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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为何引起淋巴细胞减少?

 xcaq 2020-03-12
检验视界网 2020-03-10 17:16:10

作者:丁学硕

2019年12月初在湖北武汉被发现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最终在2020年1月12日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至此,“冠状病毒”这个让老百姓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再一次成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2003年那个让人谈“非”色变的,暗淡无色的春天还没有在人们的脑海中淡去。2012年6月,在沙特被发现,后来波及全球23个国家的,致死率超过40%,直到2016年才逐渐销声匿迹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病原体均是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在系统分类上属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dae)冠状病毒属(Coronavirus)。病毒有包膜,包膜上存在棘突,整个病毒像日冕,如下图所示。目前从人类分离到的冠状病毒主要有普通冠状病毒229E,OC43,以及传染性,致死率都很高的SARS-CoV、MERS-CoV、以及2019-nCoV。

新冠病毒为何引起淋巴细胞减少?

根据2月4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实验室检查中提到,“发病早期外周血白细胞总数正常或减少,淋巴细胞计数减少;严重者D-二聚体升高,外周血淋巴细胞进行性减少”[1]。这里反复出现的“淋巴细胞减少”极大地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因为既往研究已经证实,机体抗病毒感染最主要的免疫反应是特异性T淋巴细胞免疫反应。宿主的细胞免疫应答多在病毒进入人体内1周左右,短时间内机体产生大量特异性针对该病毒的CD8+分子阳性的细胞毒淋巴细胞(CTL)来杀灭病毒[2]。而为什么感染新冠状病毒的患者,体内起到重要免疫作用的淋巴细胞会减少,给人一种放弃抵抗,束手就擒的感觉呢?

新冠病毒为何引起淋巴细胞减少?

新冠状病毒,还有两个亲兄弟,就是SARS-CoV和MERS-CoV,笔者去查阅了相关文献,无一例外,这兄弟三个均会引起淋巴细胞减少。由于目前2019-nCoV引起患者淋巴细胞减少的机制还不明确,那么我们以SARS-CoV引起淋巴细胞减少的机制为例,希望能够揭开这一层神秘的面纱。

SARS疾病的起始,病毒到达淋巴结和脾等免疫器官,不断增殖,侵袭更多的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并致其死亡。因此淋巴细胞减少是诊断SARS的重要指标[3-4]。在免疫器官受损较轻的情况下,B淋巴细胞增殖,变成浆细胞产生足量的特异性抗体,将病毒逐渐廓清,病情好转。若免疫器官严重受损,B淋巴细胞增殖障碍,则病情转向危重方向。

北京地坛医院对28例患者外周血CD3+、CD4+、CD8+淋巴细胞亚群进行动态观察,结果表明,轻型病例第一周三种细胞计数均下降,第二周则恢复正常,但重症患者在第二周三种细胞计数持续性下降。致死性SARS患者淋巴细胞大量减少,呈现耗竭状态[5]。

北京协和医院通过对SARS患者淋巴细胞亚群的分析来看,SARS患者T/B细胞、NK细胞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绝对计数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且T细胞受损者最多(占95%)。在T细胞中,100%的患者T4细胞受到破坏,受损严重者T4细胞仅为 0.04 ×10^9/L。如此低的T4细胞,仅见于HIV感染或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功能受到严重破坏时。与HIV感染或艾滋病不同的是,87%的SARS患者其T8细胞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最低者仅为0.07 ×10^9 /L[6]。

对6例SARS死亡病例尸体检查材料的研究再一次证实:SARS-CoV侵犯全身多器官多组织,其中以呼吸系统和免疫系统损害最为严重。SARS-CoV侵犯免疫系统,病变累及淋巴结、扁桃体、脾脏和骨髓。淋巴结萎缩,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大量减少,以T淋巴细胞减少更为明显。淋巴滤泡和发生中心消失。窦组织细胞增生,血管增生扩张。淋巴结内出现具有异型性的活化淋巴细胞,称之为SARS 细胞,散在的分布于脾脏的白髓和红髓内[5]。这种异型性的活化淋巴细胞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淋巴细胞受到病毒刺激后,形成的反应性淋巴细胞

无独有偶,MERS-CoV感染人体后,也同样会侵害人类的呼吸系统和免疫系统,造成T淋巴细胞的凋亡。

新冠病毒为何引起淋巴细胞减少?

综上来看,2019-nCoV与SARS-CoV,MERS-CoV一样,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就是均能引起淋巴细胞的减少,造成这种现象的机制有待于专家的进一步研究。但目前研究已经明确地显示2019-nCov与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bat-SL-CoV ZC45)同源性高达85%以上,而SARS-CoV来源也是经由果子狸从蝙蝠传染到人的,所以我们不妨大胆猜测,2019-nCoV感染者淋巴细胞减少的主要原因,极有可能也是免疫系统受到了病毒的严重攻击。在SARS患者中出现的反应性淋巴细胞,也极有可能出现在新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外周血中。

参考文献:

[1] 许贤豪. 神经免疫学[M].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57-65.

[2] William M Carroll. 2017 McDonald MSdiagnostic criteria: Evidence-based revisions[J]. Multiple SclerosiFs, 01 Feb 2018, 24(2):92-95

[3] 邱伟, 徐雁. 多发性硬化症诊断和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18版)[J]. 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 2018, 25(6):387-394

[4] 陈红媛, 王化冰, 王维治. 在多发性硬化临床诊断中如何应用脑脊液寡克隆带指标, 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 2007, 10(3):22-40.

[5]Keren DF, “High Resolution Electrophoresis and Immunofixation Techniques andInterpretation”, Butterworth-Heinemann, Woburn, MA, USA, 1994, 397 pp.

[6]Mac Lean BN, Luxton RW, Thompson EJ. A study of immunoglobulin G in thecerebrospinal fluid of 1007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neurological disease usingisoelectric focusing and the Log Ig G-index. Brain, 1990, 113:1269-1289.

来源:Sysmex学术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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