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最著名的一本书，可以说，乡土中国现在已不只是一本书的名字，而是已经形成一个文化概念，被大家普遍使用的一个文化概念。可见这本书的影响有多大。 1940年代，年轻的费孝通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不喜欢用现成的课本，而是总自己撰写专题式的讲稿，而且每讲一个专题，还应报刊之邀，把讲稿整理后发表，这门课讲完后，把十几个专题讲稿集中起来，就成了《乡土中国》这本书。我们读这本书时，能感觉到一点儿口语化讲稿的痕迹，就像一个博学的师者在那里给你讲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且费先生当时讲课，是边思考边讲，并不是成熟的思想，提出的概念大胆朴素，也没有反复推敲，思想就这样流淌出来。经典有时就是这样，它不一定是精雕细琢的。 （1940年代云南时期的费孝通，源自百度图片） 《乡土中国》最经典的版本是三联1986年出版的，素白的封面上只有作者手写体的签名和乡土中国四个字，像这本书一样朴实。书只有薄薄的97页，但伟大的作品从来就不是以字数来衡量的，作者对传统乡土社会的剖析，使你感到那就是你所熟悉的社会和生活，但你却从来没有过那样深刻的认识。尽管你一读就懂。比如：他讲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说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就像把一枚石子投入水中泛起的一圈圈波纹，由内向外推出去，从而形成由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的命运共同体。而西方的社会关系就像把收割的庄稼一捆一捆地戳在地上，是独立的个体，形象生动。并且作者并不停留于简单的描述和概念的提炼，而是层层剖析这种格局的产生、维系、变化，带你走进思想的天空。 当然， 费孝通先生不是一个空头理论家，他的认识来源于中国社会的最基层。打开他的文集，你会看到这样的题目，“故里行”“闽东行”“南岭行”“凉山行”“沂蒙行”“毕节行”“重访温州”“三访赤峰”等等，他写作博士论文的地方开弦弓村，他去过26次，内蒙古来过11次，就连赤峰这个边陲小城他还来过3次，他一直行走在乡土中国的大地上。1990年代，他用古诗十九首中第一首的首句命名自己的社会调查文集―《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可以说就是费孝通先生一生以行立言的写照。 费孝通先生还曾长期致力于中国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力求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城市化发展模式的中国道路。西方国家的城市化一直存在未愈合的流血的伤口，上个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者就开始反思以城市扩张为主的城镇化道路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并采取一些诸如疏散城市功能与人口的补救措施。费孝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可以走“小城镇为主，大中城市为辅”的发展道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等措施，使农民就地城镇化，避免出现“大城市病”与农村的凋敝。主张“以星罗棋布的几万个几千人到几万人上下的小城镇和几十万人上下的小城市为依托，承载下一步农业产业化进一步解放出来的富余劳动力和农村工业化的浪潮，形成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全国多层次、一盘棋的合理布局”。1980年代中国的城镇化就是试图走这样的道路，但1990年代后期以后逐渐发生变化，倡导走大中小协同发展之路，新世纪以来，实际开始了以发展大城市为主的城市扩张之路。诚然，城市的规模效应，可以提高经济效益，使财富迅速集聚。但大城市也带来了有目共睹的“城市病”以及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的巨变。当你遭遇堵车时你是否想过，如果道路两旁不是高楼林立，而是绿地、公园、足球场交错在楼宇中，还会堵吗？当你对土地财政感到忧虑，当你为城市的公共管理感到担心，当你为春节期间有五百万人离开武汉而感到震惊，你是否想过，如果人口不这样集中，会是这样的局面吗？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条，我们今天的城镇化道路还在发展中进步，相信会越走越好。费孝通先生略具理想化色彩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虽然没能实现，但费孝通先生总是积极达观、面向现实，以解决当下问题为出发点，即便是晚年，依然不断为发展中的城镇化献计献策，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费孝通先生晚年关注文化问题，倡导“文化自觉”，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他还解释说：“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段精辟的论述，就是希望人们多一些对人生、社会、自然的“觉解”，使每个人都能够“致中和”而“位育”。 怀念费孝通先生，我们即感怀先生的贡献，也可能产生一丝惆怅。那就用诗人艾青的回答作为注脚吧：“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满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
|
|
来自： 捉光凑影 > 《乡土文献里的赤峰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