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思想家们眼中的儒家思想体系

儒家思想在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影响长达2500多年，然而在欧洲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却被人忽视，无人知晓。但是自十七世纪特别是启蒙运动（十八世纪）以来，儒家思想在欧洲被真正欣喜若狂地接受。启蒙主义者认为，《论语》是仅从自然理性而不需要宗教和束缚人的教会说教权威，便能获得一种关于道德的令人称道的证明。令启蒙主义者神往的是《论语》浅显易懂，伦理原则质朴以及这些伦理原则久远的历史，以此为后人确定了批评的道路。然而孔子认为自己是承袭传统的思想，而非本来提出这些传统的思想家，这一点赋予了他的学说一种远古时期的质朴。这种质朴清楚地再现了自然的力量。德国启蒙运动时期伟大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范例能够像孔子所代表的中国人的信念那样，向人们表明自然力量的作用范围。但是也不乏对孔子的批评。伏尔泰在评价中国人时这样写道：“（他们的）孔子既没有给予他们新的世界观，也没有带给他们新的礼治，他既没有启迪人们的神灵，也不是先知，他只是传授古代法则的智者……他只是向人们建议道德，却没有传授任何奥秘。”对于廷塔尔（Tindal）来说，孔子向人们展示的是一种仅剩道德核心的基督福音的更纯粹更清楚的幻想：“我把孔子和耶稣基督的准则作了比较，因此我认为孔子清晰质朴的准则有助于阐明后者准则中许多模糊不清的东西。”对于启蒙时代，孔子是高于基督以前时代包括苏格拉底在内的伦理学家们的权威。

自然与理性的统一构成了十八世纪赞赏中国文化的主要支柱。不论是从孔子泛道德主义的“中庸”还是从著名的新儒家的理论中，人们解读到了启蒙主义者通过文艺复兴从斯多葛派那里承袭过来的同一种完整的世界观，随着康德的批判主义哲学战胜这种宇宙观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扬弃这种宇宙观，对中国的兴趣便失去了哲学基础。那些启蒙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他们所理解的孔子学说的特点，如质朴、原始、非预言、植根于对世界的完整认识等，现在统统成了一种“物质的”（黑格尔），即静止的、不变的、一开始便僵化的、被欧洲的进步抛在后面的文化印迹。康德认为，“孔子的”非抽象的“全部道德是由令人难以承受的道德格言组成的，因为这些格言每个人都能够背诵”。黑格尔则证明，从孔子“大众化的道德中不能获取特别重要的东西”。黑格尔这样写道：“从他的著作中可以这样判断，假如这些著作还没有翻译，孔子的名声可能会更好。”

上述对于孔子的评价，从内容上说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在此之前，费纳罗（Fenelo）在其著作《死人的对话》里，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均批评了他们那个时代对中国的狂热。同样，赫尔德在其著作《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中抨击了“中国的奴隶文化”。关于孔子他写道：“……对我来说，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名字，虽然我马上看到了他对人们的束缚。他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他的政治道德，迫使下层民众和中国的国家机构永远接受这种束缚。由于这种束缚，这个民族像地球上一些其他的民族一样，在他的教育下仿佛停留在稚童阶段。”

在赫尔德所描写的有关中国的观点中，几乎没有哪一个不在黑格尔那里重复再现。然而这些观点却依然有力地影响着西方科学。马克斯·韦伯认为，孔子代表着一种仅仅是适应社会的伦理学，提供的不再是一种从社会学角度来丰富德国理想主义所代表的观点。汉学界特别是德语国家的汉学界——当然也有例外——一直受到那种未开化的、固守在神话中的文化形象的影响。直到今天，那种延续到十八世纪的、赫尔德发表的关于中国人幼稚无知的普遍观点还在影响着汉学界。那种与此相关的完全实证主义的观点，仅仅是以中国停滞不前和失败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在这里，想要发现关于中国前途、发展潜力和掩盖在倒退后面的、几乎察觉不到的原始动力的视角是徒劳的。

即使现代人对孔子的一些评价也是令人吃惊的，孔子被看作理性主义者而受到冷落。复吾康（Franke）这样评价孔子：“不论是其本人还是其著作均不具有现实意义的特征。他是一位规矩的道德家，认为凭借道德说教便能恢复已破坏的秩序，正如事实所证明的，为此只需要政权的暴力。”

一种致力于文化交往的观点能够打开人们的眼界，以另外一种视角观察问题，亚斯佩尔斯（Jaspers）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启蒙运动以来，他是唯一的一位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把孔子视为“伟人”的伟大哲学家。在孔子身上，他看到了“中国的不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的第一个伟大的理性之光”。亚斯佩尔斯认为，研究孔子对于我们非常重要，因为从另一方面来说“关系到我们自己”。他写道：“观察他人理解他人能帮助我们看清自己，能够克服任何一种自我封闭的历史观点可能造成的束缚。”

法兰克福的汉学家海纳尔·罗茨（Heiner Roetz）反对歪曲孔子并将其简单化：“完全应该反对将孔子归于启蒙运动以前的毫无原则的传统主义，或将其归入启蒙运动以后的唯美主义，因为与他的许多后来的乃至当今的追随者相比，在所有与传统和他的思想方法的相关问题上，他认识到必须以‘内心的道德（仁）’对‘礼’进行补充。”

在我们深入阐述学者关于孔子的争论之前，我想先研究他的学说。这里主要引述《论语》中的观点，因为《论语》使我们离孔子更近因此也就更真实。孔子经常被误解（不仅在德国，甚至在中国也是如此）并因此而受到批判，原因是他的学说是由他的学生和传人发展起来的，并且在儒家这面大旗下形成了不同的体系。即使在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由孟子和荀子整理的孔子思想，虽然更抽象、更条理、更系统，但却有其局限性，而这种局限在《论语》中还不明显。特别是在清王朝（公元1644-1912 年）儒家经历了上升成为教条并且使这一地位得到巩固的过程。然而这种教条对于孔子本人来说是根本不合适的，因此孔子本人和中国给欧洲人一种僵化的形象，而这种形象绝非其本来的真实面目。二十世纪，这位老夫子经历了一个对其崇拜的奇怪的高潮。这个行将灭亡的帝国在其垂死挣扎阶段，把孔子抬到了与天地同祭的神祗的高度，并以孔子来纪年。但是这种与西方强有力的竞争平分秋色的荒唐企图成效甚微一一被看作孔子学说化身的古老帝国的末日已经屈指可数。本世纪六十年代特别是1973年至1974年，中国再次经历了一场批判儒家的浪潮（其激烈程度与公元前221－210年相似）。但是，中国的教育机构和公共舆论界再次呈现出对孔子非僵化的、坦诚的、正面的评价。在欧洲，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对孔子那模糊不清的被歪曲的形象中解脱出来。

乌利希 · 道姆

（慕尼黑语言翻译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