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塔勒布指出，黑天鹅事件有以下三个特点：稀有性、冲击性和事后（而不是事前）可预测性。稀有性和冲击性，我们在前面都聊过。事后（而不是事前）可预测性是指黑天鹅事件虽然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制理由，并且或多或少认为它是可以解释和可以预测的。① 这种事后可预测性，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心理学家卡尼曼称之为“后见之名”的偏见。因为后见之明，所以即使我们经历了黑天鹅的冲击，下一次还是会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是预测不了下一次黑天鹅的到来。 在之前的文章，我们理解了我们脑中的思维之网，在我们表达之时，立体的思维之网按照句法即语言的规则，逻辑的、顺序的、因果的进行了编排，成为一种线性的表达，这就是叙述，由于叙述是对思维的逻辑化、因果化、顺序化整理，不可避免把事实整理为事实的解释，按照塔勒布的说法就是把简化、概括、因果关系强加到了事物之上，事实变成了“事实的解释”，塔勒布称为“叙述谬误”。 在这里，我们也许会有个错觉，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思维之网就像一台计算机，事实原封不动地存储在那里，等待我们的调用，这是一种类比，也仅仅是一种比喻，因为我们的记忆结构不是一台计算机。 心理学家雷德.海蒂斯在《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一书中写道：人们关于复杂事件的记忆基本上是一个重构的过程。正如小说家格里耶所说：“记忆属于想象。人类的记忆并不像计算机那样记录所有的事情；它（记忆）属于想象过程的一部分，有点像创造发明。”回忆以一定的方式组织是为了便于理解现在，因此强化了我们过去如何决定现在的信念。总体而言，我们逐字逐句地编造了关于生活以及现实世界的故事，我们使记忆与故事之间相互吻合，这一点又强化了我们对它们的信任。通常是故事造就了记忆，而非想法。② 在对人类大脑的神经学研究也证实了人类的记忆并不是原样的精确存储，而是一个价值判断为基础的选择系统。著名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杰拉尔德.埃德尔曼说：“我们的大脑毫无疑问正是选择系统。根据神经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对一个事件的记忆是通过突触的强化和弱化改变原始回路连接的动态系统属性。在主体的大脑中，是根据记忆回想，通过折返回路的激发产生出对物体的想象和思维。在这种情形下，图像通过大脑与自己的对话产生出来。记忆在价值系统影响之下进行了重新组织，放弃了极端的精确以换取联想能力。”③ 卡尼曼说：将从前的事编成叙事故事的大脑区域是构建意义的器官。当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时，我们会立即调整自己的世界观以适应这种意外。大脑的局限性导致一旦接受了一种新的世界观（或者对世界某一方面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你立即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回忆能力，无法回想起自己观点改变前的那些想法。 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大A股的韭菜，看看有没有共鸣。我自己是老股民，当然投的钱不多，经常会选定一只投资的股票，一般的过程是这样，有朋友推荐或者其他什么机缘让我注意到它，然后对它进行资料分析，行业趋势分析，企业竞争分析等等，最后认定这是一个在一定价位下值得投资的好标的，在对价格趋势做出判断，并且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后终于在某一天买了这只股票。 预测只有一个检验方式，就是下注，如果不下注，我永远不会真的记得我曾经是怎样做出的判断，而下注把这个决策动作固化了。以后一段时间，如我所料，股价稳步上升，公司的公开资料也不断验证我的预判。 不料，有一天风云突变，当我打开电脑时发现一直稳定的它，突然下跌，跌幅还不小，赶紧去查查，也没发现什么，似乎一切正常，唯一能做的就如郑少秋所说：“不要慌这是正常技术调整”，随后几天，连续的下跌，每一天都在考验自己，我开始回想之前为何会做出这个投资判断，哪里错了？越来越多的之前没有留意到的不利细节被自己发现，最终，我发现，原来我就是看错了，原来那个判断是错误的，而且之前我就知道，不知怎么地错判了，在焦虑了几天后，终于彻底改变了对这个股票的看法，赶紧斩仓了事。 