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雅哥说 本文节选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疑古还是信古：民国史家对于古史的基本态度》一文。孙庆伟老师在文中介绍了同为“唯物史观”代表的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于古史社会阶段划分的不同看法，并分析了其成因。更具体的内容，你将看到：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我国第一部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著作；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通史著作。 ●总的来看，郭书疑古，范书信古：郭沫若承认夏文明的存在，但却把中国历史的开端放在了殷商民族；范文澜则认为中国系统的古史从黄帝时期就可以算起了。这一差异跟他们各自学术训练背景有深刻的联系。 Vol. 442 通识经典 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于中国上古史的基本态度 孙庆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唯物史观史学的诞生，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大事件。[1] 1928年2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1892-1978）悄然离开上海到日本，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才秘密返国。在日本期间，郭沫若潜心于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1930年，郭沫若将此前两年所写的数篇文章汇集出版，这就是著名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我国第一部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拓荒之作”，它的出版“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划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2]  图为郭沫若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虽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通史著作，[3]而更多地体现了社会史倾向，但鉴于它的特殊地位，仍有必要加以分析研究。 该书共包括五篇文章，分别是：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第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第二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第四篇“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 从《自序》中我们可以洞察郭沫若撰作此书的目的——“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而“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所以郭沫若的古史研究是有着明确的现实意义的。[4]但郭沫若注意到，“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纪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所以他深感“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并充满自信地宣称，“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不仅是郭沫若自己对这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充满了自信，当时的史界同人，包括政治立场不同者，也都对该书表示出极高的评价。如被誉为天才史家的张荫麟就曾经这样赞誉此书为“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而它“所例示的途径是值得后来史家的遵循的”。[5]而顾颉刚也承认，“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6] 在《自序》中，郭沫若还强调，“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所以应该“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郭沫若在《导论》中就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探讨了“社会发展之一般”，然后“回头来看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序”。 不过，在郭沫若看来，“我们中国的历史素来没有科学的叙述，一般的人多半据古代的神话传说以为正史，这是最大的错误，最大的不合理”，因此首要问题就是“要弄明白中国的真正的历史时代究竟是从那儿开幕”。虽然“《尚书》是开始于唐、虞，《史记》是开始于黄帝”，但“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必须另寻出路，而郭沫若“根据最近考古学的知识所得的结果是”——“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的起头！” 郭沫若进而讨论了商代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认为“商代的社会应该还是一个原始公社制的氏族社会，至少应该是这种社会的末期”。以此为基础，郭沫若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西周之前——原始公社制，西周——奴隶制，春秋以后——封建制，最近百年——资本制。[7]这种古史分期学说，堪称是唯物史观学派的经典表述。[8] 需要指出的是，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追论及补遗》中又专列一节“夏禹的问题”，专门谈他读了《古史辨》第一册之后的感想，其中归纳他对夏及夏禹的看法为四点： 照我的考察是：（一）殷、周之前中国当得有先住民族存在，（二）此先住民族当得是夏民族；（三）禹当得是夏民族传说中的神人，（四）此夏民族与古匈奴族当有密切的关系。[9] 郭沫若虽然相信夏代是真实的存在，但他还是把中国古史的“开幕”定在殷商时期，这与张荫麟的观点最为契合，但同为“史学三老”的范文澜在这一点上却与郭老迥异。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1917年毕业后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进修并任蔡元培校长的秘书。1922年起先后任教于南开和北大等多所大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随后两年在延安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10]此书出版的背景是，为了全党整风的需要，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注意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范文澜受党中央委托，主持编写一部供广大干部阅读的中国历史读本，以便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貌。《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通史著作，在“唯物史观”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图为范文澜与《中国通史简编》 该书第一编是“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底建立——远古至秦”，从章节设置来看，范文澜把上古史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原始公社时代——禹之前”、“原始公社解体到奴隶占有制度时代——夏商”、“封建制度开始时代——西周”、“列国兼并时代——春秋”和“兼并剧烈时代——战国”。