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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近三百年的统治史，也可看作是三百年的“战痘”史。  1644年农历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将北京包围。就在上个月，大顺军在宁武关遭到明将周遇吉的殊死抵抗，所以李自成对攻打北京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一度启动了和崇祯谈判的程序。闯王绝对想不到，“老鼠”早已帮他消灭了明朝帝都的有生力量。 1643年，鼠疫使京城人口锐减或达五分之一，据说当时内城每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守兵，朱由检甚至把太监也派上了城墙。 后人提到这段改朝换代的历史，皆言政治情势、军事力量与人心背向，很少有人关注到一场大瘟疫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据史学家曹树基的研究，正是这场发源于山西在华北大地肆虐了十多年的鼠疫让日益腐败的朝廷更加不堪一击。如果闯王提前几个月攻进北京，他也难逃厄运。 清兵最终入关。这个历史的大态势绝不会变，然而有人认为，清兵占领北京后迟迟不南下，听任汉人建立南明流亡政府的原因，正是满人出于对瘟疫的忌惮。  从医学角度看，闯王进京恰逢腺鼠疫刚好平息，肺鼠疫因为天气转暖还没有流行开来，尚可解释得通，但其经过很多疫区，现有的资料并未发现大顺军有任何疫情的记录，这就比较吊诡了。 从正史中我们很难找到明清易代之际的病疫记载，相关史料只能在地方志和个人笔记中发掘。翻天覆地的时候，谁能料到躲在屋角内的小老鼠会将历史的轨迹稍稍偏移呢。 而病疫并未放过觊觎中原的满人。大贝勒代善、努尔哈赤的孙子岳托和玛瞻、豫亲王多铎等皇胄先后命丧天花。生在白山黑水的满人对来自中原的天花病毒毫无抵抗能力。 最著名的例子是顺治帝，《清实录》载，他前往南苑、西苑避痘有五次之多。但为了治丧董鄂妃，终染上天花而崩——这种情深不寿的死法，影视剧导演很喜欢。 本来，顺治想立福全为储君，深受顺治信任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只说了一句话便让清帝国的命运得以改变：玄烨出过天花。 成为康熙帝的玄烨，无论从哪方面都不会忽视防治天花，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人痘接种技术从宫中推广到民间。人痘接种法并不保险，有相当高的死亡率。现在我们打小就种的牛痘，是英国人琴纳（又译詹纳）受中国人痘法启发，在其基础上改良而成的。 19世纪初，中国地方官僚已经接受了新的接种方法，但宫廷御医仍抱着祖传的人痘法不肯改变，这直接造成了同治帝的死亡。  包括医学在内的自然学科与技术，宋代以前，中国领跑世界，至明朝时还没让欧洲落得太远，到了清代，已经没法和人家比科技了。最叫人扼腕的是，中国很多发明创造，让西洋鬼子给发扬光大了，回过头来用作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国统治者这次的抱残守缺，害了自己。 历史的魅力在于，它如同一条巨流，平静或澎湃、顺流而下或突然转向甚至改道，都是任何事物所阻挡不了的。这条巨流由诸多支流汇成，谁也无法量化一条融入它的小溪从中起到的作用。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假设如果没有发生“什么” ，历史会“如何”，我们只能探究“什么”发生后，历史“如何变化”。 灾难绝对是融入历史巨流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无论天灾还是人祸。中国人对此并不陌生。惨到易子相食的极端灾难，遍布中国史书，也常常是改朝换代的直接原因。在世界史范畴内，灾难亦在扮演重要角色。 比如上面提到的天花，据说是具有天花免疫力的西班牙人在1519年把它带到了美洲，令印第安人几乎灭种。 《灾难改变历史》给出二十个对世界和中国历史有影响的灾难事件，包括战争、瘟疫、地震、火灾、天气骤变甚至谣言。可以说，人的因素在其中具有主导作用，即使是纯粹意义上的天灾，比如地震，如果人们反应及时，处理得当，就能将危害降到最低，而不是我们现在翻开史书看到的那个样子。 据《中国救荒史》一书的数据看，从商汤时期到公元1937年的三千七百多年间，水旱蝗雹霜雪等自然灾害平均半年即有一次。纵观历史，中国人的防灾减灾多是被动性质的，加之统治者的漠视与科技、人文的落后，先人在灾难降临时总是无奈、无助的态度，他们仅有的一点余力，却用在“不问苍生问鬼神”上了。 1874年，天花再次光顾中国的皇帝，这次是同治帝，他在一片“供送痘神”的喧嚣中命丧养心殿。这地方，正是当年他的老祖宗顺治帝驾崩之处。而因为同样原因死去的百姓，只在史书中留下或模糊或确切的数字。 清朝近三百年的统治史，也可看作是三百年的“战痘”史。结局有目共睹，养心殿与承德避暑山庄空余一声叹息。 即使没有天花的“帮忙”，大清帝国也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天花让这种在中国活得太过长久的体制更脆弱了。 史书记载了皇亲国戚们遭受瘟疫蹂躏的详情，而不见于史书的老百姓却是最大的受害者。直到1961年6月，最后一个天花患者痊愈出院，天花的魔影才彻底从中国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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