在这个过程里，也许这个企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也许市场也什么也没有发生，股票也许只是涨涨跌跌，但是我的观点和信念却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因为股票有价格的结果，这个结果改变了，有道是三个跌停世界观就改变了，世界观改变了，那些原来证实的证据都变得淡了，原来忽略的东西又回到记忆里，我是这样觉着，心理学家说那是根据结果我们重新构建了记忆，我会觉着，其实我早就觉着这个股票有问题，其实我早就知道，只是当时可能忽略了什么，不管怎样现在赶紧改过来。 巴泽曼教授在《管理决策的判断中》一书中举了这样几个例子，假想你处于下列情境中： 你能在上面的例子中看到自己的行为吗？你是不是经常听到自己或者别人说类似的话？在人们弄明白决策结果之前，通常不太擅长回忆或者重构不确定情境是如何起作用的。你真的早知道应该向左拐？那位高级副总真的能预测到你的研究结果？我真的早知道当时那个股票的决策是错的？ 可能不是，如果当时预测是不好的，我怎么会下注，可是后来我为什么轻而易举地修正了之前的观点？巴泽曼教授说：我们会根据后来了解的信息，倾向于高估在这之前的知识。当人们回顾自己以及别人的判断时，“后见之明”偏差经常会出现。④ J.B.S.霍尔丹说：理论的被认可有四个阶段：一是“毫无价值的胡说”；二是“这有点意识，不过观点是错误的”；三是“对的，但是没有什么价值”；四是“我早就说过了。”⑤ 有时候，当我们认为事情发生变化，即使后来变化并没有发生，我们依然会回忆出发生了变化。为了使回忆与信念一致，我们会倾向于（无意识地）改变之前的记忆。心理学实验证明，当我们相信改变已经发生时，我们会倾向于扭曲过去，以使之与改变一致。⑥例如我选的股票，我会扭曲回忆夸大之前没有在意的一些因素或者细节，使之符合我改变了以后的信念。 很多心理学家曾经研究过人们观念发生改变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问题。实验人员选了一个尚无定论的话题，例如死刑，实验人员先测试并记录受试者的态度，随后给受试者一组颇有说服力的信息，可能是肯定或者否定的，总之与之前他们态度相反。然后实验人员再次测试受试者态度，多数情况下，受试者现在的态度取决于之前接受的一组信息，导致现在的观点往往与之前记录的是相反。最后，受试者要说出自己在实验前的观点。实验结果是，受试者在被问到之前的观点时，说的往往是现在的观点。而大部分人无法相信他们之前的观点和现在的观点有所不同。⑦ 这说明，人们无法重构过去的想法，所谓的回忆直接受到当下情景的影响，这些回忆被你现在的观点或者信念扭曲了，让你以为原来就知道或者原来就是这么想的。 塔勒布说：“在记忆中，我们会更容易记住那些符合某种叙述的过去事实，而忽略那些看上去在该叙述中不扮演因果关系角色的部分。这种无法记住事件的真正顺序，却记住被重组的事实的情况，使历史事后看上去比实际更可解释。”⑧ 心理学家巴鲁克.费斯科霍夫率先揭示了“我早就知道”效应，或者说“后见之明”现象，当时他还在耶路撒冷读书。在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之前，费斯科霍夫作了一项调查，受试者需要对尼克松此次破冰之行可能出现的15种可能性作出评估。尼克松访问结束后，费斯科霍夫让那些人回想15个可能出现的结果的预测。结果很明显，如果一个事件真的发生了，人们会夸大自己此前作出的预测的可能性；如果可能的事件并未发生，受试者就会错误地回忆说当初自己一直都认为此事发生的可能性不大。⑨ 雷德.海蒂斯指出：“我们心智的一个主要功能在于创造一个模型，以揭示我们当前处于什么样的情境，例如我们发现一个之前信赖的人实际是不值得信赖的，我们会调整自己关于那个人的心理模型，使自己即便身处困境也不要依赖他。为了使情景模型保持最新，我们就需要不断更新关于我们在哪里以及将要发生什么的想法。但是，当我们忙于这种不断调整的过程时，我们就遗忘了过去，发现很难重新找回过去所思甚至所做的事。”⑩ 关于后见之明，塔勒布总结道：“传统智慧认为，记忆是计算机磁盘一样的序列存储器。实际上，记忆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记忆更多是一台自动进行动态更新的机器，你记住的是你最后一次回忆的事件，并且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每次重新回忆时就改写故事一次。所以，我们是让记忆也符合因果关系，并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改写它们。我们不断根据事件发生之后我们觉得有道理的逻辑重新叙述过去的事件。” 按照自己想要的结论来扭曲事实似乎是人类的本性。⑾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