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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写了篇《那年那人那事——我的一段情》的文章，记述了我高中生活的点点滴滴和所思所悟，那应该是我高中时段的影子。现在把小学时段、初中时段的学习、生活写出来，以此来完整地呈现我的求学过程。也许，这只是那个时代的一粒尘埃，早已被茫茫风雨淹没；也许，这只是那些年代的一朵浪花，早已被炎炎烈日蒸发，但它却真实地记录一个农家子弟在求学苦旅中的片片风景，从不同方位代表了那个时期农村生活的点点缩影。 题记 茅草教室书声朗 简陋设施在课堂 小学一、二年级，我在我们村的学校上。所谓学校，其实只有两排教室，一年级在第一排，二年级在第二排，两排中间隔着一个大沫子堆。那时的生产队，一收完秋，往地里送粪的牛车回来时都要捎一车地里的土，堆在本生产队的牛屋院里。现在想想这事，我还纳闷，当时没有象铲车、推土机等工程机械，那土不知道怎么堆上去的，堆得老高，象一座小山，我们都称土堆叫“沫子堆”。它的作用主要是牛把儿冬天用来垫牛圈，保持牛生活的地方干燥，还有就是往牛屋前面的大粪坑里垫土，让粪坑里的粪充分发酵。《乡土赊旗》曾刊登我写的《拾粪》，里面描述了我小时候拾的粪都交给生产队，倒在生产队的大粪坑里后，负责称粪和记录的人会用“沫子堆”上的土把我倒的粪盖一盖。这类“沫子堆”冬天又成了我们小伙伴们玩耍的好场所，“争山头”、“滑滑车”等游戏天天晚上在这上面上演，大家乐此不疲，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瞌睡，至到家长过来叫我们回去睡觉，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一年级的教室前面，是一排牛屋，当然是茅草屋。冬天，我们一下课，就靠着牛屋的后墙上挤“挤囊包”，边挤边唱歌谣：
教室的后面，是生产队的一个大粪坑和刚才提到的“沫子堆”。印象中的教室，大约是两间房子，一间用于老师办公，一间用于我们上课，老师办公室与我们上课的教室一墙相隔，墙上面用水泥抹平，刷上黑漆，算是我们的黑板了。我们上课的教室前面有一扇窗子，后面没有窗子。房子低矮，
布包、小黑板、查数条是上学的标配。那时没有现在学生们用的书包，都是家长用几块碎布缝制成一个包，算是我们的书包了；小黑板是一块和现在的IPD大小差不多的黑板，具体是什么材质，现在记不清了，上面有两个小孔，用一根绳子穿进去，可以挎在身上；查数条是用一根白腊条弯成弓状，在弦上串几个“ting子疙瘩儿”（用高粱穗下面的杆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用来查数用。那时候小学一、二年级只有语文和算术两本书，作业也很简单：语文是写生字，算术是写数字。用铅笔在作业本上写，有时为了写好，写了擦，擦了写，把作业本上的那页纸几近擦烂。一学期下来，课本和作业本两个角都卷了起来，家长们戏称我们这时的课本和作业本是“翻毛鸡”。
小学三年级时，我们搬到了我们村西邻的焦庄村。焦庄既是一个村的名字，也是那时我们大队的名字，大队部和学校在我们两村之间，但我们三年级的教室不在大队部，在焦庄村的几间又低、又矮的茅草屋里，下午教室里几乎没有什么光线，茅草屋位于一条沟的西岸，所以，焦庄人都称这个教室为“沟西小黑屋”。就这样一个教室里，不仅有我们三年级学生，还有焦庄村的二年级学生。老师往往是教完一个年级，让同学们做作业，然后教另一个年级。
至到小学四年级，才搬到大队部所在的学校，这才是在当时算是比较正式的教室了。说是正式教室，无非是房子有后窗户，光线好一些；班里只有一个年级，老师讲课更专心；课桌由泥巴垒的变成水泥板蓬的罢了。若干年后，我回去看“沟西小黑屋”，却是一片断墙残壁，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一场大火把房顶烧着了，倒塌了，只剩下几堵烧黑的墙壁，孤零零地直立在那里，证明着它的存在。五年小学，没见过正规的课桌。一、二年级时，是村上人们用几块木板放在两个土垛上，我们爬在上面，算是“课桌”了；三年级在“沟西小黑屋”里，我们的“课桌”是自己用泥巴垒起来的，长短不齐、宽窄不一、高低不平；四、五年级时，“课桌”是好一些，是用水泥板搭起来的，两条腿有个伸展的空间了。那些粗糙的水泥板，又成了我们磨铅笔的好地方。 教我一年级的老师叫周玉运，是我们南面邻村周庄的，也就是现在的文化周庄。他是一位很负责任的老师。他有一个黑哨子，我们上课、下课全凭听他的哨音。他的哨子除了发布上下课的号令外，还有一个功能：打不听话的学生，哪个学生在课堂上捣乱，或欺负别的同学，他就用黑哨子打该生的头，打的不严重，但能较好地起到警示作用。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不反对周老师的这种做法。我始终认为，作为教师，应该手持戒尺，眼中有光，心中有爱。周老师正是用他的那个黑哨，较好地维持了班里的纪律，使我们村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在他面前服服贴贴的。
