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疫情全球化,暴露现代人类的共同困境

 lpl求知获识 2020-03-15
就在中国境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局面逐渐好转的时候,全球疫情正在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迅速扩散。截止北京时间3月14日中午12时,除中国外,全世界已由136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确诊病例62422例,累计死亡2226例。其中意大利、伊朗两过确诊人数已经过万,意大利更是直逼20000人。
 
很显然,一个月前公共卫生专家们担忧的病毒流行造成的全球挑战,在今天多少已经成为现实。如果说,身处“扁平”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对疫疾跨国界、跨区域流行的风险多少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体认,那么,恐怕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的一件事就是,这次疫情,其实也用一种极端而残酷的方式,暴露了在所谓“21世纪现代”社会中,自诩“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现代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
 
怎么理解这种“现代社会”的困境呢?
 
先做一个假设:假如这场疫情发生在一千年前,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疫情全球化

暴露的是现代人类的共同困境

文 | 群学君


01

高流动带来高风险

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说,如果发生在一千年前,那还用说,没有ICU,没有呼吸机,没有抗生素,没有防护服,甚至没有口罩,当然得病的人和死亡的人不知比今天要高出多少倍!

当然,这么说没错。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人类认知水平的提升,我们的医疗条件相比一千年前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人均预期寿命、出生婴儿死亡率等基本指标的巨大变化都可以说明这一点。拿这次疫情来说,至少目前为止,死亡人数在人类传染病史上海还真排不上号,相反,至少在中国,治愈人数已经数十倍于死亡人数了。这么看起来,我们生活在医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确实是一件幸事。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上面那个假设,也很有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收场:疫情发生在一千年前无论哪个国家的一个小村庄,或许到蔓延到附近几个城镇,死伤惨重,可是却再也没有大规模的传播开,随着天气变化或者病毒自己的因素,有一天,它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消失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当然有。为什么?一千年前人类的空间流动能力,比现在要小得多,更不会有什么“全球化”的概念。社会学家费孝通说,传统中国是“乡土中国”,人们安土重迁,大部分人一辈子生活半径不出巴掌大的地方,其实放到一千年前,英国也是“乡土英国”,法国也是“乡土法国”,印度也是“乡土印度”,日本也是“乡土日本”。人类不流动,自然病毒也无从人际传播,这就是为什么地理大发现以前,人类历史上的大瘟疫,希腊的雅典鼠疫也好,罗马的安东尼瘟疫也好,拜占庭的查士丁尼瘟疫也好,尽管很惨烈,但基本上集中在一个地区,即便14世纪蔓延半个亚欧大陆的黑死病,主要的死亡还是发生在西欧和北非。

但是今天不同了。仅仅二十年前,“出国”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出一次国,可以炫耀小半辈子,但是今天,揣着一本护照满世界飞,已经是寻常工薪阶层也不难实现的梦想。全球化带来的这种高度流动性,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却也带来了极大的流动性风险,特别是面对传染疾病。差不多一周前,全球通报的确诊病例大概只分布在三四十个国家,仅仅一周时间,基本上每个大洲都有病例发生了,这就是世卫组织所谓的“大流行”。其实,“大流行”的这个“大”,未必指这个疾病多么严重,致死率多么惊人,而是指它的高传染性和全球化时代的高度流动性累加在一起,造成了无法精确防控的公共危机。

这种危机,是任何一个不想自外于全球化、国家化的现代文明国家都无法避免的,也是全球社会必须共同应对的。

意大利米兰


02

越是现代化,越面临系统风险

全球化带来的高流动风险,只是现代人面临的危机之一。相比起古代人,我们还要面对更糟糕的。

还是回到一千年前,假如你住的村庄里发现了疫情,你要怎么办?其实也简单,套上马车,带着农具牲口,跑到一百里外,找片空地,先暂时安顿下来。反正一样是织布种地挑水浇园,生活都是自给自足,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在张庄和在李庄,不会有太大差别。

