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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明月夜，短松冈 1 前几日春暖，樱花正好开放。黄昏时回母亲家吃饭，看见楼下两株樱树开得灿烂，繁花胜雪，什么都不顾的样子。母亲在家整理书柜，翻出好大几本相册，摊开了，竟有数百张老照片，把靠窗的八仙桌铺了满满一层。我凑过去陪着一起看，大多是她和父亲及朋友、同学年轻时的留影，五六寸见方，边缘剪成波浪。许多照片上有落款，几年几月之类，斜斜地印在角落上。四季变化，风物流转，我顺着母亲的手指翻阅那些记忆，背景多是些回字形的教学楼、宽敞的操场以及长江大桥，一些陌生的青年人或单独，或成群，白色跟灰色的衬衫，深色长裤。那时的天空跟现在不一样，我这么想，但不一样在哪里，其实我也不知道。母亲说：“这几个是我的同学。”又指着父亲的照片说：“你看，你跟你爸爸年轻时像得很呢！” 这些老照片，我很小的时候翻箱倒柜就见过。从父母合影的衣着来看，依稀可以判断出他们相恋的时间。再后来，照片中有了我的加入，骑在东湖公园的石头大象上朝远处张望，“七岁吧？”我问母亲，“弟弟三四岁的样子。”黑白照片里的我穿着灯芯绒上衣，胳膊上挂着菱形袖标，行吟阁在旁边露出一角飞檐，弟弟在背后的草地上玩着自己的手指头。 那天，母亲从最小的一个红色相册中翻出几张照片。上面是两个少女依偎在一起，没有落款，也没有时间。从背景的帷幕推测，应该是在照相馆中拍摄的。照片右边是我的外婆，左边是她的表姐，两人都剪着一头短发，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进步女青年才有的短发，半截刘海散在额前，俏皮又轻松。灰色的开襟褂袄，脖子上挂着银项圈，想是常德当时当地的风俗。“你外婆小时候去读过常德县女中，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民国那阵子，外公还在常德开了一个的很大布庄。”母亲说。夕阳正好，白云轻浮，高楼大厦间有淡淡的红光洒进房间，母亲坐在窗户边，看上去，就像照片中的那个民国姑娘。 2 应该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常德还是湘西门户上最大的一个码头。沈从文在《常德的船》中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桐油、木料、牛皮、猪肠子和猪鬃毛，烟草和水银，五倍子和鸦片烟，由川东、黔东、湘西各地用各色各样的船只装载到来，这些东西全得由这里转口，再运往长沙武汉的。子盐、花纱、布匹、洋货……又由下江轮驳运到，也得从这里改装……”母亲告诉我，你外公的父亲也就是太公，在下南门的正十字路口开了一间绸布店，名叫安昌布庄，后来又改名叫协昌绸布店，是当时常德城中数一数二的大商户。她依稀记得，有五六开的大门面，门板全用上好的松木打成，刷了厚厚的桐油，阴雨天，门板立在一旁，黑猫黄狗跑来跑去，会有捉摸不透的香味一丝丝散开。屋子上下两层，前后三进，路口是四通八达的石板路，可以直抵麻阳街边的船码头。 外公的父亲老家是江西，母亲说。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的确有来自《明史》和《明太祖实录》关于江西移民的佐证。洪武卅年，朱元璋曾经迁江西移民六十五万六千人分别到长沙府常德等十县和郴州、辰州等地。而这批移民，大都来自一个叫瓦屑坝的地方，模糊的地点应该是坐落在古邑大县鄱阳城西约十公里的莲湖乡瓦燮岭一带。