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叫王永明。那时的王老师已经对我们实施“德、智、体、美、劳”五育。他有一个厚本子，一支红色的水彩笔，本子上记有每个同学的名字，哪位同学做件好事，他用水彩笔在该生名字后面画个红点，谁做坏事了，他就画个红叉，学期结束，按红点多少评三好学生。应该说，那就是德育的基本要求，即要求学生向上向善。有时候他还带着我们一起看电影，边看电影，边给我们讲解电影里的内容：哪个是坏蛋、哪个是好人，这个坏蛋一会儿可能要干什么等，让我们不要向坏蛋学习。智育就不用说了。那时没有操场，他就组织我们到村子里的路上跑步，有时不知从哪里弄枚教练手榴弹和红缨枪，让我们练习投远，有时候还组织我们比赛，看谁投得远。小时候的冬天，雪下得多，下得厚。上完课，王老师让我们用树棍在雪地上画鸟、猪、房屋，那时我们所画内容，可能就是我们的启蒙画儿吧。秋天，王老师还组织我们到地里帮助生产队摘棉花，休息的时候给我们讲《牛郞和织女的故事》；冬天，他让大家拾柴禾用于烤火取暖，我们拾的柴禾堆在教室讲台的一角。那次看到张晓辉老乡在《乡土赊旗》公众号里刊登的《那些年，堆在教室里的柴禾垛》文章，在我心里引起很大的共鸣。柴禾没少拾，但烤火的次数并不多。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教室里烤了一次火，烟气把大家熏得眼泪也出来了，后来再也没有烤。其实，那时候并不是想烤火，倒是想享受柴禾燃烧过程中的乐趣。
那时候从预备铃响到上课铃响的10分钟内，班里要唱歌的，文艺委员起个头，大家就跟着唱了起来。记得有一次正在唱一首《种铁瓜》的歌：大家不知什么原因，就停了下来。后来才知道，中国和越南打了起来。又过几天，我的语文老师刘尚凤把我叫到她办公室，让我抄一封信，我一看，是写给老山前线解放军叔叔的慰问信。我工工整整地把那封信抄了下来，交给老师，象完成了一项神圣而又光荣的任务一样，好几天都沉浸在那种自豪的感觉之中。小学五年级开始上早自习和晚自习，那时没有电，上晚自习时，每个同学带一盏煤油灯。煤油灯各式各样，但大都是就地取材，用老家农村的就便材料做成。《乡土赊旗》公众号刊登的刘尚钞老乡的作品《记忆深处，一灯如豆》，就有这样的灯。名义上是上晚自习，但真正学习的并不多，大家多以玩煤油灯为主：有用纸粘成灯罩的；有用线做灯捻儿的；有用铁丝捆在灯上，提着方便的；有用小勺放在灯的火焰上炒苞谷豆儿的；……。因为煤油灯烟气比较大，一个晚自习课下来，鼻孔里基本上是黑的，老师鼓励大家用罩灯，但罩灯需到供销社买，为了省钱，老师让大家两人兑钱买一盏。罩灯由三部分组成：灯罩、灯头、盛煤油的瓶子，当时糨糊瓶的口径和丝口与罩灯瓶的口径和丝口完全一致，而且糨糊瓶到处都有，无需再花钱购买，因此，大家都用糨糊瓶代替罩灯瓶。我的同桌就对我说，他负责买灯罩和灯头，让我买煤油。我当时暗暗窃喜：灯罩和灯头比较贵，煤油便宜。就赶紧答应。罩灯也很费油，一瓶油一晚上就用完了，于是，我就不停地从家里带煤油到学校，父母看着是上学用的，也咬牙支持。就这样，五年级结束时，同桌带着灯罩和灯头回家了，我两手空空回去了。
我好象从小对文学比较感兴趣。那时候没什么课外书可读，除了看自己的语文书外，我常翻看姐姐的语文书。她的一本语文书里面有一篇是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诗歌，大概分四段，讲述知识青年在农村锻炼成长的过程。我在不断翻看中，基本上把这首诗歌背了下来。现在还能记着这首诗歌的最后一段《成长》：等我们学这本书的时候，老师讲完，要求大家背下来，我当时就给老师背了，这么神速，连老师也很惊奇。我看第一本小说的时候是小学三年级，那是一本无前皮、无后皮、中间还掉了不少张、尚存的纸张有些还残缺不全的书，后来才知道那本书的名字叫《小二黑结婚》的书，因当时识字不多，好多字是边猜边蒙才把意思看出个大概的。记得最清楚的是，小说里有这么几句话：我当时把“锅”字猜出来了，可“枕”字怎么也猜不出来（那时农村谁睡觉枕枕头啊），就问在一旁干活儿的母亲：
