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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认为：人要幸福，需解决三大问题。 先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 然后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 最后解决人和身心之间的问题。 本文从梁漱溟提出的人生三大问题入手，来分析与此相应的三种文化阶段，认为梁漱溟“三期重现”的文化观存在的问题是：人生三种态度导致的三条路向强调了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从横向空间上看西、中、印三大文化是多元并存的；而此三种文化只能依次重新出来解决人生三大问题，从纵向时序来看是为一元单向演进过程。汤一介先生通过诠释“普遍和谐观念”而建构的多元一体化文化发展观，为克服这种多元与一元矛盾的难题提供了新途径。 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文化就是人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1]他从意欲的满足状况入手，认为人生依次需要解决三大问题：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其晚年愈加坚定地认为，古往今来人类生活“约之总不出如上所列三大不同性质的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取得自由，便有种种学术产生出来”。这正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这三种不同的文化路向分别要解决的问题。以此为根据，他得出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现”的结论： 西方到文艺复兴乃始拣择批评地把希腊人的态度又拿出来，重新去走第一路。走到今日，第一路已痛病百出，于是，第二问题移进，原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必要之会，于是照样也批评地重新把中国人态度拿出来。印度文化不待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径直拐到第三路，它的行径过于奇怪，所以其文化价值不能为世人所认识。一种文化有没有价值，除非到了它的必要时。中国文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的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 梁漱溟强调他“并非有意把他们弄得这般整齐好玩，无奈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实有这么三个层次，其文化的路径就有这么三转折，而古人又恰好把这么三路都已各别走过，所以事实上没法要他不重现一遭。” 以前人们常以这三个问题各民族都会不同程度的同时存在为由，而轻视了其价值。其原因正如陈来教授所指出的，此书作为“一部深刻但是复杂的著作，人们往往不能立即理解其复杂的结构，相反，一般人多会以不求甚解的习惯而加以简单化的处理”。在这里梁漱溟是站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高度来审视以往历史，展望未来文化命运的。 人类这三大问题，虽或多或少的存在于各民族中，但要想得到根本解决，应认清它们是有着逻辑上、时间上及实践上的先后次序之分和程度高低之别，超越或拖后它的发展阶段，都会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需要的多层次结构及其历史递进规律。“需要递进规律是人们使自身需要得到满足的活动规律，因而也是生活方式（相当于梁漱溟所说的生活样法即文化）的发展规律。”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相比，梁漱溟从宏观角度强调了需要的民族特殊性和递进的历史性。 1936年梁漱溟与长子培宽（右）、次子培恕（左）留影于济南 一、与人生三大问题相应的三种文化阶段 人生三大问题之说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书理论上一根本观念。在今天看来，此书虽有失误之处，然此根本观念却是不易之论。于此他中年时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更有所申说，晚年又在《人心与人生》作了总结： 首先，人对物的问题，即人与自然的问题。 “第一问题是人对于物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即眼前面之自然界；——此其性质上为我们所可得到满足者。”与第一问题相应的第一态度是“两眼常向前看，逼直向前要求去，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问题，而得满足于外者”。求生与发展以自然界为首要障碍。解决方法是发展理智，改造自然，并因此造就科学之演进。这种以解决人对物问题为中心任务的文化，属于人类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 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在解决人与物的问题上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建立起发达的物质文化。然而错误的是他们把这种与物斗争的方式引入人与人之间，造成人们的对立、争斗、残杀，使人为物所累，甚至恶化至用物灭人的境地。 像希特勒等战争狂人并不将先进技术用来建设人间天国，反而依靠它将欧洲变成了人间地狱；核武器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人类。科技的发展，本应使人生活得更加幸福自在，然而带来的却是对人类生存的空前威胁，成了人类自杀的武器。这种役于物而不返的生活态度使貌似繁荣的人类社会，正面临着深刻危机。 人们日益迷失了自己本有的家园。这种误区若不及时纠正，有使现代化沦为使人类逐渐迷失其本性的过程的倾向。西方从物质不满足的时期转入了精神不安宁的时代，“9.11事件”造成的恐慌也证明了这点。 