相传，那里曾经豪门望族聚居，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此大战过一场。流传的姓氏有：朱、陈、张、孟、梁、董、彭、何、姜…… 五六岁时，母亲带我去常德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破碎的儿时记忆中，那里已经没有高大宽敞的布店门脸了。外婆搬去小西门一间木板房住，只记得歪斜的石板路和对着门口的一条小巷，因为家家都用井水洗衣淘米，石板路永远是湿漉漉的。外婆住在一楼狭小的偏室中，暗淡的孤灯挂在屋子中间，摆上床和柜子，几乎没有更多的空间。黄昏时云层很低，常德很安静，外婆喜欢抱着我坐在火盆边的小板凳上唱歌。外面是一点点暗下来的走道，木楼梯传来楼上人家走来走去的声音，外婆总是在我耳边唱：“背坨坨，讨茶喝，茶茶冷了，伢伢不喝。” 3 民国五年，也就是一九一六年，外婆出生在常德。她家祖上历代在清廷任职，算是大家闺秀了。那一年，蔡锷领护国军出击四川，反袁浪潮下，中国大地烽烟四起，各地纷纷宣布独立。常德偏居湘西，似乎并未受到冲击，安昌布庄依旧生意红火。布庄的经营方针主要是从洪江购买桐油、木材到常德，再经洞庭湖，入长江，抵达上海。同时从下游转运布匹、棉纱等物资返程，再入湘西销售。 外公比外婆早一年出生，独子，生母是太公去洪江办货时带回来的一个丫鬟，据说是土家族，麻阳人，生了我的外公后，染疾病故。正房周氏无子嗣，外公就由她抚养成人。 一九三三年初，门当户对的外公外婆由他们的父母在麻将桌上决定了终身大事。日寇侵占山海关时，外公和外婆在常德成婚，开始主掌安昌。其时，江南一带民生尚属安稳，延续上辈的经营理念，外公的布庄生意日益扩张，旋即还开了一家棉纱店、一家钱庄。夫妻俩在常德城进出成双，俊男靓女，传为佳话。 十年一转眼，日寇进犯中原时，外婆已经生下了五个孩子。一九四三年常德会战，孙连仲将军率六、九战区二十余万官兵迎敌，判断出日军主攻目标是常德。县城周边气氛瞬间紧张，外婆带着五个孩子星夜出城，辗转数百里去资水上游山区避难。母亲告诉我，那一夜，外婆怀着六姨，硬生生走了数十里地。祖奶奶随行，请了两个民夫，一个背行李，一个挑孩子，我母亲坐前面，五舅坐后面，用灰布把前后的箩筐一围，在日军不间断的轰炸中，荒山野岭逃到了安化。 很多年后我弟弟出生在武昌，正值“文革”高峰，外婆从常德赶来照顾母亲。孑然一人，出临澧，过石门，到武昌，竟然背来一个桐油木脚盆和产妇用的马桶。我现在还记得外婆穿着一件黑棉袄站在医院门口，斑白的头发在风雪中颤抖的样子。 那一年，武汉下了好大的雪，长江两岸，白茫茫一片。 4 战争是什么，没有经历残垣断壁、见过横尸荒野的我，实在无法言说。但从长辈们饭后的闲谈中，我略微知道了点外公后来的境遇。 抗战全面爆发后，布庄的生意日渐萧条。上海会战期间，外公有两艘装满物资的运货船，在长江中被日军击沉，物资不算，随行的伙计无一生还，损失惨重。转过年来就是常德会战，常德遭日军占领，虽只短短六天，但整个城区一片焦土，沿麻阳街，下南门一线，尽毁于火灾。 太公和外公一生的心血就此尽墨。当时外婆在安化避难，外公辗转于常德城区，依仗留存的金银，日夜出入酒肆歌坊。战火纷飞，朝难保夕，江湖上多是飘零逃亡的烽烟中人。有刘姓江苏来客，在高山巷附近开了一个餐厅，家中三女，善评弹歌赋，容颜秀美，一时无双。外公仿佛一个溺水的人摸到了潜流翻卷出的稻草，和刘家的大女儿暗生情愫，住在了一起。 外婆对此一无所知。当她带着孩子们回到常德时，按当时的习俗，似乎只能默认。从此，外公有了两个家。 