洲，后来反响不错，于是有时荷兰的每艘船大约要运回一万匹南京棉布。这种色泽自然的布在我国似乎并不受珍视，但其较为实惠的价格却得到欧洲妇女的青睐。在商业利益驱动下，法国成功模仿了这种中国古布。1793年法国甚至试图颁布进口禁令，以保护自己的产业免受中国产品的冲击。另外，中国棉花长期销往东南亚和美洲，在菲律宾和墨西哥的市场上出售。 中西贸易中，中国需要的物品并不多，仅胡椒、黄腊、乌木、沉香、锡块等等。这些调味剂、木材和金属，虽然不是中国人每天生活的必需品，也是一种奇特的“舶来品”，有时也可以卖个好价钱。 海浪，船舷。 十七至十八世纪，全球贸易初露端倪，古老的中国成为这场冒险的一个起点和终点，为世界提供美丽和便捷的同时，也拥有着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财富。这是古代中华帝国最后的黄金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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