其次，人对人的问题，即人与社会的问题。 “第二问题是人对于人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在所谓‘他心’；——此其性质上为得到满足与否不由我一方决定者。”与第二问题相应的第二态度是“两眼常转回来看自家这里，‘反求诸已’，‘尽其在我’，调和融洽我与对方之间”。 这是说要以源于“宇宙生命本性”的道德来克服计算利害关系的“他心”之阻碍，并促使人们互以对方为重，彼此礼让，营造和谐融洽的社会氛围，创造出利于人类发展的生存环境。在以解决人对人的问题为根本任务的人类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片面追求物质技术的态度已走到了它的尽头（仅指其往而不返的生活态度，并不否认西方文明成果）。 此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文明进程的主旋律，人类面临的中心问题必然随之而变化，跃迁到一个新的层次上，日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方面转变。在这种时代里是不应该用奴役征服自然的态度来对待人的，如何将它纳入道德规范，就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企盼。 中国文化之圆通正大之教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在此时正可为解决这一难题，建构“普遍和谐”的新文化样式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梁漱溟指出：“礼乐之为用，即在使人从倾注外物回到自家情感流行上来，规复了生命重心，纳入生活正规。”正是藉由儒家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他预言，中国文化将救西方文化之偏失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复兴。 中国哲学通过内在自我完善和超越，将外在的强制规范转化为内心的道德需求，提高为生活的自觉理念，能够很好地缓和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利害冲突。只有通过“转识成智”的飞跃，确立了价值理性，才能消除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使人们能够尽情地享受到富饶经济和发达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参阅冯契智慧说） 这时将以解决人与人和谐相处问题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提上日程就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有顺应这一要求才不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历史上儒学的不幸正在于梁漱溟所说的过分早熟。在物质问题没有妥善解决的前提下，便把生活重心投入精神领域而忽略了物质，使精神无所附丽，最终落空。虽能独善其身，但难以兼善天下。如不及时补上“第一路向”的发展，仍将是被动挨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儒家本意是要建立一个德化开放的社会，然在这种形势下只能被统治者改换、歪曲、利用，扼杀其民主与科学的萌芽，并沦为美化专制的工具和帮凶，致使人们将后世失误与原本“至大至刚至中至正”的儒学本质相混同，使儒学代人受过。对此，我们应当有抉择能力，弘扬其精神实质，而不为外在的末流表象所迷惑。 传统的特殊方面（如典章宗法）尽可随时代变迁而消亡，但其普遍性内容（如公、诚、仁、中、行）却不会因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改变。它不但能为现实生活提供超越的智慧，而且在终极意义上关注着人类向更高的人道和文明发展的进程。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的文化传统不但不会走向消亡，反而会随着世界后工业化时期的进入正大有可为。中国文化的生生、和谐比占有、役使的态度更富有现代价值，更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 最后，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即人对自己的问题。 第三问题“为当前之碍者乃还在自己生命本身；——此其性质上为绝对不能满足者。”与第三问题相应的第三态度“绝异于前二者，它是以取消问题为问题之解决；以根本不生要求为最上之满足。”人类生命无限向前奋进之本性必将使人面对并解决这一如何克服自身生命（老、病、死）障碍的问题，由此决定人类最终要从“道德之真”转进于“宗教之真”。 当社会发展到上述三大问题都圆满解决，人生终极意义方能真正实现。人类只有在人与物、人与人的和谐都得到圆满解决后，才能腾出手来将重点移到人与自身生命关系的问题上，从而进入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对此最高问题的解决，梁漱溟说： “人类有出现即有消逝”，但是“人类将不是被动地随地球以俱尽者，人类将主动地自行消化以去，古印度人所谓还灭是也，在佛家谓之成佛。……宗教之真唯一见于古印度早熟佛教之中，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社会末期。” 以上梁漱溟西、中、印文化三期重现之论，虽有见于人类需要的历史递进规律，但失察于人生问题解决步骤的综合性。 梁漱溟的文化观也有合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处。其三大文化阶段理论认为，文化之发生以至开展，最先是环绕着生存问题（人与物的第一问题）这一中心。马克思揭示出人类历史活动的初期必须围绕物质生活的需要这一中心来展开：“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但随着科技革命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人的基本物质需要满足后，就会使人与人、自我身心和谐等精神需要凸现出来。 