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鹏：我与荣春社的难忘情缘

      这是在2011年岁末2012年年初，由朱云鹏先生口述，我代为整理的一篇回忆他荣春社学习生活的短文。整理成文后，我将文稿寄给朱老，朱老经人读后，认为“内容空洞”，故这篇文章便没有寄出发表，而是保存在我的电脑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硬盘文学”。孰料2012年12月23日朱老弃世远行。一年后，由我和南昊兄合写的怀念先生的文章在《中国京剧》上发表，作为受到朱老教授指点过的学生，我们的心中感到些许的安慰。近日整理电脑，意外发现了这篇文稿，使我回想起很多。朱老已经故去，这篇他回忆在荣春社生活点滴的文章已不可能再进行修改和发表了，于是，我想到把它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以此怀念令人爱戴的朱云鹏先生。 

2013年岁杪乐之记于盛京南郊无尘轩北窗 

（口述：朱云鹏  记录：刘新阳）

       回忆八十多年走过的人生，在我的从艺生涯中曾经遇到过很多前辈、名家和大师的提携与帮助。进入老年后，常常回忆前尘，不能使我忘怀的其中之一就是我在北京荣春社深造、演出的日子。

      最初，我只是一个在上海天蟾舞台搭班唱唱《黄金台》、《跑城》、《卖马》一类“帽儿戏”的青年演员，因在程砚秋先生天蟾演出《锁麟囊》中“钻锅”演出了赵禄寒一个角色救了场，得到了程先生的提携。在得知我有志到北平继续深造后，程先生把我从上海带到北平，之后又同尚小云先生联系，把我安插在尚先生的荣春社科班继续深造。

      1946年农历五月十五，经程砚秋先生与尚小云先生打电话，我在李春林、我的义父阎世祥二位先生的带领下，第一次来到椿树上二条胡同的荣春社，也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尚小云先生。当时是五月天，尚先生身穿纺绸裤褂，手提两个棒槌，浑身是汗。李五爷见状忙问尚先生：“您这是干嘛呢？”尚先生一面招呼我们进屋落座，一面解释说：“盛章、少春要演《巴骆和》，我的巴九奶奶，所以得练练。这功夫一个礼拜不练，就让你自己知道……”说话间，我随同李、阎二位先生被让到尚先生的客厅，尚先生的客厅是两间正房，屋内有两面立地的大镜子，还有多宝阁，上面摆放着很多古董。落座后，义父和李五爷向尚先生引荐了我，尚先生问我：“开蒙学的什么？”

      “武生。”

      “为什么学武生？”

      “我从小跟我姐夫黄宝岩学戏，所以开蒙是武生。”

      也许是尚先生也是武生开蒙的缘故，老人家听了我的回答很是高兴，在问了我都学过哪些戏后，尚先生便请来荣春社的耿明义先生，对我进行了带有摸底性质的入科考试——先让我素身连唱带做的表演了《夜奔》的头一场，之后又让我走了《定军山》和《战太平》里的一些身段，还听了我吊嗓。义父阎世祥见尚先生和耿先生对我的表现还算满意，便向尚先生提出“要不要给云鹏按社里排字？”尚先生说：“按理应该叫云鹏在‘长’字科，可是‘长鹏’又不响亮；先不急着改名，容以后再慢慢琢磨”，又说“先登报，就写本社上海新到青年余派老生朱云鹏参加演出《红鬃烈马》。”就这样，我得到了尚先生的首肯，给师父行了礼，就算进入了荣春社。

      在《红鬃烈马》里我演薛平贵，长麟师哥饰演王宝钏、田荣芬饰演代战公主。长春师哥在《红鬃烈马》的前面演《水淹七军》。因为第一次与荣春社合作，所以师父亲自排戏和把场。经过排戏，我加入荣春社后的首次登台在华北戏院，演出反映很好，之后除了《红鬃烈马》，我又相继在荣春社排演了《碰碑》、《四郎探母》、《打严嵩》等戏，都是在华北、华乐戏院演出，其中反映最好的是《碰碑》，后来杨宝森先生也是在华乐听了我的《碰碑》才同意收我做徒弟的，那时我还在京城最有名的大北照相馆拍了《碰碑》老令公的剧照。在师父的提携下，我还在师父的《汉明妃》《墨黛》中配演过角色。

