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用各种不同的花卉,有的浓香,有的幽馨,有的娇艳,有的清丽,来比喻各个不同艺术风格、艺术品位的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作品。这是因为艺术家的创作风格和艺术作品,给予人们的美感享受和花卉的千姿百态所给予人们的美感,常常有一种微妙的可以类比的内在相通的审美感受。但这种类比又不是机械地外在化地对比,而是一种有内在深层联系的似有若无的神韵内涵的类比。但由于人们的审美角度、欣赏情趣、文化和理解程度互不相同,因此用以类比的对象----某种花卉可以用来比喻某位艺术家,也常常因人而异,甚至差异很大。对于京剧老生行的几位艺术大家,我自己不揣浅陋,也想用几种花卉来做一下类比:谭鑫培比作牡丹,余叔岩比作兰花,马连良比作桃花,周信芳比作桂花,高庆奎比作玫瑰,言菊朋比作菊花,杨宝森比作梅花。 谭鑫培比做牡丹,是因为他被称为伶界大王,在京剧走向成熟和成熟时期,谭派是老生行当中的牛耳,一度老生行的演唱是无腔不谭,后来的余派、马派、杨派,无一不是从谭派演变蜕化而来,牡丹也是国色天香,花中之王,因此把谭派比作牡丹。兰生幽谷,香情弥远,绝尘超俗,号称君子,比作余叔岩是因为余派艺术意蕴高远,情致脱俗,品雅而味醇,虽然余派影响广被,甚至驾于谭派之上,比作兰花似乎比拟不伦,但兰花亦有“兰为王者香,芬馥清风里”(清程樊诗句)的品评,所以还是可以与之类比的。桃花是“花之时者也”,马连良的马派,也是“生行流派之时者也”。马派兴于谭余盛行之时,但以其轻灵流畅、烂漫潇洒的风格,犹如一股东风渗人胸臆,一旦风行,便成时尚,影响迅速广播,正如桃花遍绽,独领三春一时风骚,所以我把桃花比作马派。 高庆奎的高派可以比作玫瑰,取其色泽艳丽,突出群芳,虽不是广被城野,但有其独特韵致,而且某些风尚(如求婚求恋),非她不足以体现内蕴,是花中之异品,所以我把玫瑰比作高派。言菊朋可以比作菊花。菊花盛开是在寒霜已经逼降的秋冬之际,百花多已凋零,唯有菊花傲骨挺,异军突起,自以奇韵雅致,独占天时,这与言派的奇峰突兀,自创一帜的情景,可以类比无疑。周心芳的麒派可以比作桂花。桂花浓郁馥郁,芬芳蜜烈,中人欲醉,盛开于金秋暑末,而且产地集中,在桂花密集之处,其他花种都自然退避三舍,这与麒派的表演激越丰满,鲜明强烈,在江南独领风骚的情境,颇相类似,所以我把麒派比作桂花。杨宝森的杨派,我则认为可以比作梅花。宋王安石有咏梅花的诗句:“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苏轼也有形容梅花风骨的诗句,“罗浮山下梅花开,玉雪为骨冰为魂”。都把梅花独在严寒季节开放的特性,以及梅花的形神意韵与百花迥异一语道破。杨宝森的艺术成熟于50年代,总结其一生的创作道路,从不与艺苑中的百花争妍斗艳,虽然成功的关键是扬长避短,化短为长,但其一生从不追求标新立异,出奇制胜,只是默默平实地走自己的路。这条路平实无奇,但却与众不同,一切都在平实中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风采。我认为正是在这方面差可比拟寒梅,所以我把杨派比作梅花。 杨派的主要成就在于具有鲜明特色的唱腔与演唱风格,是杨宝森由谭(鑫培)腔入,自余(叔岩)腔出,充分地扬长避短进行艺术创造的成果。杨宝森幼学谭派,青年时期致力于研习余派唱腔,颇有成绩。30岁以后逐渐脱出余派樊篱,汲取谭、汪(桂芬)诸家之长,对余腔有所变革。杨宝森幼年时嗓音高亢浏亮,有神童之目,一些高调门的戏(所谓高调门儿指的是一些专以高腔儿取胜,逢高腔必上,逢嘎调必翻的戏),如《断密涧》、《辕门斩子》等,以及以大段唱工取胜的戏,如《上天台》等,杨宝森都唱过,但后来嗓音突然发生变化,失去了高音、立音,不得不于穷中求变。