在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上，梁漱溟所谓“还灭”（成佛），只能算是人类生命需求中相较之以往更加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到那时也不必人人都非得靠立地成佛以逃劫灭不可，完全可以通过发展高科技，并改善人类基因，飞往其它星球以继续扩展生存空间。 未来社会当如马克思所言：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里，各种学说只要符合人们的需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应在社会中有其定位，而非一言之堂。摈除佛、道教中不合时宜的因素，它们可以在当今激烈的社会争斗中起着缓冲剂作用，是解救心态失衡而致各种顽疾的一剂良药，是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有益补充。 梁漱溟的文化视角“一直支配着后人的思考”，其成就和缺陷都对更完善的文化建构有重要的借鉴。牟宗三认为梁漱溟“代表重开新局的文化意义”： “梁先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扬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中国文化”，在虚无主义和西化思潮泛滥之中，“只有梁先生敢标举传统文化的旗帜，予以有力的抗衡，这是他的一生最有意义的地方。他和明末的三大儒也不一样，顾炎武等人是在民族压力下，走回复古旧路的，而梁先生则是用之以开新，重新为中国文化开出一条路来，……而这也正是梁漱溟先生象征‘文化中国’的意义所在。”“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开启了宋明儒学复兴之门，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命与智慧。”“可惜梁先生并未能在循其体悟所开之门，再继续前进，尽精微而致广大”。 但是把中国文化的复兴简单等同为儒家的复兴则有失偏狭，而应当是所有优秀民族文化在经过现代重新诠释后的复兴。汤一介先生在《梁漱溟评传》序中指出： “在现今民族文化的发展总要体现‘时代性’与‘民族性’，‘共性’与‘个性’的结合。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古今中外’之争，从某个方面来说很可能是由于没有正确解决好文化发展中‘时代性’与‘民族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引起的。” 笔者认为，汤一介先生关于“普遍和谐观念”的阐述，正是在建构可以克服上述难题的一种新的文化诠释系统。梁漱溟对三大文化的价值进行定位时，对道家论述不足。汤一介先生进而弥补了这一重要环节： 当前我们正处在民族复兴前夜的转折点上，当务之急，正像梁漱溟认为的，对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梁漱溟从大处着眼，对人类文化发展大势，做了大胆的假设，但因历史文献材料取证不够，其论难免有空疏之憾。 他的同学汤用彤先生弥补了这一不足，在外来文化中国化问题上作了小心的求证，精考事实，平情立言，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规律作了信实的总结。汤用彤认为，外来文化的输入其结果应是双方的：一方面本地文化吸收外来成分而有所变化，但其特质不会改变；另方面外来文化也须适应本地文化才能生根而发生持久作用。汤一介先生接续深入探讨了文化发展的双向选择问题。文化交流中“来而不往非礼也（《礼记》）”，既要“拿来”，也要“送去”。 西方社会的种种病痛表明，现代化决非西方化。因此我们应主张全盘化西，充分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而非全盘西化。“化西”不应是历史上“化胡”的心态。笔者认为，“化西”可分两层含义： （1）自觉地全方位地充分吸收融化西方文明，促使其中国化，以此在新陈代谢中发展中国文化，实现其现代诠释和转换；（2）用内在超越、返观自省为特质的中国文化通过“转识成智机制”转化逐物难返的“单向度”的“工具理性”之弊。 这也体现于汤一介先生提出的:“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文化走进中国。”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前景应如赵敦华教授指出的：未来世界哲学既非西方哲学，亦非中国哲学，而是跨学科、跨文化的“大哲学”，这既是西方哲学的出路，也是中国哲学的出路。因此，东西文化只有互为出路，在良性互动中复合古今中外而创新，形成非东非西、亦东亦西的多元一体化的文化格局，如此将会产生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文化体系，才能共同担负起克服人性弱点、解救世间苦难的重任，开出人类的新出路；才能实现以真善美为内在尺度的自由和社会正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们民族的文化虽有巨大价值，但也不能在盲目自发的情况下实现，需要积极的引导和弘扬。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只有对它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诠释和转换，赋予它新的时代意义，才可使其转化为实现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早日实现。 [1]《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52页。人生三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以意志自由为出发点，以意欲（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Will”相近。唯心主义的解释以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为代表；唯物主义的看法则为人的需要）的满足，即自由的实现为最终归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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