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的背后

面对当前举国阻击的新冠肺炎疫情，人们找寻了诸多古代瘟疫爆发和防范的事例记载，以史为鉴，增强灭疫防范的信心。

这其中就有三国时期著名的“建安七子”有五位死于瘟疫的事例。

实际上，历史东汉末期瘟疫的记载并不详细，《汉书》之中只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简洁的一句话。

后世人们对于这背后那场瘟疫情况的了解，多是透过“建安七子”中竟有五人死于瘟疫等信息来分析的。

因为无论如何，作为文人雅士的“建安七子”都是当时社会的上层人物。他们在瘟疫中都未幸免，起码从侧面告诉人们两个问题:

其一，这场瘟疫灾难非常严重；

其二，当时的防疫手段和水平不高。

东汉年间多灾难，这话不假。

从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瘟疫频发期。瘟疫持续了196年，灾情传播范围宽广，程度足够惨烈。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讨伐东吴，兵败赤壁之战。

事实上，这场大战除了曹操战略战术上的失误，主要是曹营爆发了可怕的瘟疫，逼得曹操不得不狼狈退兵。

对于这场战役期间的瘟疫，有人认为是由于江南血吸虫而引起的传染病，也有人认为是鼠疫或伤寒。因为在赤壁之战前，曹军大营中已经出现了少量的病患，后来瘟疫难以控制，曹军不战已自损过半。

建安二十二年，更大的一场瘟疫来势汹汹，造成的伤亡情况更为惨烈。

瘟疫可能就是从军中蔓延到整个曹魏统治区域的。曹操之子曹植也用文字写下了当时的惨状。

他在《说疫气》中，描述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而且全家全族灭门的都有。可见疫情覆盖得无一地幸免。

对于这场瘟疫，也有专家认为是出血热。并分析原因要从更早的西汉时期说起。

当年，朝廷派遣张謇通西域之后，中原人一直和西域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汉武帝多次征战匈奴，不意将这种瘟疫带入了中原之中。待到了东汉末期天气低温异常，所以出现了大范围的爆发。

但也有专家研究认为，出血热不应在夏季爆发，但这场瘟疫并没有分季节，而是从这一年春季开始一直蔓延到了冬季，不像是季节性流行病，而更像是鼠疫。

三国前期的汉献帝时代，有几位著名文人被称为“建安七子”，他们分别是：孔融、王粲、阮瑀、徐干、陈琳、应玚、刘桢。

这七个人中，孔融被曹操杀于建安十三年，阮瑀病逝于建安十七年。健在的五人中，

死在建安二十二年的王粲，去世之时才41岁。

当时，王粲随曹操大军征吴，哪知曹营之中发生了疫病。王粲在军营中被传染，在回军途中发作去世。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说：“(阮)瑀以(建安)十七年卒，干、琳、玚、桢二十二年卒。”（魏文）帝（曹丕）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这段话明确表明“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均死于同一场瘟疫灾难。

建安二十二年是东汉末期关键的一年。这年刘备开始进攻汉中，而曹操则选择了养生打法。他选派了遣曹洪、曹休等人前去抵挡。而在这年初，他只在濡须口和孙权交战过，留下了“生子当如孙仲谋”的评论后悄然而去。

由于那场战争中曹军大发瘟疫，东吴军队也有感染，故而双方于当年二月在濡须口初次交战过后便不再打了。孙权更是让都尉徐详到曹操处请降，曹操也是看到疫病严重，既然孙权已经给出台阶，他就顺势答应了。于是，曹操三月便撤军了。

从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的传记可以知道，司马朗当时跟着夏侯惇和臧霸征吴。到了居巢，当时军中闹起瘟疫。而司马朗亲自巡视，给部下发送医药，不幸自己也染上瘟疫而死。这场瘟疫也打击了东吴，东吴大将鲁肃也在当年因瘟疫病死，年仅46岁。

唯独刘备的统治区没有发生瘟疫的记载，以至于他还能在这一年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

曹操不是不知道汉中的重要，但他更知道健康身体是夺权篡位的老本。这一年，62岁的曹操已经开始准备篡汉皇位。他在和孙权较量后，就立刻返回北方，逼迫汉献帝让他“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因此不容任何意外发生。