他在琴师杨宝忠、鼓师杭子和的辅助下,尽量舍短用长,创立了既蜕化于余派,又大大有别于余腔的杨派唱腔。杨宝森的唱腔、唱法,纯以韵味取胜,他的嗓子变的宽厚而低沉,音色不够明快,音域也不广,不宜于大起大落、激昂高亢的唱腔,他避开了余派的立音、脑后音唱法,代之以自己的擞音和颤音。又利用较低部位如喉、胸的共鸣,而使发声深沉浑厚,行腔与吐字力求稳重苍劲,不浮不飘,如写字之笔笔送到。杨宝森的唱腔简洁大方,虽少大幅度的起伏跌宕,却于细微处体现丰富的旋律,细腻而不琐碎。他的唱腔舒展平和,至晚年虽然嗓音甚或临场失润,仍能以圆熟的行腔来弥补,而不显枯涩生硬。其代表作《空城计》中的大段唱工,以古朴恬淡的韵味,给人以醇美的印象,于心平气和中蕴含深厚的感染力。 《空城计》是一出常见的传统剧目,余(叔岩)、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都有相同的唱段录音传世。这四位的演唱风格、韵致都不一样,虽然唱词、板式完全相同,但四位大家从演唱中所体会出来的诸葛亮的性格,却大有出入,他们各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来刻画这位大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的不同侧面的性格和心理活动,我们听了都能获得美感的享受,都能从不同的角度来加深对这位古代伟人的理解和崇拜,所以我们只能说他们的艺术创造,各有所长,很难以偏颇之见来判断他们的长短。余叔岩刻画的是一位老谋深算、深谋远虑的军事家诸葛亮;马连良刻画的是一位练达而智慧的人物;谭富英体现的诸葛亮,则是旷达、果断而机敏的人物。如果春秋责备贤者,相对地有所挑剔的话,则马的刻画,凝重略有不足;而谭在机敏之余,又略欠沉稳。杨宝森刻画的诸葛亮,则是一位凝重、深沉、儒雅、镇静,遇事泰然,以逸待劳,临危不乱不惧,能给下属以绝对充分信任感的一位政治家。如果从诸葛亮本人的性格内蕴来进行分析考察的话,余叔岩和杨宝森所刻画的艺术形象,似乎更与诸葛亮接近一些。 按照一般情况,杨宝森的嗓子和演唱风格,是不适合演唱某些剧目的,例如《文昭关》,可是这出戏后来竟成为杨宝森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文昭关》是全部《伍子胥》中的一折,自程长庚以后,主要都是依照汪(桂芬)派的路子演出。汪桂芬的《文昭关》,唱腔慷慨激昂,声音凄厉高亢,吐字铿锵坚实,气势磅礴雄浑,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位满怀冤忿、誓死复仇的悲剧英雄的形象。同一时期,谭鑫培虽然也演过《文昭关》,但相形之下,较汪派逊色,后来就不演了。汪派的《文昭关》的是公认的代表杰作,但继承的难度很大,传人中只有王风卿还能差强人意,其他就薪传乏人了。杨宝森创造的《文昭关》,则是一出别辟蹊径,与汪派的风格迥异的具有自己特色的代表剧目。汪桂芬的嗓音高达正宫调,他的脑后音共鸣的宏阔雄浑,古今罕见,他的唱腔逢高必拔,陡起嘎调,犹如巨瀑倒流,惊天撼地,以杨宝森后来的嗓音条件,要想唱汪派的《文昭关》,根本不可能。杨宝森这出戏曾受过王风卿的指点,但最终却是按照自己的条件,吸取了汪派的某些唱法,创造了完全是另一种风格的杨派唱法的《文昭关》。杨派唱法的《文昭关》在今天流行广泛的程度,已远非汪派的《文昭关》所能企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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