      在荣春社的时候，我吃住都在义父阎世祥的家里。义父的家在窑台附近的红土庙，有戏的时候，科班会事先让“水锅”到义父家通知我什么时间到椿树上二条排戏。没戏时，我就在义父的安排下，起早到陶然亭喊嗓子，之后请朱家夔、杨宝忠先生给我吊嗓说唱，还向莫敬一先生请教。另外，我还向陈少五先生学了汪派的《文昭关》、《下河东》、《江东桥》等扎基础的老戏，《江东桥》又叫《挡谅》，是京剧“三挡”之一，可惜现在已经没人演这戏了。因排戏的原因，有时我也在荣春社吃饭，而且非但吃，我还是与师父一起吃。我是南方人，平时爱吃豆制品，最喜欢吃的是豆皮儿，所以荣春社的师兄弟们还给我起了个绰号，叫“豆腐皮儿”。当时在荣春社演出的老生还有徐荣奎和徐荣春。

      在荣春社的深造和锻炼，使我的技艺也有了提高，开始崭露头角。在1948年8月，经李春林、阎世祥的介绍，拜“四大须生”之一杨宝森先生门下专研“杨派”艺术。1948年底，民国政府的反动统治，米贵如珠，师父尽量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惜变卖家产来维持荣春社，但最终还是抵不过昏聩的世道，无奈荣春社“报散”。离开荣春社后，我先后搭过张云溪、张春华、云燕铭、赵蕴秋的班儿，都是挂二牌老生，在北平的各大剧院演出。后来，因老母只身在沪，我才不得不离开北平回到上海。

      全国解放后，我流动演出于山东各地。1955年在烟台演出时，我与尚剧团不期而遇。我在看了师父的《汉明妃》后去后台拜见他，因多年不见，倍感亲切。在询问了我离开北京后的情况后，师父问我：“看我现在演出怎么样？还行吗？”我说：“您那三个像蝴蝶飞的大圆场，脚底下比我在北平看您戏的时候还要‘溜’！”听了我的回答，生性豪爽、从不遮掩的师父显得有些不满意，对我说：“你这个孩子滑头！不老实，说瞎话捧我开心！”我笑着对师父说：“您别生气，您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过去您在北平的时候，有时一个月也演不上一两回，像《汉明妃》这样的戏更是一个月也不露一回。现在全国解放了，您的‘尚剧团’全国跑，十天一个码头，每到一个码头，必贴您的《汉明妃》。算下来，现在您的《汉明妃》一个月差不多就要演两次。过去您对我说‘功夫不练，一个礼拜就让自己知道’，可是您现在就当练功吧，一个月还得在台上练两回《汉明妃》呢，您脚底下怎么可能不比过去‘溜’呢？您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师父听我这么说，立时变得开心起来，笑着说：“好小子！说的有点道理！人啊，越老越不能歇，要出来演出，老了不能闲着……”这是解放后我见到师父见面时一次有趣的对话。

       1979年，我在导演黔剧《奢香夫人》中因车祸造成腿伤，养病期间应荀夫人张伟君师母（从我爱人李妙春那里论）之邀，从贵州架双拐到北京住在宣外山西街13号的荀宅，与徐凌云一起协助师母起草《荀慧生传略》的初稿。期间恰逢长春师哥从齐齐哈尔回北京，经常去荀府做客，只要我与长春师哥在荀府碰面，知道我们都喜小酌的荀师母就会主动拿出一瓶董酒，笑着对我和长春说：“今天这瓶董酒就是你们俩的了！”我和长春就在荀府对酌，彼此都是劫后余生，抚今追昔，好不痛快。长春师哥不仅教戏严格，而且快人快语，从不遮掩，还很较真，为人颇似尚先生。针对当时有个天津武生演员说“现在北京没有武生”的话，长春师哥不仅不认同，而且还专门找到武生名家高盛麟去评理，当然盛麟对“北京没有武生”这个说法也不认同。为此，长春师哥曾依然不平地和我说“你说！这叫什么话？”

      就在几年前，我与长荣师弟在上海相逢，已经是全国剧协主席的长荣师弟还特地请我和老伴儿吃饭。席间，长荣师弟对我说，他清楚地记得师父给我排戏、把场的事，并说“当时，老爷子给您排戏，我们都去看了……”然而，当我们对坐历数当年在荣春社共同学戏、演出的师兄弟如今都有哪些位尚在世上时，彼此又都充满着对往日的无限怀念和对生者的祝福。 

2012年1月9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