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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糅杂”可谓魏晋南北朝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各种外来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入中国,以“五胡”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进行了碰撞与交融,来自中亚、西亚、南亚,甚至欧洲的域外文化也为这一时期文化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自西汉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中国与西方的人员交流日益频繁,这些交流主要是通过陆路和海路上的宗教传播和商业贸易实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陆上通道主要是汉代形成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原腹地的汉朝首都(长安或洛阳),经由河西走廊,至吐鲁番一带分为南北两支,再通往中亚、南亚、西亚欧洲等地。这条道路虽然随着政治、地理环境的变化而时有变迁,但在整个汉唐时期都是中国与境外交流的主要通道,沿途大多发现了中原人的活动踪迹,所经各地的商人和僧侣也为中原地区带来了浓郁的异域风情。 通过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内容是十分广泛、逐渐深入的,东汉时期已有大量中亚商人到达敦煌地区的河西走廊,“商胡贩客,时见于塞下”,塞下即敦煌玉门关、阳关。中亚胡商带来的异域文化首先成为汉末社会上层人土追慕的对象,东汉末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西晋灭亡后的中原地区天下大乱,大量世家大族和士人迁往河西走廊避难,这些寓居河西的中原大族在很大程度上莫定了魏晋南北朝河西文化繁荣的基础。五凉政权下的河西地区不但是中原传统文化的保持和发展之地,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经由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胡商群体当属中亚粟特人,他们是中国史籍中被称作“昭武九姓”的胡人,居住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以撒马尔干(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来到中国的粟特人大多以经商为业,其中许多人逐渐在经商之地留居下来丝绸之路沿线的于闻、楼兰、龟兹(库车)、高昌(吐鲁番)、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和长安、洛阳等地都曾留下粟特人的足迹,他们的物质文化遗存已越来越多地见于考古发现。 1907年斯坦因(A. Stein)在敦煌汉代烽火台遗址曾发现8封粟特文信札,书写在淡黄色的麻纸上,是一位居住于敦煌的粟特妇女写给故乡康国(撒马尔干)的一封报平安的家书,信中写到长安和洛阳一带的大量粟特人、印度人在战争中的悲惨遭遇,但居住于敦煌的一百名粟特人还算平安。 这批信札的年代可能是四世纪初,正当西晋末年匈奴人肆虐中原之时,可见当时居住于中原地区,尤其是河西走廊的粟特人是很多的。前述华北各地发现的西晋至北朝玻璃器、金银器等大量外来物品很可能就是由粟特商人传入的,作为珍稀物品得到了中原上层社会的青睐,常出现在这一时期的高等级墓葬里。 近年在西安等粟特人聚居地发现的一批身份明确的粟特人墓葬,更是中亚文化与中国文化交融的明确实证。 2000年发现于西安北郊大明宫乡的安伽墓是一座由长斜坡墓道和五个天井构成的大型单室砖墓,形制、结构与当时西安地区高等级墓葬无异。墓葬未被盗,但出土遗物并不像其他同时期高等级墓葬那么丰富,不见陶俑、明器、玉器、铜器等物,不过墓内发现了浮雕精致的石门和石棺床,其中石棺床呈一座带有七条腿和三面围屏的石榻结构,榻面可能曾铺陈毯子,榻的边缘和侧面浮雕贴金装饰着精美的图案,围屏上也浮雕出屏风式构图的画面,表现西域胡人的生活场景,包括出行、狩猎、歌舞、宴饮、家居、商旅、庖厨等,共计一百多个胡人形象。 墓内出土一件青石墓志,可知墓主为葬于周静帝大象元年(579年)的“大周同州萨宝”安伽,是出生于姑藏(甘肃武威)的中亚安国人后裔,其父曾在河西任职,其母可能是汉人,而安伽所任“萨宝”是北朝至隋唐时期管理波斯商人和主持祆教事务的职位,此墓的发现充分表明了当时胡人在中国内陆的活动及民族文化融合情况,也为我们探讨粟特宗教与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2003年又在离安伽墓不远处发现了“凉州萨宝”史君夫妇合葬墓,在墓内石椁横枋上发现粟特文和汉文题记,可知墓主史君是中亚史国人,卒于大象元年(579年),他来到中国内陆的年代要比安伽晚,是由西域迁居长安的,其妻康氏可能是中亚康国人。 仿木构的石楟上同样浮雕着精美的粟特人丧葬、祭祀场面,画面内容与在中亚粟特遗址一一片治肯特( Panjikent)发现的壁画相似,反映了粟特人特有的丧葬和宗教文化。