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人都有母校，说起母校都是满满的骄傲。我的母校是三中（关王中学现址），虽说“三中”已经不存在了，安平原来的二中改三中了，我们仍然为之骄傲，当然是为老三中。  原安仁三中24班（文科班）合照 初入三中是81年，读两年，一中同届的改读三年了。高一时在20班，分科后学文科是21班。这届里，三中留了四个尖子李发生、段光明、谭勇、何小平，没有参加中考，高一都分在20班，后来都考上了本科、重点大学，是我们这届的骄傲，也是三中的骄傲。 那时候高考前要筛选，第一次高考筛选我差0.5分没上线，回家去扎扎实实当了一年多农民，农民的苦真是苦不堪言无法忍受，无路可走只得再下死心来三中插班，幸好20班时的班主任肖发庭老师当副校长了，如果不是这个，我进不了三中。肖老师就是我的福星，决定我命运的第一人。 找到肖老师时，他对我记忆犹新，劈头就说，当时要你攒劲读，你不听，早知道你要后悔，可给你读也不一定考得起啊？我说，当年和我差不多的都考上了，有的还考上了本科，我中专总考得上的吧。看我这样说，肖老师就同意让我试试。但不同意直接插高三，说，那样就是考上了，也不会是什么好大学，最多是个中专。肖老师的希望高一些。我听了肖老师的，插入25班读高二。事实证明是对的，86年高考，考上重点大学，那年安仁文科上重点线5个人，能在三中考起，的确是难得的。 偏僻山沟里的三中，高考一直是不错的。我们进校时，就听老师们讲前面的胡泽勇、钟大兴，一文一理，考到了军医大、湘大。83年李发生、段光明、谭勇，两个湖大，一个师大。84年也出了几个本科，85年谭国清中山大学，86年我考了个重点，理科出了几个本科。87年有吉林大学、中南、湘大。这在安仁教育界算是一个奇迹。当时的三中和一中，甚至二中，都是无法比的，老师队伍不齐，好多都不是专业的，打出了安仁教育史上的奇迹。 回过头看，那时候三中的条件真是艰苦。一天三餐，基本上是粉丝、海带、南瓜。那海带总是洗不干净，上面粘着海藻之类的东西，硌牙，一股海水的苦涩味，难吃。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吃海带。粉丝里不时会拨出黑乎乎的老鼠屎，发起来后有点像黑豆豉，夹起来丢掉，继续吃，也不觉得恶心，不吃的话，挨饿的滋味更加难受。三年书读下来，差不多就吃了一年的粉丝、一年的海带。青黄不接的时候没菜了，早餐可能会是辣萝卜条，一点油也没有，刮得肠子都有点痛。偶尔还会用红薯、辣子灰打汤做菜吃。一个学期可能吃上一两次肉、豆腐，那真是有点像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很少发生的事情。初夏的时候，经常还会吃西葫芦，不知怎么的，每次吃西葫芦，我都会拉肚子，实在是莫名其妙，有时候想心理恐惧可能也会造成拉肚子的。 也许三中的老师天生有一种苦中作乐的因子，都有一种精神、情怀。这与当今物欲横流、日益世俗、市场法则扫荡一切是格格不入的。很庆幸，更感谢那个纯洁的时代，奋斗的时代。更感激三中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有一群甘于奉献、孜孜不倦的老师，他们用生命诠释“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塑造了三中价值、三中精神，创造了“三中现象”。帮助我们从狮子山上启航，云帆高挂，走出乡村，走向远方。在我们心底播下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种子。这是我们青春的底色，精神的基因。 民国时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是这样，中学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老“三中”之所以声名鹊起，人才辈出，不就是有一群优秀老师支撑起那时“三中”那一片天空吗？那是三中的蓝天白云，阳光雨露，沐浴着莘莘学子茁壮成长。一根教鞭传知识，两支粉笔写春秋，满腔热血做奉献，蜡烛成灰泪始干。这里走出了一位位一中校长，侯瑜生、刘冠群、周邦全，二中校长的李凤尘、曹仁苇，三中校长何福汉。孕育了一大批名师。 语文老师周邦全、陈石林，他们俩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郴州师专中文系科班出身。刚恢复高考那几届大学生，没有几把刷子，是不可能在躬耕陇亩多年没怎么复习就能够考上大学的，他们大多数人生阅历丰富，知识扎实。周帮全老师，讲课教学有板有眼，系统专业规范，尤其注重知识点的全覆盖，强调扎实打基础，考试效果明显。陈石林老师则是另外一种风格，讲课生动活泼，抑扬顿挫，声情并茂，融入其境，肢体语言丰富，摇头摆尾的，让人流连忘返。 文理分科后我到了24班，教室就和陈石林老师的宿舍隔壁，每每下晚自习后，都会到陈老师宿舍天南海北胡吹一通，才兴味犹存恋恋不舍地回宿舍睡觉。高考前夕一晚，下自习后我又在陈老师那胡吹，一时兴起请陈老师预测，我们班最好的能考到哪里去？陈老师想了半天，犹豫再三，似乎还照顾了面子说，郴州师专吧。他万万没想到，我们那届，郴州师专倒是没有一个，零陵师专一下考了四个，还考了一个重点大学。