有同学知道我爱看小说，也把家里的小说借给我看，《林海雪原》《大刀记》《战地红缨》《高玉宝》《烈火金钢》《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看得入迷的时候，连上学的路上、放学的路上、课堂上、自习课、午饭时、晚上都停不下来。曾有一次，刘尚凤老师在讲课，我把小说放在腿上，用课书挡着，偷偷看，但还是被刘老师发现了，把我的小说没收了，说等我这次考试考第一名，小说再还给我。我果然不负她的期望，那次考试全班第一，我的小说又回来了。
一生中读到的第一篇文言文，是小学五年级时的一篇课文，题目叫《为学》。老师怕我们读不懂，没有给我们讲。我自己把那篇课文很认真地看了几遍，并对照着文章下面的注释，基本上把文章的意思理解个大概。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我还能背下来：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小时的我，不知道什么叫理想，也不懂得什么叫抱负，但心里始终有一个期盼和念想，这个期盼和念想，象一双无形的手，支撑着我为实现它而努力。曾有一段时间，公社办高中。我们村几个姐姐、哥哥每周星期天，带着用网兜装的东西回家过周末，他们结伴而行、谈笑风生的背影在夕阳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令人神往。那时我就想，我什么时候能到公社上学，该多好啊。后来，公社不再高中，只办初中，那个时候我已经上五年级，小学毕业生了，于是，到公社上初中，成了我心中的期盼和念想。小升初是要考试的。五年级结束后，我在大冯营公社初中学校里参加了升学考试。那是我第一次进入这个学校，校园里的环境深深地吸引了我：青砖青瓦教室、前后玻璃窗户、红漆粉刷门窗、两斗木制课桌，宽敞的操场、成行的树木、带有出前檐的老师办公室，我只觉得两只眼睛不够用。但时间不允许我多看，匆匆地走进考场，准备考试。上午半天的考试结束后，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回家了。走到我们村和后赵庄之间的一座高桥上时，突然想起自己的文具盒忘在考场了，赶紧返回去找。那是我有一年到临汝舅家时，妗子给我买的，鼓励我好好学习。文具盒的封面是真假两个悟空在打斗，文具盒里面，装有我的钢笔、铅笔、橡皮、量角器、三角板等文具，如果找不到，损失严重。家离大冯营公社初中距离约4里路，为了考试，早上很早就起来了，简单吃了点东西，彼时天已晌午，肚子早已饥肠辘辘，但我忘记了饥饿，紧赶慢赶到了学校，隔着玻璃窗向我坐的桌子上看时，桌面上和桌斗里什么也没有，我一下子哭了起来。我一个近门的叔叔徐恩星和婶儿郭金玲在这个学校当老师，我无奈找他们，他们带着我问问了在那个考场监考的老师，那个老师说也没见着，叔和婶对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我只好悻悻而归。那一年的暑假总算没有了作业，我也总算可以全心地看小说了。虽然没有了学校作业，但田地里的“作业”并不少，也不轻。锛草、翻红薯秧、打药、割草，样样都是体力活儿。在地里干活，当我挥手擦汗时；当我直直弯得发酸的腰时；当我打完一桶药，往药桶里加药加水时；当我从肩上放下满满一筐青草，歇歇压疼的肩膀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向公社初中的方向眺望，心中有一种莫名的、说不出来、道不清楚的滋味……有一天晚上喝罢汤，我们一家坐在院子里一边乘凉一边听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我期盼着下雨，下雨可以歇一歇，我可以有更多时间看看我的小说，但又怕下雨，因为一下雨，地里的草又要长起来，红薯秧又会扎根了，棉花上的虫又会生出来了，活儿又多了。这时，邻居一个姐到我们家来，离我们老远就说：我一听，飞奔过去，从她手里接过通知书，凑着灯光仔细一看，果然是的！以后的日子，在等待开学的焦急心情和准备铺盖的忙碌事务中度过。【作者简介】徐荣新，男，河南社旗大冯营人，就职于郑州市某局机关，喜爱阅读、写作，在全国各类杂志发表文章多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