建安二十二年四月，汉献帝刘协果然诏令曹操设天子旌旗，出入依天子礼称警跸。同年十月，又命曹操的王冕可用十二旒（王冕上的玉串），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

重权在握的曹操，很清楚瘟疫流行对自己政治威望会有影响。因此，他于在建安二十三年颁布了赈灾令，规定：但凡女子七十岁以上、没有丈夫儿子的，十二岁以下没有父母兄弟的，以及眼盲、手脚残疾却没有父母妻儿照顾的人，都可以“廪食终身”；十二岁以下出身贫寒的幼儿“随口给贷”。

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国家仓储的粮食供给特殊困难人群终身食用，儿童少年则做到有一个帮一个。

然而曹操的赈灾手段对中原百姓的帮助还是十分有限的。

一方面，天灾造成了大量人口消耗，经济损失巨大，一方面，三国战争依旧在进行。百姓不得已在家破人亡的情况下，必须继续为军队提供兵丁、军粮。

战争和瘟疫，交织成建安二十二年的人间地狱。

建安二十四年，灾情已经扩张到荆州地区，关羽大意失荆州，兵败身死。孙权虽然得到了荆州，但是因为这年灾情严重，只得下令减免荆州百姓的租税。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还军洛阳。当月，病逝在洛阳，终年66岁。

然而祸不单行，瘟疫随着战争快速传播，已经到达了魏都邺城，汉献帝逊位，曹丕称帝，当时因为过重的徭役和连续数年的瘟疫，军中骚动不安，臣子上谏曹丕密不发丧，唯恐天下大乱。后来在贾逵的坚持之下，曹丕才将父亲灵柩送到了邺城。

疫情一直持续到了公元224年。这一年，东吴国大将军诸葛瑾之子“威北将军”诸葛恪率军伐魏。因为灾情严重，吴军死者大半，诸葛恪最终率军溃退。

不间断的战争，让这场瘟疫波及范围越来越广，病毒随着军队的进退和难民的逃亡，四处传播。

常年的战乱，百姓贫穷饥饿，更难以经受病痛折磨。这场持续数年的瘟疫，最终造成建安年间人口的大锐减。

“建安七子”和吴、魏一些重要人物在瘟疫中罹难，足以说明当时的防疫治病手段很落后。

人们除了采用中草药治疗，更相信瘟疫是上天的惩罚，是不可抗拒，只能祈求神灵保佑。

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愚昧无知。曹丕的弟弟曹植撰写《说疫气》一文，除了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大疫的惨状之外，也对瘟疫的病因有所分析。他说：

“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难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曹植熟读史书，应该知道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所以，他认为这场瘟疫不是“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导致的，“悬符驱鬼”是愚蠢之举。

曹植的观念无疑是前卫的，但是受限于时代和医学科技的落后，大疫爆发时的愚民仍旧居多。

众多的老百姓坚信瘟疫是来自于疫鬼的惩罚。

对于生死的迷茫，对于“疫鬼”的恐惧，让愚民们急需找一个控制疫鬼的“神仙”来帮助他们，保佑他们在瘟疫之中存活下来。

所以，当有人打着“神”的旗号，宣称可以帮助消灭疫鬼妖魔时，就会得到众多的虔诚追随者。

古代道教大肆宣传降魔除妖，并且以“长生不老”和“医道”辅佐，在瘟疫流行的村野，诸多方士们以符水巫术给百姓治病，尽管效果寥寥，却是推动了道教在民间的传播。

在那个灰暗落后的年代，道教、甚至邪术得以飞速发展，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瘟疫，也让“建安七子”成为文坛绝唱，一个都没有活下，确实令人惋惜。

这五位陨落在瘟疫之中的文坛巨匠，都是上流社会人物，他们的饮食和卫生条件必然好于百姓。他们的染疾离世，说明灾情已经波及到了上流阶层。

建安诗歌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因为这场灾难，魏晋文学的发展迅速跌入了低谷期。随着“建安七子”时代的结束，大量“悼亡诗”开始出现。

这些诗文充斥着对人世间生离死别的伤感，也说明在那样的生活氛围下，文人们的目光大多从关注政治转移到关注生命之上来，开始探索人生的真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