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历史上,吴国以善用诈降计而著称。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当然就是赤壁之战中黄盖的“苦肉计”。另外,在公元228年的石亭之战中,周鲂也有过一次成功的诈降,本头条号前面的文章《石亭之战序章:周鲂是怎样计诱曹休的?》对此有详细的介绍。在石亭之战的三年后,也就是公元231年(吴国黄龙三年,魏国太和五年),孙权故技重施,又部署了一次诈降计,这就是孙布计诱王凌的阜陵伏击战。 一、孙布诈降王凌的基本经过《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
同一事也见于 《三国志·魏书·满田牵郭传》,且记述较为详细:
由这两条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事情的基本经过: 吴黄龙三年(公元231年),就在诸葛亮发动第四次北伐的同时,吴主孙权也在谋划一次对魏国的作战行动。他的基本设想是诱敌至有利战场而歼灭之,因此安排孙布来实施一次诈降。孙布时任“中郎将”,这是低于将军、高于校尉的一个职级,在三国时,由于有军功者众多,大量被封为将军,中郎将实际上成了中下级军官职位。由此看来,这次诈降的“诱饵”不大,孙权大概只想打一场小型歼灭战。 关于孙布,史书中没有更多的信息,不过他可能与孙权同宗,是吴国宗室的远支成员。而孙布的诈降对象王凌,则是一个著名人物。王凌是东汉司徒王允(就是献貂蝉诛董卓的那位)的侄子,后来得到曹操提拔,到了曹丕、曹叡时代更被重用,先后任兖州、青州刺史。在石亭之战中,魏军失利撤退时被吴军切断了夹石退路,王凌率兵力战突围,立下了大功,转任为扬州刺史。 《三国志》游戏中的王凌形象 公元231年夏,孙布派人到扬州见王凌,表示自己想要投降,请求王凌派兵迎接。王凌相信了,想要发兵,但是他没有调兵的权力,兵权在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满宠手中。因此,王凌向满宠报告,请求发兵,满宠却看出其中有诈,不肯答应。当时,正好赶上满宠要回京面见魏明帝,临行前他吩咐留府长史(征东将军府的长史,相当于政府的秘书长)说:“如果王凌想要去迎接(孙布归降),不要给他发兵。”最终,王凌只能派出自己能调动的步骑兵700人前往迎降。 当年冬十月,这支魏军小部队到达了约定的地点——阜陵,孙权已提前在此地埋伏了大批部队,前线指挥官就是孙布。孙布等待魏军进入伏击圈后,乘夜发起袭击,魏军督将发现不妙,立即率部撤退,结果在吴军的追杀下部队伤亡过半。 二、由阜陵的地理位置看孙权、孙布的作战意图阜陵,本是西汉设置的一个县,治所(县城)在今安徽省和县西。东汉明帝时,县域沦为麻湖(今之历阳湖,大部在今含山、和县境内,明永乐间淤为圩田),移治今全椒县东。三国时,阜陵县废,地处吴、魏交界,成为战场。 按照《安徽县志-建置沿革志》第75节“全椒县”的记载,阜陵古城遗址位于今全椒县襄河镇东偏南9公里的陈浅乡百子村东到段(庄)陈(浅)公路沿,西抵渠道埂,北迄文坂农田,南至池塘这片长500米,宽300米的长方形范围内。此遗址,据史志记载,清代尚保存完好。解放初,遗址尚可辨认。自1965年后,已成为小学、医院及宅基地。 当时,魏国在江淮一带的军事重镇是合肥。早在曹操、曹丕时代,合肥就是魏吴双方争夺的焦点;到了曹叡时代,经过石亭之战的挫折后,合肥更是年年遭到吴国的进攻。就在孙布诈降的前一年,孙权刚刚率大军进攻过合肥,不克而还。因此,孙权让孙布诈降的目的,就是将魏军从坚固的防御据点内引诱出来予以歼灭,借此来削弱魏军力量,为下一次进攻合肥营造条件。 阜陵伏击战示意图 阜陵远离合肥,地处滁水之畔,且靠近长江,南北有山脉丘陵夹持,是一个与皖城相似的走廊地带(皖城走廊是石亭之战孙权诱击曹休大军的地方)。这样的地形条件,便于吴军机动部署,容易截断魏军的退路。 当时的阜陵由于长期成为魏吴交兵的战场,民众都已逃往江南,已是荒无人烟的地区。而就在阜陵所面对的长江对岸,就是吴国的都城建业。因此,孙布很可能是向王凌表示,要从建业一带渡江北上投靠魏国,因此说动王凌派兵到阜陵来迎接。 三、阜陵一战背后的故事阜陵伏击战,最终以吴军的小胜而告终。由于满宠的明智和谨慎,王凌没能派出更多兵力,使魏军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值得探究的是,就在王凌坚持请求发兵的关键时刻,满宠为何恰好离开扬州呢?满宠不在,王凌作为扬州刺史就是最大的官员,要不是满宠提前吩咐府内长史,他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出兵了。其实,满宠之所以要回去“述职”,正是王凌打“小报告”的结果。
原来,王凌及其部下亲信上书曹叡,说满宠年老体疲、好酒贪杯、做事悖谬,不该继续担任扬州都督。曹叡本想免去满宠的职务,将他召回京城,但是给事中郭谋劝说道:满宠过去功勋卓著,现在镇守淮南抵御吴国业绩也很突出,因此决策应慎重,可以让满宠回来当面考察一番(看看是不如王凌所言)。曹叡于是召满宠回京,结果发现他身体很健康,没有年老体衰的样子。满宠的确好饮酒,但是喝了一石的酒仍然不醉,头脑清晰思维不乱。显然,王凌的小报告并不属实,曹叡于是慰问勉励满宠一番,让他回去继续担任扬州都督的职务。 《军师联盟》中的满宠 据史书记载,王凌不仅带兵作战勇猛,而且善于施政,在兖州、青州、扬州职任上都很得人心,“赏善罚恶,甚有纲纪,百姓称之,不容於口” “咸得军民之欢心”。但是,从孙布诈降一事上,我们却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些性格缺陷,就是贪功,而且有点不择手段。为了立下招降吴将的功劳,王凌不顾军队可能受伏击被歼灭的危险,坚持要发兵。而在被满宠阻止之后,王凌又不惜打“小报告”谎报情况,来把这块“绊脚石”搬开。 满宠阻止王凌发兵,主观上是为了避免魏军的失败,客观上也为王凌免去了一次战败的责任,因而不至于影响他此后的仕途。在十六年后,王凌已当到了魏国太尉、假节都督扬州军事,他的外甥令狐愚则任兖州刺史,甥舅二人同时掌握重兵,承担淮南地区的军事重任。在这种情况下,王凌的赌性和冒险倾向再度表现了出来,想要废掉当时的皇帝曹芳、拥立楚王曹彪为帝,以此扳倒司马懿,执掌魏国朝政。最终,王凌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他被迫自尽,部属党羽也全被诛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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