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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古籍中关于疫病的论述--刘景源教授主讲

 xyf4345 2020-03-07
刘景源教授简介

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国医名师、著名温病学家、内科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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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古籍中关于疫病的论述 来自刘景源教授学术交流平台 17:31

课程录音稿

各位朋友,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国古代是怎么抗击疫邪的。因为疫病自古以来就有,也可以说有了人类就有疫病。我们中国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疫病这个名词是什么时候?应该说甲骨文里面就提到了,它叫疾年,疾病的疾,疾年,那可想而知疾年就是疾病多发的年份。那什么情况下,疾病那么多呢?应该是有传染性的疾病,可以说这是最早关于疫病记载,它虽然不叫疫病,但是说的是疫病。

明代以前古籍中关于疫病的记载

在周代的文献里面就有记载,就提到了疫这个名词。这个疫当什么讲?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他说“疫,民皆疾也”。也就是说,疫就是老百姓很多人都得的疾病,它具有传染性。

在古代,非中医文献里面,就是说,一些古代其它的文献里面记载疫病的内容也不少。最早的医学文献《黄帝内经》里面就提到了疫,特别是在《素问·六元正纪大论》里面,提的内容比较多,就提到了疫病,而且提到它的传染性。

关于疫病的治疗,应该说最早见于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论》,它关于疫病有记载,而且有方有法有治疗。《伤寒论》的“伤寒例”里面提到:“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就是天气特别冷,突然很冷,“皆为时行寒疫也”这里面就提出了寒疫这个名词,“其病与温及暑病相似”,就是寒疫和温病、暑病它有相似点,都有发热。这里面就提到了寒疫,和温疫,和暑疫这些名词。

张仲景的《伤寒论》在他自己写的序里面他说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这段话说的什么意思呢?说张仲景的家族有200多口人,是个大家族。从汉献帝建安年起,不到10年的时间死亡了2/3, 在这2/3的人里面伤寒占了7/10,也就是说,200口人有100人死于伤寒。他所说的这个伤寒,那也就是包括受寒以后得的其它的病,其中应该说主要是指寒疫,主要具有传染性,要不然他不会10年之间死那么多人。那说明这个寒病它不是一般的寒证,应该是寒疫,死亡的人数非常多,具有传染性。

张仲景在《伤寒论》里面有很多方子都是能够治疗疫病的,比如说,我们这次新冠肺炎,用麻杏甘石汤、用白虎汤、用小柴胡汤、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半夏泻心汤,这些个在临床抗疫一线都用到了,那都是来自于《伤寒论》的。它们都对寒疫有治疗作用。

张仲景以后,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简称叫《肘后方》,《肘后方》里面也提到“伤寒、时行、温疫”,提到这三个名词,他说这三种病是同一种病,就说原本都是一样,也就是说,他们都有传染性,虽然临床表现不完全相同,季节不完全相同,但是它们都有相同点,都具有传染性。

再以后到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王焘的《外台秘要》里面也都有关于疫病的治疗和预防的方法,也都有很多的方剂。也就是说,在唐朝以前,我们中医学就对疫病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明清时代的疫病论著

01

《温疫论》

唐以后到宋代、元代,历代的文献对疫病都有记载,最突出的是明末。到了明末的吴又可写了一本书叫《温疫论》,他说“崇祯辛巳年”(也就是1641年),公元1641年闹了一场大温疫,这场温疫多大的面积呢?他说“浙省、两直、山东”,也就是说,浙江,两直指南直隶省是江苏、北直隶省是河北,中间还夹有山东,也就是东南沿海,从浙江、江苏、山东到河北,整个一条线涉及到4个省,闹了一场大的温疫。在这场温疫里面,吴又可通过治疗,他总结了一套治疗的方法。了解了它全面的方法,也就是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怎么传染的,从哪儿进入人体的?他说是从呼吸道,口、鼻而入,提出来从呼吸道进入人体。到哪儿?病位是在膜原。而且他创立了“达原散”,也叫“达原饮”。因为这个《温疫论》的版本非常多,就在清朝就有40多种版本,各版本写法不完全一样,有的词不完全一样,但内容是一样的,“达原饮”也有的叫“达原散”,这次的新冠肺炎也用到了。他这本书写的非常好,非常的完整,系统的论述了一个疫病。但是他这本书讲的是一个病,根据他这个书所记载的内容,传染的情况以及他的治疗,我觉得是一场重型流感,是大流感,传播的非常厉害。

