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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业 目前我国各大学中文系很多毕业生，谈起中国古代文学来头头是道——可以从《尚书》一直侃到《红楼梦》，从“竟陵八友”一直扯到“竟陵派”，从杜甫的沉郁顿挫一直讲到姜夔的清空峭拔，但一涉及到作品就会两眼茫然——许多人根本没有见过《尚书》，有些人甚至没有翻过《红楼梦》；“竟陵八友”和“竟陵派”可能只知道人名，压根儿就不清楚此“竟陵”彼“竟陵”有哪些作品；杜甫的沉郁顿挫倒是早有耳闻，但到底如何沉郁怎样顿挫却没有体认，至于姜夔词的清空峭拔，他们更没有尝过也尝不出味道来。前年一所名牌大学的应届博士生到我们文学院应聘，带来了一厚本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明清杜甫接受史研究》，交谈间才知道他竟然从没有读完任何一种杜诗注本。不了解杜甫却写出了研究杜甫的博士学位论文，圈子外的人也许觉得这十分滑稽，作为一个古代文学教师则感到极其无奈。多年来，各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是通过“中国文学史”课程完成的，教师只在课堂上天花乱坠地向学生讲授一长串线索，一大堆概念，一大批作家，古代文学中的许多经典名篇，学生却很少读过，也很难读懂，更不可能去涵咏。学生们谈起来好像什么都知道，事实上古代文学的精髓他们什么也没学到。这种教法与学法类似于一种“买椟还珠”的现代笑话。本文试图从历史渊源追溯古代文学教学失误的原因，从古代文学特殊性入手探求其纠偏的途径。 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只关注古代文学知识的承传，而不重视诗文“义法”的学习，更不重视古体诗文的模拟和训练，因而，古代文学教学便逐渐从文学熏陶、典范模仿和写作指导，过渡到文学发展线索的掌握、文学常识的熟悉及文学研究能力的培养。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略》，并不是教学生如何写小说；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讲唐诗，也不是要教学生如何吟诗词；朱自清先生有名作《诗言志辨》，可他从不教自己的学生如何以诗言志，尽管他们本人都是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 朱光潜认为学习中国文学的重点，应是大量阅读经史子集经典名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课程设置，偏重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常识，无法让学生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髓。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混淆了古代文学的“治学”与“教学”，很少考虑古代文学自身的特点，也很少考虑现在中文系学生的实际水平。七八十年前中文系大学生，有的上大学之前受过私塾教育，有的熟读文史经典，有的可以写出漂亮的五七言律，对于古文基本不存在阅读障碍。他们已经诵读过大量古代文学作品，上大学后再通过老师将各知识“点”连成“线”，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课程设计有其合理性。那时候中文系学生国学功底较深，大学也完全实行精英教育，胡适在本科生中讲“整理国故”的方法，在课堂上还能赢得满堂喝彩，这除了胡先生的方法让人耳目一新外，也说明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能与胡适“心心相印”。与当年学生的古文功底相比，如今学生水平差了一大截。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文系学生水平没有做过调查，后三十年我在大学先当了近十年学生，接着当了二十多年先生，对这一时期大学生古文水平比较清楚。这些大学生上古代文学之前，他们所读到的古代文学作品仅限于中小学语文教材，可以说大多数人不能阅读古文，不少人即使参看现代注释也看不懂古代诗文。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还以文学史为中心，只是海阔天空地讲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或只是泛泛地讲什么意境优美语言清新，学生即使把文学史背得滚瓜烂熟，即使次次考试都得了满分，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学仍然了无心得。 文学史与古代文学属于两种不同的知识形态：前者属于历史，后者属于文学；前者是一种外在化的知识，它的获得和占有无须个体的心灵体验；后者是一种内在化的知识，它兼有“情”、“意”、“味”，只知其“意”而不知其“味”不领其“情”，就不是一名合格的文学。外在化的知识只须记忆和理解，内在化的知识还须感受和体验。学生要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就得知悉古代文学的艺术技巧，而把握古代文学艺术技巧绝非易事。 我们要重拾中国古代的诗学和文章学，以古代的诗学分析古代诗歌，以古代文章学分析古代的文章，将汉人的还给汉人，将唐人的还给唐人，只有这样，我们学生对古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学技巧，才会有深心体贴和细腻感受。系统学习西方的文论和美学，然后在与西方的比较中认识古代文学独特的艺术价值。如果只用单一理论体系和范畴，分析我国古代所有文学作品，那就像用同一把钥匙开所有锁一样愚蠢，它使我们既不能了解西方文学，更不能读懂我们的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教学上以中国文学史为中心，将古代文学变成了特殊的“史学”，现在当务之急是要“从以文学史为经”变为“以文学作品为本”，在课堂上重新回归文学本位，从当今大学生的实际水平出发，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应该倒转现行的课程设计：不再把古代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史参考资料”，而应让“中国文学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辅助教材”。在选择古代文学作品时，同时兼顾古人和今人的审美标准，尽可能选各个朝代、各种文体的代表作，选讲那些至今仍有旺盛艺术生命力的作品。另外，而要真正让下一代深得古代文学精髓，在讲析古代文学作家作品时，开始最好暂时“悬置”西方文学理论范畴，用古代诗学和文章学来分析古代诗文。不仅应当重开“历代作品选讲”，而且应该重开“古诗文习作”。这样，中国古代文学才不是一种死的“遗产”，而是一种仍然活在当下的文学；下一代或许能承续中华几千年的文脉，能将古代文学融入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建构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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