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浅谈史学功能和治史者的冷静与热情

本文转自“宋史荟”公众号，原文出自《漆侠与历史学·纪念漆侠先生逝世十周年文集》。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记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且不说社会上或学术界，就是在我就读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也经常能听到学史无用、治史无用的声音。当时的系主任翦伯赞先生和前来演讲的吴晗先生，都强调历史有用，他们举了一些历史有用的实例，具体的实例已无法记忆了。但当时自己作为一个无知的学子，也模糊地感觉他们的说服力不强。经历了近六十年的剧烈动荡和变迁，目前至少就孤陋寡闻的笔者而言，似乎已听不到学史无用、治史无用的声音了。

在近六十年的剧烈动荡和变迁中，笔者也是逐步地在体会和了解史学功能。依自己目前的认识，史学功能确有许多的方面，难以遍举，但史学十分重要的功能，可提出以下两项。

一是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记得在1958年，有高年级的学长贴出一条口号：历史学不应为古人算账，而应为活人开路。此语可能记忆得不完全准确。历史作品的题材、风格和功能应当不拘一格，而尽可能多样化，单纯为死人算账，也并非就是不需要的。但当今社会的沉疴痼疾，治史者其实不难从中华古史中找到病源，也应依据主义马克思的理论，开出病方。史学确有为活人开路的重要功能，万万不可丢弃。这是一个现代爱国史家对祖国和中华民族应尽的一份义务。史学的此种重要功能，非其他学科所能取代。

二是客观而公正的历史记载和研究，是维系社会良知和正义的重要舆论力量，亦非其他学科所能取代。人类文明社会，即阶级社会存在几千年，不断地涌现形形色色的卑劣、肮脏、残暴之类，此类现象都是植根于阶级之间剥削和压迫的沃土，势所必然。但在另一方面，人类的良知和正义也存在了数千年，时断时续，或屈或伸，若隐若显，不可泯灭。人类的是非、善恶、功罪之类，时间的作用是淡化甚至抹煞，而成文的客观而公正的历史的作用，却是部分的保存。但即使是部分的保存，对人类文明和良知的进步，也是至关重要的。客观而公正的历史记载和研究揭露和谴责邪恶，歌颂良知和正义，这是一切做了罪恶勾当的反动统治阶级最害怕的一件事。《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只是代表了古人的认识水平。伟大的唐朝史学家刘知畿提倡直书，反对曲笔。客观而公正的历史记载是客观而公正的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故古今中外都存在着信史和秽史之争，而各民族各时代信史和秽史之争的主战场，又必然是在当代史的记载和研究上。因为一切时代的史料生产的周期大约不过五六十年，一旦超过了时限，作为文字记录的原始史料不复再有生产的可能。一切反动统治阶级莫不千方百计地篡改历史，胡编秽史。

我说的是主战场，并非说没有辅战场。例如近年来在中华古史研究中，有关对宋高宗和秦桧的投降主义是辩护，还是批判，对洪承畴降清认为是弃暗投明，还是弃暗投暗，对清军人关后的倒行逆施是淡化和掩饰，还是揭露和谴责，还有历史小说创作中对中华古专制主义是美化和歌颂，还是控诉和鞭笞，都是当代史学的信史和秽史之争的一部分。众所周知，漆侠先生生前，对歌颂宋高宗和秦桧的投降主义的言论，感到眼里容不得沙子，而持极其严厉的批评态度。，当然，也应当摆正古史研究作为信史和秽史之争的辅战场的地位，不必夸大。看似谈论古史，其实无非是曲折地反映治古史者本人的人生观和历史观。无数事实证明，客观而公正的历史记载和研究，唯有揭露和批判历史上的一切邪恶，方能起到维系社会良知和正义的巨大作用。

近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12日陈晓径先生《历史学家必须冷静、客观-访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教授》一文，在此不妨结合史学功能，谈点读后感。