但是现代社会的现代人呢?可以也这么做吗?基本不可能。

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城市化,大部分人生活在城市里,你的基本吃穿用,都没办法自己生产,都得靠和外界的接触,你的基本需求:洗澡、洗衣、上厕所、倒垃圾、看电视、上网……所有这些,单靠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根本不可能完成,任何人都必须深深依附在整个社会中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节奏。当然,有钱人可能会更自由些,比如C罗,据说他包下一个小岛,和家人避居岛上直到疫情结束。但问题是,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像C罗那样的一掷千金?再说了,即便避居岛上了,C罗一家也不可能在上面男耕女织,还是要靠外面的直升机运送生活物资,这种不可控的风险,依然无法断绝。

这就是德国大社会学家乌尔里希 · 贝克说的“风险社会”。按照贝克的说法,今天是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系统化的社会,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镶嵌在整个“生活系统”当中。现代化程度越高,这种整合程度就越高,相应的,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一个不起眼的小毛病引起整个社会大动荡的可能性,也会越高。前电话时代,人和人之间一两个月不通音信,问题也没多大,日子照样过,今天,微信和支付宝哪怕停止工作半天,你试试看?全中国恐怕都要疯了。

并且,无论你有钱没钱,有权没权,都不可能自外于这种“系统风险”。贝克举了个例子,跟今天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很像——他说,上流社会担心食品安全,这个激素超标啦,那个重金属含量太多啦,等等等等,怎么办呢?很简单,用金钱杠杆,去最贵最好的超市(通常代表食材最新鲜最健康),最好每个鸡蛋都能打上标签,追踪到生它的那只母鸡!贝克用了很形象的说法:这其实是把“室内风险”推到了“室外”,换句大白话,就是“把头埋到沙子里做鸵鸟”。你自以为送上门的食材是受到严格监控、确保安全的,但是,你能控制所有的大气和水循环码?你能控制空气中扬尘和污染吗?贝克说,按照这种逻辑,“只有不吃不喝不呼吸”才是最安全的。

实际上,至少从工业革命开始的那一天起,人类就面临着“现代化”的这把双刃剑带来的困境。我们一方面享受物质的日益丰足,生活上的日益便捷,视野上的日益开阔,一方面,也日益承受着“现代化”种下的恶果,特别是这种身处其中无可自拔的“整体风险”。

伊朗德黑兰


03

知道的越多,我们就越无知

其实,贝克说的“风险社会”,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现代社会,在高度理性化的表象之下,往往也暗含着高度不确定的灰色空间。

还是回到一千年前那个沉疴遍地的小村庄,那个时候,没有解剖学,没有解剖学,没有现代生物学,没有现代化学,没有公共卫生学,总之,我们今天用来解释“疫情究竟是怎么回事”、“病毒的传播机制”、“得了病该如何治疗”、“普通人该如何防控”等一切问题的所有知识体系,在一千年都不存在,那么,村子里的人该怎么面对这一切?

一个最常见的解释是,我们村里人前世做了坏事,这是上天降罪,祸及子孙。于是,要么求痘神娘娘,要么求瘟君太岁,或者请妈祖土地张天师,在欧洲嘛,祷告上帝,在中东嘛,乞求真主……所有这些办法试了都不行,还有最后一条说服自己和大家的理由:这就是命。

一旦承认“这就是命”,那就意味这天王老子来了也不管用,哀莫大于心死。但死心了,也有好处,那就从容赴死再求来世呗,内心反而宁静了。

其实,在社会心理学上,这是很常见的心理现象,我们把它叫做“归因”,就是面对未知的东西,就是编,也要给自己编一个说法,让自己心里过得去,让自己相信。否则,我们会惶惶不可终日,生不如死,这是很可怕的事。至于归因正不正确,那反倒是其次。

话说回来,现代社会,科技如此发达,这种近似于“寻求心里安慰”的归因,不仅没有消失,依旧大张旗鼓地在我们每个人内心存在。

比如这次疫情,知道今天,依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打着包票说,我知道病毒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我相信,起码两三年内,我们想完全弄清楚来龙去脉,恐怕也很难,承认这一点,不仅不可耻,而恰恰证明了现代科学的严谨。