一个职业中学，学果树栽培，考出这样的成绩，有点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后话。 高考后估分，那年预测本科线是495分，我很认真地估了518分，报给元生老师，他根本就不相信，不肯接。还说，不要好嬉，回去认真估。他认为我数学最后那道13分的题，通项公式没化简，要扣分。我却认为，根据数列求通项公式，再求极限，两问连起来，一步都没有少，不应该扣分。也许真如周老师所说，是扣分了，不然不知道我是哪里丢了3分。后来听谭兴录说他那年数学拿了120分，替周老师争了光。 很多同学都要感谢元生老师，我则更加，他数学教得好，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元生老师开始学历并不高，中师毕业，再到郴州师专数学系进修，回来后毛遂自荐带我们文科数学，虽然说初次带高三，但他有备而来，教新课，搞复习，有条不紊，步步推进，各种题型分门别类，高考知识点和出题规律把握得非常准确。 针对不同学生安排不同的教学方案。很早时元生老师就找我谈，说文科生要考本科，数学不好肯定不行，必须补上跛脚。给我们开小灶，每天一套题，一周一本，每月一本，覆盖了所有考点所有题型。我的数学就真的上去了。尤其让人惊奇的是，高考数学的前夜，元生老师如遇神助，突然召集同学们讲题，用归纳法求数列的通项公式。和高考最后那套题几乎一模一样，13分，最难的，120分的总分，好几个分数段呢。可惜那晚我并没有认真听，我用归纳法，开始没做出来，准备放弃，后来看反正还有时间，又来做，突然茅塞顿开，写出了通项公式，化简，求极限，写完最后的一笔，正好考试铃响。那年我们文科班高考数学100分以上的四五个，还有一个满分。周老师的第一炮打得好响，接着带高三，又考出了几个重点大学，江湖地位就定了，调到一中去了。后来又去省教育学院读书进修，道行更加深了。 调一中的还有物理老师李泽中，泽中老师讲课声音特别响亮，几乎整个校园里都可以听到他的讲课声。泽中老师有几句名言，不分文理科都知道，至今是开心笑料。泽中老师喜欢提问，每当学生答不出很简单的问题时，他就会勃然大怒，气势汹汹地骂，爱生心切、恨铁不成钢之意溢于言表。我是文科生，没有亲身领略泽中老师的课堂风采，也是一个遗憾。 还有侯廉春老师，他教政治，更是辉煌传奇，连续几年猜准了高考政治论述题，那可是难于上青天的事，但侯老师如囊中取物。侯老师还有一个独门绝技，他上课，从不带课本备课本，只带几支粉笔，一口气讲下去，直到最后一个字：下课。话音与下课铃齐飞，不会早一字也不晚一个字，课中从无犹豫、迟疑和停顿。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拍案叫绝。 英语老师段文明对我和彭飞说过的一句话，现在还在耳边响起。高考后漫长的等待中，一天中午，百无聊赖，坐卧不安。突然听有人说高考出成绩了，教育局出了红榜，三中有个上了重点线，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队里的。我高考改了名字，他们不知道。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一骨碌跳下床，叫上同街的彭飞，一口气地往三中赶，那时班车少，我们就爬货车，赶到二十多里外的三中看成绩。整个校园很安静，没几个人。段文明老师在守校，高考成绩在他那里。那时候通讯不发达，成绩是手记的，一路排下来，只有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标明了考号，我们凭记忆按照每个同学的座位号，排下来确认自己的成绩。一个五百多分，一个接近五百分，上线了应该没问题了。段老师给让我们喝粥，郑重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再爬车了，现在的命值钱了。当时听了很高兴，现在想起好心酸，一个高考，像一道鸿沟一样。也像一把刀子，在一代学子心上一刀一刀划过去。 教地理的是何思源老师，教历史的是黄宗光老师。黄宗光老师上课基本上是照本宣科，教我们答题，一个总法子，就是把所有能记得的知识点都写上去，如果是他改卷，他一定会给高分，可高考评分好像不是这样的。黄老师那时候白天教书，晚上还要到山里背树，给屋里盖房子，菜都是吃五分钱一餐的，最便宜的。有时候下决心要打个牙祭，放纵自己享受一下，还要给自己鼓励打气说，吃点好的唊（语气词），不要起了房子冇命住。 如今，在老三中人的心底，母校早已是一个记忆了，也已化为了一个符号，一个灵魂，一种价值，一种力量，一种精神，永远耸立在我们的心中，历史的深处。那是我们记忆的底版，精神的基因，动力的源泉，骄傲的母本。母校在我们的情怀中播下一颗颗种子，早就在我们心灵的沃土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发芽，生长，传承，发扬。  2016年聚会和老师们的合照 作者简介：厚冰，博士（北大博士后），原安仁三中24班（文科班）学生，1986年考入当时的全国重点大学湘潭大学哲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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