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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关于文化的发源地各地都有传闻，也不断的被证实，大禹是我们文化历史上重要的一位代表，他的很多事迹也是久久流传，今天就说说禹凿龙门的那段传奇历史。 河津地处龙门山南，运城市西北隅，黄河、汾河两条河交汇之处。河津物华天宝，历史悠久，散落着诸多具有“古中国”标识的文化遗迹。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河津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勘测，判定了10多处古文化遗址。运城是“古中国”的中心，是华夏文明发祥的核心地区和摇篮，考古证明，河津作为“古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战略要地，也是华夏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河津古文化遗址中，最具“古中国”标识的文化遗迹，当属4100年前大禹凿开的 “龙门”，后人为纪念大禹功德，尊称龙门为“禹门”，由于禹门是秦晋交通要冲的古渡口，因而也称其为“禹门口”。 一、古迹标识 1、现存古迹。据地质专家考证，龙门形成于第三纪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和200万年前的地壳运动。那时，自然河道十分狭窄，浩荡的黄河水下流不畅，泛滥成灾。于是大禹率领先民经过四年苦战，将狭窄的山口开凿成现在的龙门，从此，河水畅通无阻，流向大海。大禹当年凿开的“龙门”，就在今河津市禹门口的铁桥下，桥长144米，桥下最窄处95米，两岸岩石上镌凿的遗迹至今犹存。 与龙门相连的古迹标识还有禹门口禹王洞、鸽子庵和大禹治水遗迹——错开河。禹王洞是大禹当年的治水指挥所和民工栖身地，传说此洞能容千人之众。禹门口东禹庙后“有石龛窿然若大屋”，俗称鸽子庵，庵内有悬泉，为古龙门八景之一“鸣泉漱玉”。石门西侧有一条通往陕西黄龙的峡谷，传说大禹最初在这里向西疏凿河道，后来发现方向错误，便及时改道，后人因称为“错开河”。禹凿龙门的伟大创举，开辟了“古中国”历史新纪元，这些确凿的古迹标识和厚重的原始文化积淀向世人昭示：龙门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渊源，河津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2、文献佐证。“禹凿龙门”的壮举在战国以来的文献中屡屡可见。“龙门”二字出自战国时期的 《尚书·夏书·禹贡》，书中两处提到“龙门”：一处说“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意思是进贡的船只从积石山附近的黄河，到达龙门、西河；一处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意思是大禹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到达龙门。 “禹凿龙门”的传说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墨子·兼爱中》，书中记载 “古者禹治天下……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明确记载：“龙门，禹所凿，广八十步，岩际镌迹尚存。”明代《三才图会》记载：此处两山壁立，河出其中，赛约百步，两岸断壁，状尽斧凿，形状似门，夏禹定为“龙门”。上述文献所指的“龙门”，就是今河津龙门（亦称禹门、禹门口）。 全国现有12个地方以 “龙门”冠名，但只有河津的龙门有“龙门”“禹门”“禹门口”双重称呼。河津原为秦皮氏县，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因有龙门而改称“龙门县”，荣称674年。宋宣和二年（1120年）以“河津一名龙门”（《三秦记》）而改为河津县。 3、文物实证。文献和古迹都证明，禹门口就是大禹当年治水时凿开的龙门。但是，长期以来关于大禹和夏朝是否存在一直有争议。2002年春天，由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偶然发现的西周中期遂国青铜礼器“遂公盨（xǔ）”铭文，为大禹治水提供了铁证。遂公盨是西周的遂国国君 “遂公”所铸，其铭文共98字。遂公盨铭文记述了大禹采用削平山岗、堵塞洪水和疏导河流的方法，治平了水患，并划定九州。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过去著录的古文字材料，有关大禹的很少，只有春秋时的秦公簋提到“秦公曰:工显，肤皇祖受天命，鼎宅禹迹”，春秋时的叔夷镈钟提到“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至于大禹治水的事迹，遂公盨乃是第一次发现。秦公簋和叔夷镈钟都属春秋时期，而遂公盨则早到西周，成为大禹治水最早的文物实证。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认为，铭文中所述“禹”是夏王朝的奠基人。没有大禹，便没有夏，更没有 “华夏”。遂公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 二、历史标识 历史证明，禹凿龙门促进了交通业特别是水运业的发展，使龙门成为“古中国”政治、经济战略要地。大禹曾经在这里施行治水利民的政治纲领，凿开了惠泽万世的龙门。龙门为秦晋交通要冲，古称 “禹门渡”，春、夏、秋以舟楫摆渡，隆冬则踏冰过河。史称禹门为商贾云集之城，货物集散之埠，其水路由禹门口上行可至陕北、甘肃、内蒙古，下行到潼关，并往东到河南灵宝，往西至陕西咸阳、草滩等，往来船只一千多条。春秋战国时期，禹门渡曾经是秦晋之交的通衢要渡。唐宋时的清涧渡、明清时的清涧码头、禹门渡曾经辉煌多年。