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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上苇 战争是财富的粉碎机，军队是财政的吞金兽。 晚清统治者对军队噬金的疯狂，感受尤为深刻。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爆发的70年间，帝国的裱糊匠们一直在体制、军制、财税乃至政体之间辗转，苦苦寻觅破局之法。清末新军编练，虽始于甲午惨败之后，但究其思想启蒙、人才储备、军事工业、体制改革等诸多铺垫，实际早已始于数十年前。 大清帝国进行军制改革的原动力，首先是缺钱。 帝国的经制军队，最初是源于部落兵制的满洲八旗军。入关之后，又将归附投靠的汉族军队编为绿营，以补充八旗军之不足。绿营在清朝中前期尚勉强可用，但到嘉庆初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时，就已疲态尽显，而甚不得力了。 至道光年间，绿营更是每况愈下。  一名身穿行袍，腰插弓箭，正在拉弓射箭的清兵 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例。战争总共只打了26个月，大清帝国累计开销战费竟高达2871万两银；而劳师远征的英国花了多少呢？英国人在《南京条约》中索赔的战费，才不过区区1200万银圆（折合840万两银）。即便按东印度公司报的花账1263万两算，也只相当于大清帝国战费的40%。 嘉庆、道光两朝的正常岁入虽有4300余万两，但刨除开支后仅能结余1100余万两。2871万两战费，即相当于朝廷两年半的财政结余。所以当英国人在《南京条约》中提出索赔2100万银圆（鸦片烟费600万银圆,军费1200万银圆,商欠300万银圆，折合银1470万两）时，清政府竟有如蒙大赦的感觉——与养兵打仗的开销比，洋鬼子开出的价码简直太便宜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打醒了沉睡的帝国，也暴露了八旗、绿营的吞金与无用，但改革的决心并不容易下。朝廷本着求稳怕乱的心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继续任由这帮废物优哉游哉。 于是等到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出头应付的仍然是毫不长进的八旗和绿营，而其表现也一如既往地“稳定从容”——从道光三十年冬（1850年）至咸丰三年春（1853年），在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朝廷用兵才不过9.77万人，但经户部奏拨的军需银就已高达2510余万两！至咸丰三年六月，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仅剩下22.7万余两。 帝国眼看就要被这帮废物吃破产了。而这帮吃货在掏空国库的同时，却连一份像样的捷报也交不出来，唯一的贡献是尾随着“长毛”，胜利地完成了从广西到江苏的长途公费旅行。 面对破产危机，朝廷不得不另找出路。那就是重拾嘉庆年间对付白莲教的老办法，兴办团练。所谓“团练”，即由地方士绅发起组织的民兵。它用于地方自保，而其口粮费用也主要由地方自筹解决。 从咸丰二年末至三年初，朝廷先后任命了43名“团练大臣”，共有十省奉诏兴办团练。其中湖南团练大臣，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曾国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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