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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吕思勉先生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问题时代，一个问题很大的时代。在科技的神奇影响下，一切都在经历着变革。如果我们愿意在生活中睁大双眼，每天都有问题等着我们去研究，去解决。” 教皇保罗六世说的这段话，被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作为卷首语引用在其著作《全球通史》第7版前序“致读者”一文中。 的确，生活中问题无处不在，人生就是一个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读书而言，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读史书？是象读小说一样追逐着人物和故事情节，随着进程的跌宕起伏而变换着脑细胞的活跃程度和血液的流速？还是始终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带着自己的思考去解析、辨识政治和文化演变的深层原因？答案自然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想“以史为鉴”，我们就必须带着问题和思考来读。 第二个问题：史书大抵分两类，一类原原本本地忠于史实记录，另一类边记录边评价议论，附加了作者的个人见解。到底哪一类更好一些？这个问题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第一类当然纯粹，著述也相对容易，只要素材充足，一个或一帮普通的刀笔吏甚至即可完成。如果只想了解简单史实，那么这类史书就比较合适，直观明了，读起来也轻松；第二类对作者就有很高的要求了，不但要有渊博的学识、广泛的素材，还要有深远的历史视野和客观的归纳分析，要有自己独到的历史观。唯如此，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评议。这类史书的作者，才是我们通常所称之的真正的“历史学家”。对他们来说，史实只是为其历史观服务的道具。 近现代史学家的著作基本属于第二类，他们已不满足于简单的记录和陈述史实，而是把更多的问题和思考带入到史书中，并呈现给读者，给读者以判别和想象的空间。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如此，下文将重点描述的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亦是如此。而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和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今日简史》三部曲则更为夸张，史实性的陈述占全书的比例很少，问题、思考、方法、批判甚至想象反而占据了全书的大部分篇幅。这类史书读起来时而让人热血澎湃，时而让人扼腕叹息，时而让人豁然开朗，又时而让人陷入沉思。总之，趣味性和可读性大大地增强了，带给读者的知识也远远超出了史实本身。正如吉林大学刘德斌教授在《全球通史》第7版推荐序中所写：“《全球通史》虽是史书，但却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它虽然是一部历史教科书，但并不是一味地把读者拉向遥远的过去，而是随时把历史上的重大变故与当今世界的现状联系在一起，提醒读者认清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历史的内在联系，从而使读者的思想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在历史与现实的两个时空里驰骋。” 刘教授所言同样适用于吕思勉先生所著的《中国通史》。通读全书，时时可见作者“强烈的现代意识”，可见作者的问题和思考，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深入剖析和解决方法的探索。我想，只有史学家自身首先“思想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读者才能读出“在历史与现实的两个时空里驰骋”的味道来。 吕思勉（1884.2.27—1957.10.9），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 对习惯了白话文的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初读吕先生所著的《中国通史》可能会略感生涩。必竟吕先生所处的年代正是文言与白话文的过渡时期，虽然书中行文对其本人而言已是“白话”，但今天的人，因对历史和古文知识的稍许欠缺，所以可能多少还会有些“难读”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也只是初读时有罢了。一旦静心深入下去，也就慢慢趋无了，我们会渐渐沉入史实以及问题、思考和见解当中，共鸣会越来越强烈。最有感触的，是吕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大部分观点，在今天看来竟然仍然那么合理，那么恰如其分。虽然历史从未间断，但他却能在他的当下看到近百年后的今天，非常了不起！ 