据史料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龙门水运码头年粮食吞吐量在500吨以上；民国时期，禹门口运煤船只常年在500艘以上，煤炭吞吐量高达4万吨。禹凿龙门开了河津水文化的先河，带来了造福人类的水利工程的兴修。春秋时秦穆公运粮济晋；汉代河东太守番系修建引汾灌溉皮氏的 “番系渠”；唐代龙门县令长孙恕开凿三峪引泉灌田，使粮食大丰收，唐朝由此设立“龙门仓”。 历史证明，龙门是 “古中国”军事战略要地。龙门位于秦晋交界处，水急势险，是通往大西北的咽喉要道，古称龙门天堑，为历代兵家必争的军事战略要隘。东周时设龙门关，是三晋八大军事要塞之一。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秦晋交战的主战场。公元前645年秦晋爆发韩原大战，秦从龙门东渡击晋，虏晋惠公。公元前624年，秦将孟明率兵由龙门渡河偷袭晋国，大获全胜。隋末李渊占领龙门，渡河西取长安。公元619年，李世民奉命讨伐刘武周，从龙门踏着坚冰过河，全歼刘武周军队…… 三、文化标识 禹凿龙门开启了龙门文化新纪元，也揭开了华夏文明新篇章。古龙门，积存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曾经是“古中国”的文化战略要地。 1、鲤鱼跳龙门。禹凿龙门成就了“鲤鱼跳龙门”的壮举。“鲤鱼跳龙门”的传说见于汉代辛氏所著《三秦记》，书中记载：“河津一名龙门。水险不通，鱼鳖之属莫能上。江海大鱼薄集龙门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也。”意思是：禹凿龙门之后，江海的鲤鱼闻讯逆流而上，争相跳跃龙门，跳过的即化而为龙，到达理想境界。传说鲤鱼跃龙门时，第一批跳到半空，即以自己的脊背作为跳板，让后来者踏跳跃过龙门，自己却点额而回。这种由大禹培育、群鲤体现的“拼博精神、争先精神、团队精神、人梯精神、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和“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大禹精神，孕育了“争强好胜、勇为人先”的河津精神。“禹凿龙门”已成为“古中国”运城和河津的光辉名片，国家邮政局于2000年在河津市举行《小鲤鱼跳龙门》邮票发行仪式；2006年运城市被评为全国十大魅力城市时，颁奖词的第一句是“舜耕历山”，第二句就是“禹凿龙门”。2009年“大禹治水传说”和“鱼跃龙门传说”均入选山西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大夏禹王庙。汉代，人们为纪念大禹功德，在禹门东岩创建了大夏禹王庙，。大夏禹王庙当时被誉为全国七祠八庙之首，历代不少帝王将相、志士学子、游客骚人，纷纷前来瞻仰大禹功绩，饱览龙门壮观。公元前11年，汉成帝曾到龙门一次，感叹这里的形势险要。前秦世祖永兴年间 （357-358年），宣昭帝苻坚登龙门，顾谓其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类敬有言，关中四塞之固，真不虚也。”(见晋书)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帝巡狩至此，改皮氏为龙门县。北魏孝文帝元宏，于公元479年路过龙门，派人祭祀大禹。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夏四月，幸龙门，以太牢祭夏禹，命修其庙。元太宗元年(1229年)，太宗窝阔台由龙门西渡。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世祖忽必烈命重修大禹庙，庙成，命臣阿脱合代祀。 隋大业元年（605年），大儒王通登龙门山，发出“壮哉，山河之固”的感叹。著名诗人李白、王勃、杜甫，文学家苏轼、欧阳修，史学家司马光，理学家薛瑄，著名学者顾炎武等文人墨客，都曾登龙门吟诗作赋，留下了不朽的诗联和文章。 3、龙门八景。河津古八景中的 “禹门叠浪”“云中烟寺”，龙门八景 “层楼倚汉、曲栈连云、鸣泉漱玉、飞阁流丹、悬崖挂月、空谷惊雷、秋水归帆、春鳞汲浪”都是闻名遐迩的古龙门人文景观，它们同大夏禹门王庙一样，都是“古中国”在龙门的文化标识。 四、精神标识 禹凿龙门的伟大创举，既给河津先民创造了优越的生存条件，更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大禹治水十三年，其中开凿龙门就费时四年之久，足见当时打开龙门是大禹治水中最关键、最艰巨、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大禹治水的成败所在。大禹献身于治水大业，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凿开龙门，导引天下之水归于大海，他公而忘私的高尚精神，百折不挠、任劳任怨的非凡品质，坚韧不拔的卓越意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龙门文化的基因。河津先民五千多年的狩猎农耕、谋生立业，特别是禹凿龙门以来战胜灾害、自立自强的艰苦奋斗，造就了具有河津特色的地域文化。这些优秀文化和历史文脉，植根于河津先民的思想观念、举止行为之中，五千多年来经过口口相传，代代传承，逐渐升华为具有 “古中国”精神标识的河津人文精神，概括讲，就是：耿直秉义、好胜争先、重文习武、和谐奉献。 结语 龙门是河津市的西大门，河东雄关要津，她以最具“古中国”古迹标识、历史标识、文化标识、精神标识的“禹凿龙门”等文化遗迹表明：河津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根，最古的源，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始基因和明显标识，称之为 “古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战略要地实至名归。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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