今天我们认识到这个新冠肺炎是新型的冠状病毒,那个时候吴又可时代没有显微镜他看不到,但是他已经认识到它传染性非常强。传染到四个省,而且把症状描述的非常清楚。这个疫的特点,“民皆疾也”,就是说它具有传染性,《内经》里面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疫病来了以后,不管老人、小孩,得了这个病,表现基本上都相似,它有传染性。同时吴又可又提出来这个传染性的问题,它有的是鸡病鸭不病,牛病羊不病,互相之间不传,但是也有的混合传染,同时还可以出现人畜共患,人也得病,动物也得病,动物可以传染人。像这次新冠肺炎,可能就和动物传人有关。所以说,吴又可应该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医学家,非常伟大的疫病学家,他看得非常清楚,温疫来了以后“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传染性非常强,而且是从呼吸道传染,而且它提出来,“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说天地间有那么一种特殊的致病因素,他把它叫做戾气,暴戾的戾,也叫做疠气,就是疫疠的疠,也叫做异气。这种疫疠之气传染人是非常强烈的,他那时候交通不发达,他知道传染了四个省,其实不见得。按现在来说不见得有四个省,因为现在有火车、有飞机,人坐上飞机可以跑遍全世界,那个时候交通不发达,顶多牛车、骑马,跑的非常慢。所以他能够观察到四个省,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实际上我觉得他不见得限于四个省。所以说,它是一本不仅是我们中国医学史上,而且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一部非常成功的、非常优秀的第一部传染病著作。对后世有很大指导意义,但它讲的是一种病。

02

清代温病四大家的贡献

明清两代传染病非常多。据历史资料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一共500多年吧,传染病平均每4年大流行一次,就是每4年一次大流行,那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从吴又可《温疫论》问世之后,明清时代,中医学关于疫病的认识是越来越深刻,治疗的方法也越来越丰富,治疗的经验也越来越普及。在这里面最突出的医学家比如说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叫“叶、薛、吴、王”,清朝的四大家,这四大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温病、疫病进行了论述,创立了新的辨证体系。

张仲景的《伤寒论》讲六经辨证,是针对寒疫的,他把这个寒疫的发展分成六个阶段。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分这么六个阶段,对它进行了辨证论治。他主要是用辛温药,用辛温解表的方法。因为外感寒邪,寒邪非温不散,寒者热之嘛,用温药。

到明清阶段,温病的治疗,那就不用辛温的了,要用辛凉,要用凉药,这是一大发展。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讲的什么内容?他把温病的发展分成4个阶段,卫分证、气分证、营分证、血分证。

什么叫卫分证啊?卫分证实际上就是表证。也就是外感邪气侵犯人体,先侵犯体表,影响到人体保卫功能,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免疫功能。影响到人体的免疫能力,导致疾病的发生,首先是卫分证,也就是表证。当然了,温病是外感热邪造成的,风热邪气侵袭体表,导致体表的保卫功能失常,人就发病了。出现发热、恶寒这些症状,这就叫做卫分证。如果第一道防线卫分的邪气不解,邪气就要深入了。就像打仗一样,敌人打到国境线,如果国境线没有封锁住,那么他就深入里面去了,就深入到体内。

第二步就是到气分,什么叫气分?气分就是脏腑功能失常阶段。由于体表的保卫功能失常,再往里深入就深入到脏腑,导致脏腑的功能失常。主要是脏腑功能亢奋,出现高热,这就叫气分证。正邪相争,邪气一来,人体的正气就要和他斗争,人体的功能就亢奋,这就是气分证的表现,所以气分证以实证为多。当然,气分也有虚证,高热之后突然的出现了虚脱,那是属于气分的虚证,那是少数,大多数是气分的高热证。

如果气分脏腑功能亢奋,再继续深入发展,邪气就要深入血脉,邪气深入血脉之后,第一步先消耗血中的津液,血中的津液受损,出现一系列阴虚里热的表现。当然,还是外感邪气造成的,那就叫营分证。如果再进一步的发展,就导致耗血动血,也就是说,导致出血,或者是肝血肾精大量的损伤,就出现了血分证。所以,卫气营血辨证是把外感温热邪气侵犯人体分成四个阶段,卫分、气分、营分、血分,有四个阶段,它们的表现不同,所以治法也不同,都有相应的方剂。

