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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华东政法大学刘宪权教授现身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加共同主办的“法学大家公益系列讲座”，通过教授加直播平台，在线精彩讲解刑法理论与实务前沿问题，截至3月11日19点27分，吸引了14万8888人次观看！ 刘宪权教授在讲座中金句频频，惊爆全场。 加加君从中收录了15句，分享给意犹未尽的小伙伴！ 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从本质上仍然是“一点论”，也就是说罪刑法定内容的应有之意仍侧重于“不定罪、不处罚”。 罪刑法定原则强调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并不为过，这就是理论上人们通常所说的刑法是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的渊源。 “刑事看行为”是因为刑法判断的是一个人在主观意识支配之下的行为，刑法所规范的行为，都是对社会关系侵害比较严重的行为，所以刑法将其调整的“触角”前伸，只要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可能的侵害，我们就有可能将其纳入到打击的范围之内。 “民事看关系”是因为民法强调“实际侵害”。民事侵权行为中没有预备、未遂和中止。这足以证明，民法侵权行为中并没有可能侵害的问题，也即所有的民法侵权行为都必须对他人的权利造成实际的侵害。 从立法层面而言，其他法律不能保护的，就应该由刑法来保护。“刑法是最后一道屏障”只适用于立法层面。在司法层面，我们应坚持刑事优先原则，而不能随意用“刑法是最后一道屏障”这句话。 刑事立法者都是有智慧的人，但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而社会生活中犯罪现象的变化是无限的，要求立法者有限的智慧完全适用犯罪现象的无限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律需要不断完善。 立法是有原意的，改变立法原意只能通过立法本身。立法、司法解释只能阐释或者拓展立法原意。在立法存在问题时，若司法解释作出了与立法相矛盾的解释，必要时我们仍应执行司法解释。 随着信用卡虚拟化趋势的加强,“盗窃实体信用卡并使用”的情况逐渐被“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并使用”的情形所取代。盗窃信用卡并使用定盗窃罪规定的法理基础已不复存在。我们可以通过适用司法解释而将刑法该条文虚置。 同行为不同罪，同行为不同罚，这与罪刑法定原则是相违背的。 新型支付方式下，时常会发生行为指向的对象与实际遭受财产损失的被害人不一致的情况。这时，应遵从“刑事看行为”的理念，以行为指向的对象作为定性的依据。 人类社会的四次工业革命，不仅提高了生产力，改变了生产关系，而最主要的是改变了我们的思想。而思想的改变又会直接影响到刑事责任的认定。 我们绝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工智能只是石器时代的一块石头。普通智能机器人、弱人工智能机器人确实只能作为犯罪的工具，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影响到刑事责任的认定。 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从 “机器”的因素逐步弱化到“人”的因素渐进增强，从替代人的手足到替代人的大脑，这种变化毋庸置疑会对刑事责任的发展产生影响。 ATM机既不是机器也不是人，而是机器人。如果利用机器人“人”的认识错误获取钱财，构成的是诈骗罪。如果利用机器人的“机械故障”获取钱财，构成的是盗窃罪。 行为人对“违法违规”的“明知故犯”以及对行为的“故意为之”，不能与对“危害结果发生”的“明知”相提并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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