不难看出，《中国通史简编》的这种划分方法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主张的西周奴隶制观点是明显不同的。 对于中国信史的开端，范文澜的看法也不同于郭沫若。他认为中国古史的基干是从黄帝一族流传下来的，因此“中国比较有系统的古史，可以承认从黄帝开始”。至于“远古（黄帝以前）的传说，如果刷去荒诞的神话，以及带有后代色彩的追叙，其中比较近乎事实的材料，还保存相当数量”，所以范文澜认为有巢氏代表了穴居的时代，燧人氏代表由采集生活过渡到渔猎生活，庖牺氏说明开始有了畜牧业，女娲氏的传说或许反映了对婚姻习俗的改革，而神农氏则说明了农业的开始，这些认识与郭沫若的观点相去甚远，而与钱穆的看法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范文澜对传说时代的古史人物及其事迹也颇多采信。如他说，“传说中人物，似乎比较可信，有太皞、炎帝、蚩尤三人。他们是三个种族的首领”，而“黄帝攻杀蚩尤，本族仍居于西部和北部（陕甘宁等地区）。这与仰韶文化分布区域，大体符合，仰韶与殷墟小屯（河南安阳县），是同一系统的文化，可见黄帝与殷商间，实有不可割断的脉络存在着。”甚至对于文献所载的黄帝族世系，范文澜也认为“实不能视为毫无根据”。 既然范文澜把中国可靠的古史上溯到黄帝，那他自然视尧舜禹为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认识是： 尧舜禹时代，组织黄帝族为主羌炎族为辅的部落大联盟。禹武功最大，压迫蛮族退回长江流域，中国中部成为黄帝族的根据地。……从黄帝到禹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公社制度。[11] 在尧舜禹之后接着叙述夏、商、周三代史事，范文澜依据的也主要是传世文献以及殷墟发掘材料，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范文澜作为“唯物史观”历史学者自然不能仅限于单纯历史的描述，而是要对三代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作出判断——夏代是原始公社瓦解和私有制度发展的阶段，商代是奴隶制社会，西周则是封建制度开始的时代。 同为“唯物史观派”的巨擘，郭沫若和范文澜在上古史的认识差异如此巨大，主要原因当在于二人学术背景的不同。如郭沫若自己所言，他之所以“从事古代学术的研究”，是在流亡日本期间，以“精力无处发泄”，才以“娱情胜聊无”的心情去做“旧书本里面的蠹鱼”的，而且郭沫若自称“比较胆大”，“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们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12]而反观范文澜，他在北大求学期间即常师事陈汉章和黄侃等古文经学家，此后二十年余年在中学和大学也多讲授经学，他的第一本著作为《群经概论》，成名作则是《文心雕龙注》，所以他是终生尊信汉儒，并长期以经生笺注方式治学。[13]二人在学术经历上的巨大差异自然造成了他们对待上古史旨趣的不同——郭沫若之疑古甚于顾颉刚，而范文澜之信古则堪与刘师培比肩。 （本文节选自孙庆伟《疑古还是信古：民国史家对于古史的基本态度》，载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1] 王学典：《“年鉴范式”：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新汉学与新史学：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续编》，第153-173页。 [2]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林甘泉、黄烈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18页。 [3]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记中郭沫若曾说：“我也起过这样的雄心，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把社会分析、思想批判等，通统包括在里面。但这项工作我没有着手，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着手。” [4] 这也是唯物史观派学者的共同特点，如翦伯赞就把“历史科学的任务”界定为：“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活着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参看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页。 [5] 素痴：《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8期，1932年1月4日，转引自王学典《“年鉴范式”：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新汉学与新史学：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续编》，第153-173页。 [6] 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颉刚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中华书局，2011年，第124页。 [7] 当然，郭沫若对古代社会史的分期历经变化，有学者概括为“大变四，中变五，细变则难以枚举”，究其原因是因为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些论述……当作一成不变的原理来搬弄”，误将“经典著作”“关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论述”“当作现成的公式”，并以之“剪裁中国的历史”。参看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第370-371页。 [8] 如王学典就指出，“郭沫若的追随者吕振羽、翦伯赞、邓云特、何干之、侯外庐和范文澜等史观派学人虽然在“奴隶型社会”与“封建型社会”交替在何时以及“亚细亚型社会”如何安置等问题上意见相互颇有出入，但他们都认定：人类社会也像生物进化绝对遵循一定的程序一样有着自己确定不移的先后秩序，这个秩序已经由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类学家发现出来；生物进化的原理是物种的选择变异，人类社会演化的基础是经济状况，制度、政治、文化等现象均为经济现象的派生物。”参看《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新汉学与新史学：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续编》，第116-129页。 [9]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305页。 [10]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本节有关范文澜先生生平的内容多据《中国通史简编》蔡美彪所写的前言。据蔡美彪的介绍，为了全党整风的需要，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注意眼睛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范文澜受党中央委托，主持编写一部供广大干部阅读的中国历史读本，以便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貌。 [1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1页。 [12] 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 参看《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刘大年序和《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有关郭、范二氏史学思想上的异同，可参看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六“史观学派（下）”。 维阳 编辑 / 文力 校对 来稿请寄：tongshilianbo@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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