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之辨：神的隔壁住着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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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

下文为纯哲理思考，无关任何具体事物。

本文原为昨天写的一篇文章，虽然被关小黑屋了，不过其中有一些关于“善恶”的思考不见天日怪可惜的。

单独删取如下：

一、

我读惯了中国历史，对如下这种出于潜意识而自己都认识不到的惯性套路，太熟悉不过了：

要想否定一个人做的某件事，不是去辩论这件事本身的是非，也不是去分析疑问在哪，而是先竖起“道德”这杆大旗，接着找一些个人隐私方面的材料进行曝光……接下来就顺理成章了：你看，这个人道德有问题，是个恶人，所以他的言行必然也是恶的。对付恶人有什么好说的呢？于是一哄而上去围攻。

本来你要认为一个人做错了什么事，那就讲人家错在哪里，从逻辑上去摆事实、讲道理证明别人的问题所在。为何偏要从个人私德方面下手呢？

从个人私德出发去揪人家小辫子、然后否定他所做一切的做法，这种荒谬逻辑到底从哪来的呢？

从根深蒂固的旧文化传统中来的。历史里类似的情形不胜枚举，那都是不必说的了。

详细内容我也不再去分析了，想看个究竟的可以参考我这篇旧文《传统人事黑洞，会断送企业未来吗？》。这种行为与传统糟粕的内在逻辑关系，这个专题分析得也算比较深入了。

二、

在这种历史惯性驱动下行动的人们，被一种逻辑荒谬的潜在理论左右着，却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的荒谬。

这个隐含于他们行为背后的、他们自身都不晓得的潜在理论，其荒谬逻辑的路径是这样的：

1.“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

2. 因此一个人一旦被认定为道德模范、好人、师尊、圣人，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就都是道德的。

3. 因此一个人一旦被认定有道德问题，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就都是恶的、可疑的、心怀不轨的。

对于这种传统糟粕中的巨大惯性，想必金庸是有深深洞察的，所以你看他在后期的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善恶就不像刚开始写的《书剑恩仇录》那般黑白分明了。

等到写到《笑傲江湖》时，金庸就更是来了一个大反转：

作为全江湖道德帝的标志性人物，“君子剑”岳不群却原来是个六亲不认、坏事做绝的伪君子；而那个人人口中的“无行浪子”令狐冲，其实却是个心地天真的人间赤子。就连那个作为反面典型的田伯光，后来也闪现出了人性的光芒。

这正是对上述荒谬逻辑的辛辣嘲讽：一致认定的“恶人”也可能做好事，光彩照人的“好人”也可能做恶事。

那么到底谁是善、谁又是恶呢？

三、

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荀子说人的本性是恶的。

其实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我们也不必非要去确认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人本来就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兽性、人性、神性的矛盾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

所以不必非要去给一个人贴上“善”或者“恶”的标签。

善恶既是流动着的，也是可变的。同样一个人，当他处于不同环境、条件、时间下，他可能被激发出来的或善或恶的行为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极端情况下，人人都有可能被逼成野兽；特定条件下，人人也都有可能闪烁出来神性的光芒。

大理的那些人平常会截留发往重庆的货物吗？德国的那些人平常会截留发往瑞士的货物吗？都不会。但是危机与恐慌之下，那些平常沉睡于人心深处的兽性抢夺的一面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下出现了。

既然如此，那怎么评价一个人呢？

只要他做的事是有益于社会与他人的，那么做事那一刻的“他”就是善的；

只要他做的事是有害于社会与他人的，那么做事那一刻的“他”就是恶的。

求问于事就好，而不要去轻率地定义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比如同样是日本，那个侵华时的日本就是恶的，这个捐助口罩还写上“风云同天”时的日本就是善的。

今后日本在你的眼中仍然可能变成恶的，也有可能是善的，这都是因环境条件不同而流动着的。例如当日本跟着美国、澳洲、印度一起搞“印太战略”时，你会觉得它是可恶的；当它跟中国、韩国一起搞“中日韩自贸区”时，你是不是又会觉得它是可爱呢？

最重要的是创造一种有利于善行出现的大环境，让大环境使得恶行缺乏出现的条件，而我们要在变化中看待变化的人性。

有些人不懂这个基本的逻辑，却反而企图去把满大街的民众全都变成心底无私的圣人，结果怎么样呢？

四、

在古代历史上，大明王朝的实践就是造成了一堆伪君子，囚禁了整个社会的活力，造成王朝上下走投无路，窒息而亡，这在《万历十五年》里写得是很分明的。

那种过于强调人性之间的相互斗争，试图把每个人变成圣人的哲学思想，是“宋明理学”发明出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种幻想一次又一次实践下来的现实，最后总是得到相反的结果：使得本来正常的社会变得非黑即白，使得本来正常的人性变得神经过敏，使得本来正常的声音变得顾左右而言他。

那些历史的教训，难道不是很可悲吗？

被称为“新儒学”大师的宋人朱熹，他提出的口号叫做“存天理，灭人欲”，这种理想试问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大概只有AI的机器能做到吧。

谁都希望人人向善、个个君子、天下有爱、世界大同，但那只能作为高悬于天的明月去照耀与引导人心。

真正到社会实践里，只能用法律去就事论事，什么事犯了什么法，法律上该怎样就怎样，不要非黑即白。

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只要他不工作失责、不侵犯他人利益、不妨碍社会、不违反法律，那就是人家的自由，他人是管不着的。

如果非要跟普遍人性过不去，那么历史从古读到今，我就没见过一个赢家。

因此，也不要进行非黑即白的二元化，看待一件事情也不要进行简单的“立场”划分，而不问是非。

停下那些认为“凡是质疑，必是抹黑；凡是批评，必是内鬼；凡是讲反思，必是否定成绩”之类的过敏念头吧。

要知道那些勇于反思的人才是真正的人间赤子。因为很明显的事实是：他们不可能从反思社会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

五、

而在那千年来的固执观念之下，最明智的做法其实就是保持沉默，明哲保身，精致利己。

这也是不少人的现实选择。

这并不是说他们有多坏，而是说他们已经进化的适者生存了，谁不会在现实里学得聪明些呢？

更别说元、明、清三代，尤其是有清一代，残酷地大兴文字狱，株连了多少文人被凌迟处死？康熙时十余案，雍正时二十余案，乾隆年间一百三十余起，为一点捕风捉影的字句祸连九族，甚至连他们的朋友与学生都不放过，现实早已打断了很多文人的脊梁了。

硬骨头的文人大批被迫害，历史的阴影早已遗留在许许多多的文人心里了，一代代毒侵入骨。

即便时至今日，很多知识分子那样胆小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大家都要生活。精致利己主义并不是没有来由的，精致利己也并不完全是很多他们本身的错。

人生不过短短百年，比之划过天空的流星都不如，那又何必自讨苦吃、何苦自寻烦恼呢？及时行乐不好吗？

为社会说话能有啥好处呢？是期权分红、基金收益，还是因此得到上司的提拔器重？别做梦了。

历来只有真正的书呆子，才会说真话。

正是有了那些许许多多的书呆子，中华文明才历经数千年劫难而生生不息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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