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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五十岁以下的，已少有人知道杨朔这个名字。曾几何时，大名鼎鼎的杨朔的散文，就像画家李可染的《万山红遍》，风靡大江南北。与之同时，杨朔式的散文创作，也随之大行其道，历久不散，宛如蔚为壮观的“杨式团体操”，在神州大地上演。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杨朔散文的风流遗韵依然笼罩着中国散文界。据《散文》杂志1984年第10期《散文现状纵横观》一文对某一天来稿的统计：“百件中竟有十一篇是写小溪的，八篇是写日出的，五篇是写贝壳的。这些作者所在地域不同，职业年龄各异，却如此不谋而合。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联想引伸的路数也大致相同，最后‘升华’的路数也别无二致。”这些似曾相识的意境和大同小异的章法，在杨朔的散文中几乎都能找到样板。《雪浪花》是杨朔的代表作之一，叙述“我”在海滨休养时，邂逅一位人称“老泰山”的神奇长者。作者的文思，缘起于一块耸立海边相貌奇异的礁石，此石满身沟窝，坑坑坎坎，状如面团，就在几位年轻姑娘为之惊异议论纷纷之际，一个爽朗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是叫浪花咬的”，发出声音的，是一位刚刚出海打鱼归来的老渔翁。他身材高大结实，一把苍白胡子，眉目神气宛如秋天的晴空，清朗而深沉。老渔翁这样开释姑娘们：“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这番饱含哲理的妙语吸引了“我”，促使“我”去了解这位老泰山的身世及称呼的来历：他从小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是生产队的“智多星”、主心骨，天长日久，成了大伙们依靠的泰山。几天后秋雨初霁，“我”又见到老泰山，这次是手推独轮车，出来帮人磨剪刀，从他的谈吐中，劳动者的高风亮节，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对比，还有对美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彰显无遗。不知不觉中，剪刀磨好了，老泰山高声地对“我”说：“瞧我磨的剪子，多快。你想剪天上的云霞，做一床天大的被，也剪得动。”随后，老翁收拾好家什，跟我道别，推起小车走了几步，又停下，弯腰从路边掐了一枝野菊花插到车上，然后“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里去”。写到这里，“我”议论道：“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作者意犹未尽，另起一行，继续写道：“老泰山姓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笑笑说：‘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竟不肯告诉我。”今人读《雪浪花》，不免产生一种奇异感：说它是散文，它像诗；说它是诗，它像寓言；说它是寓言，又接近神话。尤其老泰山这个主人公，总让人觉得别扭。他口吐莲花，装模作样,头上带着光环，言谈举止与身份明显乖离。明眼人自然知道，装模作样的，其实不是老泰山，而是作者杨朔。然而，在那个艺术“高于生活”的浪漫时代，没有人觉得它离奇，大家见怪不怪。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杨朔散文的命运跌宕起伏。1961年，杨朔的散文集《东风第一枝》出版，好评如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相继刊发评论文章，著名作家冰心、曹禺、周立波纷纷撰文予以肯定。高歌今认为杨朔的散文“最可贵的特点在于，通过优美的艺术形式，深刻地表现了我们的时代和生活的诗意”（《光明日报》1962年3月1日）。林志浩认为“他的散文很像诗，精致玲珑，给予读者以美的情思与美的享受”（《人民日报》1962年3月14日）。文学评论家洁泯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万字长文，对杨朔散文作了全面论述，认为：杨朔近年来的作品，“出现了一种前所少有的诗的意境，文章闪发着新的光彩”，“在艺术上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的风格”。（《谈杨朔的几篇散文》，《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杨朔散文声誉鹊起，与社会大背景有关。其时，中国社会正处于相对宽松的时期，由此催生出一个“文艺小阳春”。除此之外，更有杨朔个人的因素：诗人的气质，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加上理想主义的情怀，使他轻而易举地将传统诗学的“比兴”手法融入散文，创造了一个似真似幻、神话般的人间极乐世界，为曾经饱受苦难、渴望幸福安定，“大团圆”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人，调制出一道很对胃口的“心灵鸡汤”。然而，好景不常，不久，杨朔的作品被打成“修正主义毒草”，扫进历史垃圾箱，他本人受到残酷迫害，于1968年含恨离世，年仅55岁！十年埋没之后，杨朔散文迎来新一轮强劲的反弹，艺术声誉于此时达到巅峰。北大中文系五教授（张钟、洪子诚、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这样评价：“在我国当代散文发展中，杨朔是有重大开拓与贡献的作家。他自觉地把诗与散文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散文的美学价值。其影响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而在全国十所高等院校十八位专家参与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杨朔被视为中国当代散文第一人，全书在章节安排上，魏巍、刘白羽、秦牧、巴金、冰心等诸家同处一章，各自占一节，只有杨朔一人独立成章，共占三节，待遇可谓特殊，确立了杨朔散文在十七年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书中认为：在杨朔多方面的文学创作中，散文成就最高，“他是建国以来人们公认的第一流的散文作家”，“从1956的《香山红叶》起，杨朔进入了散文创作的成熟期，形成了浓郁的诗意为主要特色的个人风格，大大开拓了抒情散文创作的新天地。”作家梁衡是最早对杨朔散文提出质疑的人。在《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批评家》1987年第2期）一文中，他对杨朔模式作了全面的研究和批判，阐释了杨朔模式的形态、产生的背景；概括了杨朔模式的两个特点：内容上的虚幻性与象征性，结构上的稳定性，即“物—人—理”的三段式结构；指出杨朔模式的本质是假，是一个叫人“忘记自我、为空头政治服务的假模式”，造成的流弊是模式化、僵硬化，使散文的艺术之路越走越窄。