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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年）有七位杰出诗赋大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人们称之为“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皆是诗文大咖，文坛俊杰，他们是除了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之外，建安时期的文学成就的最佳代表。 明代画作《建安七子图》 建安七子中，除孔融“喜抨议时政”，一贯和曹操对着干，在建安十三年（208年）被杀外，其余六人都是先后投入曹操麾下，因才华受到曹操的器重，与曹丕曹植兄弟友善。 后来，被蔡邕称为“奇才”阮瑀于建安十七年（212年）病逝。 除了孔融被曹操所杀、阮瑀早逝外，建安七子中其余五人都被同一场瘟疫夺走了性命。 《后汉书·献帝本纪》记载：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是岁大疫。” 这场疫情极为严重，亡者无数，事后曹植曾撰写《说疫气》一文，其中说道：
在这场流行的大疫病中，每家每户都有有人染病而亡，有的甚至是全家乃至整个宗族死绝。 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大瘟疫在夺走千万人的性命，包括建安七子中剩余的五人。 建安二十二春，曹操正在南下“征孙权”的路上。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军居巢，二月，进军屯江西郝谿。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遂逼攻之，权退走。三月，王引军还，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 这是《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这里没有记载曹操为何退兵。 而根据《三国志》其他的史料记载，导致曹操退兵的正是这场空前的大疫。 《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记载道：“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 曹操军中士兵染上瘟疫，大量死亡。 “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 司马家族著名的“司马八达”之一的司马朗本人也未能幸免“遇疾卒”，可见疫情的凶猛程度超出预料。 曹操不得已“引军还”。 三曹 东吴的鲁肃也在这一年病逝，很大程度也是受这场瘟疫所致。 七子之首的王粲随曹操大军南征，也染上了瘟疫，“道病卒，时年四十一。” 而陈琳、徐幹、应瑒、刘桢，虽然留在后方大本营邺城，也都染病而死。 “干、琳、瑒、桢，二十二年卒。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五人都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特大瘟疫。 建安七子 当时还是魏王世子的曹丕与这五人经常诗文唱和，相互切磋，感情很深。 在王粲葬礼上，曹丕还带着其他悼客每人学了一声驴叫送别王粲。 “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王粲善属文，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与曹植并称“曹王”。 葬礼之后，曹植也亲自写了一篇《王仲宣诔》悼念好友。 一场大疫夺走了建安七子中剩余的五人性命，从此世上再无建安七子。 曹丕无比哀伤，在给好友吴质的信中表达了对五子逝去的哀挽之情： “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 曹丕 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瘟疫，也让曹丕对生死看得更加透彻。 “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彫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士人彫落，死后不过一具棺材，终是一捧土而已。只有立德扬名才能不朽，或者是写文章著书留名后世。 在这样的想法下，曹丕“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馀篇，集诸儒於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 曹丕开始提前整理自己的诗文著作，“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同时还召集儒者“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馀篇”。 曹丕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名字被后人铭记。 古代傩戏 曹丕的弟弟曹植撰写《说疫气》一文，除了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大疫的惨状之外，也对瘟疫的病因有所分析。 “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难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曹植可能知道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他认为这场瘟疫不是“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导致的，悬符驱鬼是愚蠢之举。 曹植的认识无疑是先进的，但是受限于时代局限和医学的落后，历代大疫爆发时的愚民仍旧是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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