叶天士之后的吴鞠通又写了一本《温病条辨》。《温病条辨》这本书很有名,它是根据叶天士的温病理论,同时又把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里面非常有效的临床方剂加以总结,加上他自己的体会写的这么一本书叫做《温病条辨》。他提出来三焦辨证,什么叫三焦辨证?把人体分成上、中、下三个部位。上焦是心、肺,中焦是脾、胃,下焦是肝、肾,当然下焦也包括膀胱。整个把人体分成三大块,也就是定位诊断。他把它分成三部分,上焦的病就是心、肺的病,中焦的病就是脾、胃的病,下焦的病就是肝、肾的病。

根据热邪侵犯人体,先上后下,从上往下发展,这叫顺传,把它分成这么三个部位,也可以说是三个阶段。但是三焦有定位功能,它分阶段分的不那么清,所以在《温病条辨》里面,它把三焦辨证和卫气营血结合起来用,用三焦辨证来定位,用卫气营血辨证来划分阶段。这样,这个病,你看定性它是外感热邪,定位是上、中、下三焦,阶段是卫、气、营、血,这个诊断就非常明确了。就从大范围到小范围,一步一步的步步为营,把这个病给你确定到某个部位,针对这个部位来进行治疗。他提出来“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什么意思?上焦的病要用轻扬的,像羽毛一样非常轻的药,才能够透邪外出,因为上焦在表,容易透邪外出。中焦保持脾胃的升降平衡,“非平不安”,就像那秤杆一样,你这个秤盘上搁上一斤,你那称杆就得搁在那一斤上,你如果不搁,它就不平衡了。所以要保持脾胃的升降平衡,祛除邪气,恢复人体脾胃动态平衡。“治下焦如权”,下焦如果肝肾阴虚,就容易出现动风。所以,他就比喻好像秤砣一样,就像天平的砝码一样,用重镇的药,有重镇潜阳作用,这样就能够息风。

所以说,叶天士和吴鞠通对温病学的贡献非常大。从叶天士提出来卫气营血辨证,就创立了温病学派。吴鞠通又丰富的叶天士理论,对后世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后世治疗温病,治疗疫病,基本上按照张仲景、叶天士、吴鞠通,这几位大家的思路。寒疫就用六经辨证,温疫就用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其中寒疫可以夹湿,热疫可以夹湿。温疫可以夹湿,那是湿热疫,寒疫可以夹湿,那是寒湿疫。

近年来大家好像一说传染病,大多都说是温疫。这个叫法不确切,应该说,疫病有寒疫,有温疫,有寒湿疫,也有湿热疫,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寒湿疫,你就得按照《伤寒论》的治法;湿热疫,你就得按照温病的治法。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不要拘泥寒还是热,寒也有,热也有,不要拘泥一法。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总而言之,我们历代的先贤,我们的前辈,对疫病的观察是非常详细的。他们在临床中总结的经验,从疫病过去之后就进行总结,写出了很多的著作,不光是一本《温疫论》,尤其明、清时代,关于疫病记载的书籍是非常之多,但是大多数都是专病专书。比如说《温疫论》,它就记载了一个病,我看它就是个流感,也可能是有什么病毒,但是吴又可没看见,所以他就把它叫做疫病,他说那是湿热疫。后来关于鼠疫,清代末年关于鼠疫的书也很多。还有猩红热,中医叫作烂喉痧,写这类书也不少。就是说,那时候人们针对一场疫病,就做一次总结,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勤劳、非常优秀的民族。我们闹一场温疫就进行一场的总结,总结之后传给后人,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应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非常先进的,中医学到现在,也应该说保持常胜不败。就这次的疫病,实际上西医没有什么办法,具体治疗药物应该说没有,没有抗病毒药。可是我们中医没有抗病毒这一说法,有人说中医现在没有确切的抗病毒的药物,其实我们中医就没有病毒这一说,我们是把它叫做疫。是辨证论治,有这个证候我们就这么治疗,不存在抗病毒药物的问题,所以拿着抗病毒来衡量中医那是错误的。

我们中医讲辨证论治,因时、因地、因人,不同地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季节,不同的人,得了病,治法就不一样。总的来说,疫病具有传染性,“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应该有统一的治法。但是根据个人体质不一样,又有所变化。同一个人,不同的阶段,比如说第1天用什么药?第3天用什么药?第5天用什么药?那个方子一般来说就一两天一换,所以治疗非常的灵活。因为它灵活,所以中药用了几千年,不存在抗药性的问题,病来了我们就能上,战就能胜。我们中国古代给我们留下这些宝贵遗产,作为我们这些子孙后代来讲,应该非常好的继承。中药对抗疫来讲,从古代的时候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今天也是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祖国医学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造福了子孙后代,而且我们把中医学传下去,我们继续给我们子孙后代造福。这,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中医人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谢谢大家!

刘景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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