一九四四年春，外公卖了远郊黄土店一带的地产，重新在新街口的老宅地上修建了一幢二层砖瓦小楼，外婆带着母亲和其他孩子就住在那里。去年春天，我去过一次常德。从笔架城往回走，大概两三里地的位置，如今已经成了高大的住宅小区，不复当年。 母亲说，外公在刘家那边也育有儿女，所以时常要过去，外婆在这边拉扯着孩子们靠出租房维持生计。“有一个国民党暂编师的师长带着太太来租过房子，”母亲告诉我，“他还有一个带驳壳枪的传令兵呢！” 那已经是临近秋天的时候了，沅水正在涨潮。宋希濂在湘西组织了五个暂编师，其中以汪援华为师长的暂五师就驻扎在常德，负责城区防务。 新街口的房子是常德少有的西式洋房。家门口有个小花园，中间一条石板路，左边种了两株梅花，右边种了几株桃花。 5 战争转眼又到了。 这一次，是国共双方在澧县、石门、常德一带拼命厮杀。外婆无奈之下，再一次带着母亲等几个孩子弃城出走。 新街口的房子无法继续住下去了。后来，一次春节的家庭聚会中大舅告诉我，当时他已经十多岁了，在绸布店当学徒。每天黄昏，新街口的家门前有一个年轻人拉手风琴兼带卖陈皮糖。他是外江人。大舅说，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常德解放后，那个年轻人就再也没见过了，”大舅沉吟了一下又说，“我后来想，他可能是共产党的地下情报人员。” 一九四九年七月，常德易帜。外公因为家大口阔，不善经营，已经彻底破产。索性卖掉了新街口的小楼，获金十数两，在乔家巷重建了一幢两层楼的篱壁房。所谓篱壁房，就是用竹木条做底，再用泥沙、石灰抹成墙壁，白粉一刷，看不出底料，简易、便利，不牢固但也好看。 没过多久，外公因债务纠纷，又想卖掉乔家巷的新屋。外婆终于绝望，忍受不了外公的沉沦，愤然提出离婚。在新政府的主持下，两人终于分手。那一年，我的外婆刚刚三十四岁。新房最终以人民币一千三百元的价格出售。外公拿了三百还债，又拿了三百度日，剩下七百，外婆收了，一个书香门第出来的闺秀，独自担负起抚养孩子们的任务。 秋末，外婆带着孩子们搬到火场坪附近，租了一间十多平米的房子住，两张床，一张小床自己睡，一张大床孩子们睡。每天晚上，外婆在昏暗的灯光下数数，一、二、三……八个孩子一排睡在一起。 一日黄昏，第五个孩子去门口的废墟中玩耍，与隔壁家孩子争斗，被火钳打伤了脚踝，不想竟染上破伤风，不幸离世。 伤人的孩子家境亦贫困不堪，无力补偿。恸绝于心的外婆只好同意对方把家中仅有的一头猪出卖，做了我五舅的丧葬费。 6 中国人的生死观，活要有房，死要有坟。苦苦挣扎的，不过是这两端之间漫长的岁月。悲哀的是，如外婆这样的女子，在那激荡岁月中，让她不离不弃、不忍割舍的，还是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再无其他。 外公因为债务要卖乔家巷的房子，外婆也曾抵死不从。现在想来，我能依稀察觉到外婆的愤怒和无奈。偌大中国，对每一个具体的生命而言，不过是一间陋室，一张草席，一盏孤灯。又或许，在外公心中，对那个为他生育了八个孩子的女人已经完全忽视了。否则他为什么……也可能并没有为什么吧，对于往事的猜测，犹如跌弹斑鸠，只能加深我越来越冰凉的无助感。 某日午后，外公喝了酒，沿高山巷寻回乔家巷。外婆正在门口招呼小鸡般四处乱跑的几个孩子。外公大步跨入内室，扬言再不卖房便要纵火烧房。外婆眼看着他把几本残书扔进木桶点燃，无力阻挡，支撑了几十年的梁柱在那一瞬间轰然倒塌。左邻右舍连忙唤回尚在大乎布庄值守的大舅。十六岁的大舅赶回来，母亲坐在地上痛哭，屋内一片狼藉，大舅愤然和他的父亲在堂屋中打了一架。 房子终于卖了。这是外婆命中注定的磨难，还是战乱更迭的必然，谁也不知道。