这是另外一种感觉，“预言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读小说《动物庄园》时有过，在读《西方将主宰多久》和尤瓦尔·赫拉利的“简史三部曲”时有过。我想，但凡能让读者产生这种感觉的书，毫无疑问是一本能带给读者“养分”的好书，其作者无疑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因为它们经受了时间的检验。 假以分析，历史学家之所以可以变成“预言家”，可以透视未来，诚如吕先生在《中国通史》“绪论”首页所言：“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世事无常，而理却可以恒通。正因此，所以先生说：“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路径。”（“绪论”第2页） 下面就让我们随着书页的翻动，跟随先生的脚步和思考，来看先生是如何用历史来“说明现社会和因以推测未来”的： 关于政体的民主与专制，吕先生说：“原始的制度，总是民主的。到后来，各方面的利害冲突既深，政治的性质亦益复杂，才变而由少数人专断。（39页）……所以不论哪一国，其原始的政治，必为民主。后来虽因事势的变迁，专制政治逐渐兴起，然民主政治，仍必久之而后消灭。（46页）”先生明确指出了封建君主制因世袭导致的种种弊端，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国家政体演变的政治和文化原因，归纳出政体演变的循环轨迹：古代大同社会（原始民主） 奴隶、封建社会（君主专制） 近现代社会（半民主半专制） 未来大同社会（理想民主）。通过先生的分析，我们很容易得出在现阶段，地球上的各个国家无论姓“资”姓“社”，还是政教合一，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只有在消除阶级剥削、消除民族和种族差别、消灭党治和宗教戒限，世界在文化上融合共通之后才能实现。而这，几乎是一条让人看不到希望的路。虽如此，先生仍满怀信心：“然民主的制度可以废坠，民主的原理则终无灭绝之理”（47页），始终给我们以鼓舞，勉励后人去努力。 关于阶级，吕先生说：“平心而论，资本主义的惨酷，乃是积重以后的事。当其初兴之时，较之武力主义（注：指掠夺），公平多了，温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欢迎的。（52页）……所以我们赞成改良制度，使大多数的中人，都可以做好人；不赞成认现社会的制度为天经地义，责成人在现制度之下做好人，陈义虽高，终成梦想。（53页）”既而先生总结道：“总而言之，凡阶级的所以形成，其根源只有两种：一种是武力的，一种是经济的。……种族的同异在体质上，民族的同异在文化上。”（61页）当阶级形成以后，其对社会和生活的影响，先生这样说：“社会地位的区别，显而易见的是生活的不同。有形的如宫室衣服等等，无形的如语言举动等等。期间的界限，为社会所公认。彼此交际之间，上层阶级，会自视为优越，而对方亦承认其优越；下层阶级，会被认为低微，而其人亦自视为低微。此等阶级的区别，全由习惯相沿。而人之养成其某阶级的气质，则由于教育；维持其某阶级的地位，则由于职业。……总之，除特别幸运的降临，凡社会上平流而进的，均必以经济上的地位为其基础。”（62、63页）先生举例说：“昔时的小富，个人的能力及际遇，足以致之，今之大富则不然。现在文明之国，所谓实业领袖，多系富豪阶级中人，由别阶级升入的很少。”（63页）先生这些话放在今天，仍是大道至理，致察周边人事，无不入框。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出身低微而叹息，为一些央企国企、官二代富二代赚钱之容易而心生不平的时候，不妨想一想先生所言，要明白其状非今日所独有，实是时代发展之必然。如其整日哀叹、埋怨社会之不公，不如努力奋斗，躬耕以求变，寄绝望于希望。 关于社会发展变迁的深层次因由，先生写道：“所以文明的进步，无非是人类联合范围的扩大。然人类控制自然的力量进步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却并不能与之并进。于是天灾虽澹，而人祸复兴。（68页）……所以在军事上，或者进化较深的社会，反为进化较浅的社会所征服，在文化上，则总是进化较浅的社会，为进化较深的社会所同化的。（69页）”评价可谓恰如其分。先生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但他们有一个通弊，就是不知道治者和被治者，根本上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不知道领导被压迫阶级，以图革命，而专想借压迫阶级之力，以进行社会改革。他们误以为治者阶级，便是代表全社会的正义的。而不知道这只是治者阶级中的最少数。实际，政治上的治者阶级，便是经济上的压迫阶级，总是想榨取被治阶级（即经济上的被压迫阶级）以牟利的。治者阶级中最上层的极少数人，只是立于两者之间，使此两阶级得以保持一个均衡，而实际上还是偏于治者一方面些。要想以它为发动机，鼓动多数治者，为被治者谋幸福，真是缘木求鱼，在理论上决不容有这回事。（73页）”看了先生的话，也就理解了为何康有为梁启超主张的戊戌变法终成梦幻泡影，理解了袁世凯的两面性，理解了古代那些有志于社会革新的贤臣良士的无奈，理解了为何自古以来国家的内部改革如此困难重重且效果极差，同时也就理解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先生溯本追源，数言即明，可谓洞见高远。 关于殡葬这一社会风俗，先生感慨：“然公墓究仍不免占地，深葬费人力过多，似仍不如火葬之为得。不过风俗是守旧的，断非一时所能改变罢了。”