但问题是,面对病毒带来的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普通老百姓无法接受这种“严谨”啊,现代科技不都这么发达了吗,怎么连这么个小病毒都对付不了?我们武汉人是造了什么孽吗,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武汉?可以说,疫情造成的伤亡越大,人们越需要立刻知道原因,知道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也越需要找到一个假想敌:不管他是帝国主义、官僚主义还是蝙蝠、果子狸。只有找到假想敌,悲痛的情绪才有发泄的对象,心中的怒火才有开炮的目标。

可以说,在严肃的现代流行病学结论之前,非专业人士一切有关疫情因果关系的讨论,都多少带有“归因”的色彩,尽管讨论的过程或许增加了很多现代科学的元素,但在心理本质上跟一千年前的求神告佛,区别不大。

这就是贝克在《风险社会》中说的现代人的认知困境——整个现代科学体系,就建立在明确的因果解释链基础上。现代科技越发达,我们就越笃信,至少在这个星球上,没有“现代科技”搞不定的东西,即使现在搞不定,科学也能给我们解释,为什么现在搞不定,到什么时候能搞定。于是,一旦遇到似乎不可解释的现象,特别是灾难时,我们就立刻焦虑、惶恐、不安乃至愤怒。但是,大部分人忘了古典哲人告诉我们那个最通俗的道理,假设我们已知的领域是一个圈,那么这个圈越大,它的外延所接触的未知的领域就越多。

比如这次疫情,大部分科学家的判断,倾向于病毒来自某种野生动物宿主,但问题是,哪怕所有人再也不吃野生动物,每个人都分餐、勤洗手、戴口罩,病毒就永远不会再造成危害吗?绝不可能。在这个星球上,病毒存在的时间要远远超过我们这种所谓处在食物链顶端,不可一世的高级灵长类动物,或许人类这个物种有一天会灭绝,但病毒依然会存在下去。我这么说,不是告诉大家放下口罩,重拾野味,而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做好科学防护,把病毒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但另一方面,也要清楚的认识到,这种“最低”,永远不可能是零,人类存在一天,就必须做好应对来自未知世界风险和打击的准备。

某种程度上说,现代科学的精神内核,不是“不所不知”,而恰恰是“知道自己的无知”。而那种唯科学主义丢掉了,恰恰是这种最宝贵的品质。

韩国大邱


04

人类能都克服短视,

真正团结起来?

疫情期间,我看了不少灾难片,所谓“以毒攻毒”吧。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的灾难片,在结尾或者高潮部分,都有一个“主旋律”,就是面对人类共同的灾难,号召这个星球上所有的人都能放下芥蒂,摒弃成见,团结起来,共赴灾难。

特别经典的桥段,比如《独立日》、《后天》、《2012》里美国总统们公开讲话和誓词,当然,你可以说,这不过是美国主导全球化进程,决定人类命运的“政治正确性”的体现。但客观上说,至少启蒙运动以来,直到20世纪,人类历史大的方向,是朝着“团结一致向前看”迈进的,甚至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自相残杀的废墟上建立再次团结的“共同体”。

可惜的是,人类的短视,特别是政治思想上的短视,导致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在20世纪乃至21世纪遭遇到巨大挫折。这次疫情全球化的危机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国家,都已经是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即便目空一切的超级大国,盲目自大,盲目排外,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我们这个物种,既然能够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一跃而迅速登上食物链的顶端,在极端的时间里,创造如此灿烂的文明,相信,也一定能丢掉一叶障目的滑稽和短视,重新携起手来面对未来,就像这场正在遍及全球的瘟疫,终有被战胜的那一天。

《风险社会》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经典名作,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杰出代表作。正如作者所指出的,19世纪的现代化消解了等级僵化的农业社会,开创了工业社会的结构图景;而当今的现代化则是消解了工业社会的轮廓,在现代性的连续性之中,另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在这一社会形态中,未知的、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了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它使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形态都处在危险之中。

本书把当前的现代性诊断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生存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正是由工业社会所制造的。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的承受者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贝克认为,西方社会中的主导性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贝克力倡自反性现代化,其特点是,既洞察到现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试图以理性的精神来治疗这种困境。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一键举报。
    转藏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