随着时间推移，对杨式散文的批判也逐步升级，马俊山在《论杨朔散文的神话和时文性质》（《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中，在反思中国现代新文学、新文化发展悖论的背景下，对杨朔散文作了激烈的批判，认为杨朔散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散文，而是“神话”，是一种新的八股时文，杨朔散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变质、创作心理非个性化时期的产物，它表述的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一种群体的或者“美”的幻想。马文犀利简明，无可辩驳，唯少了一点“同情的理解”。上世纪末，随着新一轮的“重写文学史”尘埃落定，杨朔散文从云端落到平地。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关于杨朔散文的论述，仅仅是“时代的抒情”概述下，几句对“杨朔模式”的简单交代。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样写道：“在杨朔的年月，寻常事物，日常生活在写作中已不具独立价值，只有寄寓、或从中发现宏大的意义，才有抒写的价值。这种‘象征化’，其实是个体生活、情感‘空洞化’的艺术表征。自然，杨朔的散文在实施这种从一切事物中提取宏大政治性主题的‘诗意’模式时，靠某种带有‘个人性’特征的取材，也靠与古典散文建立的联系，增加了一些‘弹性’，使观念的表达不致那么直接、简单。这种‘弹性’，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有感觉，他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赞扬。”这是对杨朔散文中肯的评价。而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对杨朔散文作一定程度的肯定之后，重点分析了杨朔散文在思想上艺术上的缺憾，认为杨朔散文存在“为诗意而诗意”的局限性，也就是为了追求诗意，作者往往将日常语言与场景烙上自己非常单一的“诗人”的色彩，因此给人一种矫揉造作的感觉；同样，作者对意境的经营也有模式化乃至僵化的倾向，值得反思：“杨朔所谓的‘意’基本上是一套既定而僵化的‘时代理念’或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境’则是作者于浮光掠影中截取的所谓新人新事、新变化、新面貌等，其所谓‘意境’则是将上述两者生硬拼凑起来。”庄周认为:“用艺术的方式汇报思想，表达忠诚,虽不能说是杨朔首创,但说到影响,杨朔的确首屈一指。”（《齐人物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笔者以为，杨朔散文的特殊意义与价值，只有回到产生它的语境中才能看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结束了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第一次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百年阴霾一扫而光，民族精神空前高昂。这是一个迫切需要歌颂赞美的时代，甚至连胡风这样的特立独行、充满批判精神的左翼文艺理论家，都写出了《时间开始了》这样的长篇颂诗。然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散文，简单粗鄙，标语口号化严重，尽管很革命，却缺乏艺术感染力，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于是，如何歌颂新的时代，更好地鼓舞革命斗志，成为当时必须解决的难题。杨朔散文以明丽精致、含而不露的形式，恰到好处地迎合了新时代的审美需要，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提高到一个新的艺术水准，在当时受到欢迎，独占鳌头，是很自然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杨朔散文最为人诟病的，是它的虚假。这个致命伤，恐怕谁也无法否定。时至今日，面对如此明显的审美错位，有谁还能欣赏这种美文？不可思议的是，在那个时代，人们并不觉得杨朔散文虚假，反而为之陶醉，趋之如鹜，那又是为什么？理由其实很简单：假作真时假亦真。翻一翻当时的文学作品，有几篇能摆脱虚假的窠臼？又有谁敢站出来，质疑它的真实性？这就是历史潮流，沛然莫之能御的历史潮流。从这个角度看，简单指责杨朔散文虚假，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也不公平。不如知人论世，还原历史，揭示造成这种虚假的历史根源。杨朔生于1913年。他的青春成长期，与“救亡”取代“启蒙”的时代潮流正好同步。抗战爆发后，杨朔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心悦诚服接受了民粹主义革命思想的洗礼，清算了自身的小资个人主义，从此脱胎换骨。这一切，在杨朔《我的改造》（1949年）一文中有充分的表述。文章饱含感激之情，叙述自己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一步步放弃自己的主体意识与独立人格，归依集体的心路历程，最后这样写道：“力量是从群众当中来的，离开群众，我是多么渺小，多么孤单啊！人民改造了我（虽然我改造的还很不够），我知道我是永远离不开他们了。”（《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杨朔是一位天真的诗人，一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历史的幽暗，人性的复杂，都不在他的审察之中。正如文史家石兴泽论述的那样：“杨朔不具备思想家的素质，他是个诗人，是个纯净善良的诗人。他长于诗意的发现而短于本质的揭示。尤其糟糕的是，他往往用诗人的良好愿望理解现实，并且在创作中作诗化处理。且不说走马观‘花’，看不到残柳败絮，即使看到，也不一定引起他的兴趣；即使引起注意，他也不一定去写，因为那时不允许暴露阴暗面；退一步说，即使允许写，杨朔也不一定写。二十年间所受的革命教育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使他相信：写阴暗面便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他是那样热爱新社会，歌颂唯恐不及，岂能抹黑？”（《人物》1998年第11期）换个角度看，文学不像音乐，也不像绘画，后两者由于语言载体意义的不确定性，有相对独立封闭的形式世界，与现实的关系更加曲折隐蔽，有可能在表与里的错位与张力中，暗渡陈仓，创作出艺术内涵复杂的传世之作，如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李可染的《万山红遍》。文学的语言载体与概念、思想直接挂钩，因而无处逃遁。这决定了杨朔天真纯净的诗人气质，无法转换为莫扎特式的文学小夜曲。历史无法假设，杨朔只能以自己的方式，真诚地演绎那个时代的乐观、狂热与矫饰。随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它的褪色是命中注定的，这不仅是杨朔的遗憾，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2019年11月20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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