2004年在同地发现的中亚康国人后裔一一卒于北周天和六年(571年)的康业的墓,也是一座采用中国式墓葬形制,兼具粟特文化图像的墓葬。 西安以外地区也发现了一些粟特人的遗迹,如1999年在太原市晋源区发现的隋开皇十二年(592年)虞弘墓,墓主为西域鱼国人,曾任职于北周专掌外国人事务的“萨宝府”,墓内石椁图像上也有舞蹈、狩猎、祆教祭祀等内容,人物均为深目高鼻、须髯浓密的胡人形象。 除了上述身份和时代明确的粟特人墓葬外,还有一批重要的粟特画像被确认或重新认识,如甘肃天水石马坪发现的石棺床、山东青州傅家线刻画等。这些粟特人墓中的石质葬具与墓葬形制一样,是中原地区常见的做法,但上面的石刻图像都是描绘的胡人生活场景,构图形式也比较接近,可能遵循着一些共同的母题,从图像内容和艺术风格看,虞弘墓图像更侧重波斯风,而安伽墓、史君墓图像的粟特风格更为明显。 这些粟特聚落首领的墓葬展现的是一种多元文化特征,既保留了浓厚的祆教信仰和粟特生活气息,也受到所在地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影响,如安伽墓图像从狩猎主题到突厥形象都深深打上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烙印,文化多元化展现的正是是粟特人“四海为家”的商业民族特征。 粟特人将极富异域风情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宗教等带到了中国,对北朝隋唐的政治与社会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北齐官廷里就有很多来自中亚地区的胡商或伶人因得皇宠而得势,北齐统治者十分爱好西域乐舞,“杂乐有西凉鼓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 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甚。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诸官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万数。” 在胡风盛行的北齐社会,一些中原士大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胡风的影响,“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日:“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胡旋舞或胡腾舞是极富中亚特色的舞蹈,在北朝隋唐社会里曾十分盛行,在安阳发现的北齐武平六年(575年)凉州刺史范粹墓里出土了一件黄釉扁壶,扁壶的造型带有游牧或胡商人群的风格,壶身上饰以五人一组的乐舞场面,一位男性舞者在中央翩翩起舞,周围四位伴奏者手持琵琶、钹饶、笛子,皆头戴胡帽,身穿翻领窄袖长衫,脚穿半筒靴,表现的可能就是胡旋舞或胡腾舞场景。 前述安伽墓石榻上刻有三幅类似的乐舞场景,皆由男性舞者和乐队组成;虞弘墓石椁图像中描绘了墓主夫妇宴饮场面,也有一名舞者和六位乐师。以琵琶、箜篌等为代表的外来乐器大量出现在北朝隋唐图像中,表明西域中亚一带的音乐文化已经渗透到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里,隋初炀帝制九部乐,“至大业中,场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除清乐、礼毕为中原传统音乐外,绝大部分居然都是来自西域、中亚、南亚一带,由此可见北朝以来胡人乐舞之盛。 在唐代的一些大都市里都留下了胡风盛行的印记,如岑参诗“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维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为我们展示了一场胡风胡韵极浓的宴会,不但有极富西域风格的乐器、歌舞,也有来自西域的美食、美酒与金银器皿。
描绘的则是京城长安酒肆里风情万种的胡人女子。白居易诗“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环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描述的是盛唐宫廷里胡旋舞的盛行,安禄山即粟特安国人后裔,他与杨贵妃一样是胡旋舞的高手。胡风在北朝隋唐的盛行,表明胡人已成为中原社会一个影响巨大的群体,他们不但促进了中西商业贸易的繁荣,也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 在南北朝对峙时期,南方六朝与外界同样存在着活跃的文化交流,只不过交流的途径与内容与北朝有所差异,南方主要通过海路与域外进行文化交流,前述佛经的南传之路即为六朝对外文化交流之重要内容,在武昌、南京一带高等级墓葬里发现的珍稀玻璃制品可能就是经由海路传入的,其传播路线是由波斯经由东南亚诸国,到达交州、广州等港口,然后经长江等内河传入南京、武昌等地。 虽然南方胡人的活动不如北方活跃,也未发现如安伽墓、史君墓、虞弘墓、康业墓等直接的胡人遗存,但带有浓郁胡风的玻璃器、金银器等珍稀舶来品仍为我们展现出生动的海上文化交流图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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