没过多少时日，外公一个朋友自称车老二，巧言哄骗，言借钱必高利返还，又从外婆拿到手的七百元钱中盘剥去了二百元，拿钱之后，音信渺无。 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了。我无法想象，外婆在那样的困境中如何度过一个个漫长又凄冷的夜晚。午夜梦回，我常常想外婆是否也会在半夜惊醒，点过孩子们的人头数后，她是否小心地侧耳倾听过，窗外无中生有的脚步声。 外婆去世前的前一年春节，散落全国的儿女们齐聚常德，留守常德的七舅一家照顾着年迈的她。那时的外婆，已经沉默寡言，见到我，只会反复摩挲我的肩膀，却说不出更多的话来。吃饭了，她只让七舅母盛上一小碗，独自坐在自己的床头慢慢咀嚼。房间越来越大，外婆却越来越小，或许外婆已经知道大限将至，她看多了人世间的生死背叛，那些惊涛骇浪的爱恨到了这里，已由无数的感叹变成了省略。 她把儿女们按月寄来的钱款放在一个小布袋中，每天挂在胸前。外婆不愿意自己死后连棺木都没有，也可能，她实在是不愿意麻烦自己的后辈了。那个布袋在她干瘪的胸前摇晃着，上面绣着两朵莲花，用细细的针线绞了金边，宛若一个钟摆，嘀嗒嘀嗒嘀嗒，在午后的阳光下散发着暗淡的光芒。 那天中午，外婆在午睡，突然从床头坐起，母亲连忙趋前问候。外婆茫然地看了眼母亲，低声唤着外公的名字：“绍初，绍初！你不理我了吗？”顿了一下她喃喃自语地说：“不理我了。那算了咧！” 7 外婆在世的时候，我一直不敢问，她到底恨不恨外公。或许我真不能理解，那些风云际会的年代中转瞬即逝的恩怨情仇。外婆知书达理，写得一手好字，解放后，一直在当地居委会帮忙抄写文稿，此后再未婚嫁，直至驾鹤西去。她或许心中有无数的愤懑和不平，又或许还对未来的生活残存了星星点点的希望。这一点，从她坚持让母亲和六姨读书上大学，能够看到端倪。 二〇〇三年外婆去世时，我陪母亲回常德奔丧。最后看见的她，静静躺在黑色的棺椁内，消瘦，安宁。全国各地的孩儿们都回来了，外婆却再也没有睁开眼睛。烛光明亮，儿孙满堂，正值仲秋时节，外头一轮满月，晴空万里，哀婉的弦乐吹得常德满城俱静。 家族的血脉就这样一点一点传递下来了。母亲告诉我，在外婆的呵护下，大舅在解放后即参加了中共创办的“湖南省革命大学”学习，后分配至北京军委民航局。二舅因为小时候在协昌布店当过学徒，公私合营后，继续在国营布店工作。而三舅参军离家远行，母亲和六姨进了外婆的母校常德女中读书，七舅读了高中，上山下乡后入了汉剧团。五舅过世得早，八舅是个哑巴，在聋哑人机械厂，一九六四年秋天，不幸触电身亡。 外公呢？我问母亲。她摇了摇头，迟疑地说，可能，好像，是在砖瓦厂当工人吧……“文革”中，还有人贴过他的大字报。 白驹过隙，倥偬一生。活着的人，应该早一点知觉到飘萍之末的孱小与短暂。有些东西我说不出来，如流水，如落叶，如那天晚上沉沉黑夜中万家灯火的孤独。母亲坐在我对面，细细回忆一百年来的往事，我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相片中的民国姑娘，变成了现在一点点老去的她。 前年孟夏，和母亲一起去湖南五强溪电站处理工作，回程的路上，正好过长沙。母亲接到一个电话，放下手机她突然用常德话对我说：“哎呀！你二舅过世了！我要回常德！” 说话间，天空暗了下来，四周都是油菜花。母亲突然泪流满面，我看着她的泪水流过下巴，她好像一点也没有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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