（204页）这已经完全象是一个现代环保主义者发出的声音了，先生对不合理的传统风俗是立场鲜明的。 关于公众言论，先生说：“而始皇、李斯不知‘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误以为庶人不议，则天下有道。至少庶人不议，天下才可以走上有道的路。这就和时势相反了。”（215页）先生的意思很明显：一个开明的社会，需要言论自由。唯允如此，才能“走上有道的路”。至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只会适得其反。先生进而举例说：“秦朝的灭亡，固非儒生所为，然人心之不平，实为其最大原因之一，而儒生亦是其中的一部分。” 关于学术和教育的作用，先生的认知是清醒的：“生活是最大的教育。除少数学者外，读书对于其人格的关系，是很少的。即使全国的人，都能读相当的书，亦未必其人的见解，就会有多大改变。”（232页）学以致用才是社会进步之源，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更注重在人文修养方面著书授教，而疏于科技、工艺、数术等实用学问的研究。诸子百家，“虽亦有其高远的哲学，然其所想解决的，都是人事问题。”（240页）诸子百家之后，儒家独占文化鳌头，“而于此种学问，所研究的，究属宇宙间何种现象？研究之究有何益？以及究应如何研究？一概无所闻见。学术走入此路，自然只成为有闲阶级，消耗日力精力之资，等于消闲遣兴，于国家民族的前途，了无关系了。”（242页）虽然儒学一直强调经世致用，但试问即便穷经皓首，又能给社会发展带来多大的助力？我们能肯定的，也只能是其宗旨和大纲：“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看似虚悬无薄，实则前进的方向全是受其指导。”（235页）直到近代，清政府闭关锁国，东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叩关，部分有识之士如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等，才逐渐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实力，实唯科技工艺的发达为优先，靠先贤哲学和儒家经典是守不住国门的。于是才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乃至“全盘西化”的说法和倡议。而所谓的“西学”和“西化”，我以为核心正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生产工艺。 对盛行华夏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先生更进一步总结道：“儒家的理想，颇为高远。《春秋》三世之义，据乱而作，进于升平，更进于太平，明是要将乱世逆挽到小康，再逆挽到大同。（238页）……其盛行于世，而大有裨益于中国社会的，在个人修养部分。……儒家之贻害于后世的，在于大同之义不传，所得的多是小康之义。小康之世的社会组织，较后世为专制。”（239页）先生指出：“宋儒治心的方法，是有很大价值的，而其治世的方法，则根本不可用。……宋儒根本是不适宜于做政治事业的。……宋学是不适宜于竞争的，而从第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却受其指导，那无怪其要迭招外侮了。”（370、371页）作为一个儒学大师，先生可谓具有勇敢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精神了。 对文学的体裁之一散文，先生笔下不吝赞美：“散文的发达，大约在东周之世，至西汉而达于极点。散文发达了，我们的意思，才能够尽量倾吐，因为到这时候，文字和语言，才真正一致。所以是文学的一个大进步。”（254页）由此言可见先生对发展白话文的赞赏态度。 关于宗教迷信，先生这样总结道：“遇事都诉之理性，这只是受过优良教育的人，在一定的范围中能够。其余大多数人，和这一部分人出于一定范围以外的行为，还是受习惯和传统思想的支配的。此种习惯和传统的思想，是没有理由可以解说的，若要仔细追究起来，往往和我们别一方面的知识冲突，所以人们都置诸不问，而无条件加以承认，此即所谓迷信。给迷信以一种力量的则为宗教。（328页）……从古以来，所谓神权政府，都是建立在大多数被麻醉的人信仰之上的，然教中的首领，其实并不迷信，试看其争权夺利，一切都和非神权的政府无异可知。（401页）”先生以寥寥数言，即揭穿了迷信和宗教的本质，话语掷地有声，足以给芸芸众生以警醒。 先生以一个学者的羸弱之躯，在全书的末尾写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前途之理？”他更以英国大文豪拜伦的诗作结，犹如吹响战斗的号角：“马拉顿前啊！山容缥缈。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427页） 这是何其雄壮激昂的号角之音！这是何等振奋民族之心的呐喊！掩卷之际，余音绕梁，余味不绝，也让我在热血沸腾的当口，凭添几多思绪：于己，我当何如？于国于民，我当何为？ 先生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谨以此文纪念先生。 公历2019年1月22日 农历十二月十七（戊戌年乙丑月己未日） 草于合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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