此处不必谈论魏丕信教授与我同样认同的治史必须客观的问题。按主义马克思对立统一律的思维，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对应或对立的两极。冷静和热情也可说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治史者必须有冷静和理智的头脑，去考证和论析历史，但治史也并非不需要热情和冲动。

最明显的实例莫过于我常引用的邓广铭先生在《陈龙川传》中的几段话，“翻开南宋的的历史，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屈辱到令人气短的画图”。“当群情失掉了常态，相率而走入放僻邪侈的路径之后，善恶是非的标准便也都随之而颠倒错乱。这时候，最狡狯和最少廉耻的，将最有用武之地，占取社会上一切的荣华富贵，受到全社会的奉承与喝采；一个特立独行，操心危，虑患深的人，也便成了注定要遭殃的人。所以在这本传记中，将只看到对于天才人的迫害，对于正义感的摧残，使一个最清醒热烈的人，却因其清醒和热烈而受到最残忍最冷酷的侮弄和惩罚，困顿蹉跌以至于死”。一个战时首都竟有“销金锅儿＇之号。然而与这些金银一同被销掉的，却还有一种最需要培值、最值得珍爱的同仇敌忾的民气”。邓先生强烈的爱国义愤，溢于言表。即使六十多年之后，读来仍能体会到他当年感时伤世之激愤情怀，全身沸腾的热血。但邓先生又说：“然而我绝对不曾忘记这里所需要的一份冷静和客观，我绝不滥用我的同情，致使其对于事实真像有所蒙蔽。我只是努力把搜集到的一些资料，施以融铸贯串之力，藉以表现陈氏的活泼明朗的全部人格，不使其像天光照耀下云影，只成为模糊灰暗的一个轮廓。”邓先生的感情融入了历史，但又不滥用感情，首先还是注重历史的真实性。但在另一方面，也唯有其感情融入了历史，也方得以深刻体会和揭示历史与现实的真谛。

上引邓先生的议论，深刻地阐明了治史中冷与热的辩证关系。为了履践上述的史学的第二种重要功能，应是冷静和热情，两者缺一不可。我在《荒淫无道宋高宗》第一版自序中说：“中国传统史学既强调奋笔直书，又强调褒善贬恶，即主观与客观融合，是不错的。作为人物传记，作者如果不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既有褒善的仁心，又有贬恶的狠心，只怕很难有成功之作。若对历史上的罪恶一概采取平恕的态度，麻木不仁，似并不足取。事实上，面对各个时代横暴和腐败的专制统治，治史者的良心必然受到震撼，渴望着用自己的史笔去鞭笞罪恶。”即是此意。

笔者注意到魏丕信教授研究明清时代的监察制度，即御史制度。他说：“人们常说中国传统是与民主不相容的；我并不这么认为-任何传统都不会完全排斥民主。”

按主义马克思对立统一律的思维，民主和专制又可谓是对应或对立的两极。事有偶合，笔者也从事一些中国古代台谏，特别是宋代台谏政治的研究。我在《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的一些借鉴》中说，“民主与专制政体的主要分野大致有三：一是主义马克思特别强调的普选，即直接选举制。中国大致自夏代进入阶级社会后，就取消了原始社会的选举传统。二是对最高权力能否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三是舆论监督权力，而不是权力监控舆论”。“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多少体现了后两条精神，堪称是在专制政体下的一点民主因素，值得今人继承和发扬”。看来两人的结论有相似之处。

但民主最根本的问题，正如主义马克思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早已指出，千条万条，直接选举是第一条。没有直接选举，而如在中国古代，实行的正是主义马克思批判和反对的等级授职制，从根本上说，就不能说是有民主。就这个意义而论，中国的古代传统在基本上还是排斥民主的，与民主不相容的。如今我们既然强调信奉主义马克思，则唯有逐步实现直接选举，才是实现中华民族进步的必由之途，矫治积弊的根本之举。无数史实证明，欲延续二千几百年的等级授职制传统要不得，只能是祸国殃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