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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帛书《易传·缪和》解《谦》卦，为申明《谦》卦所强调的谦恭、卑处之思想，每每以舜、禹等圣君之事迹相比附。舜、禹等行事极为谦下、卑处，但最终却能广致万民、君临天下，其手段与结果之间形成强烈反差。由此出发，清华简《保训》的“三降之德”之“降”当理解为“下”或“谦下”，而“三”为虚指复数，故所谓“三降之德”当指舜这样的圣君能多行卑恭、谦下之德。舜之能“降”与尧之“克攘（让）”、禹之苦劳、文王之“卑服”含义一致，都强调卑恭、处下才能成功，传统上多认为这是儒家的所谓“道统”，但道家思想实亦与此多有关联。 关键词：《缪和》；《保训》；舜；三降之德 作者简介：宁镇疆，男，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44），主要从事先秦史及出土文献研究。 一、帛书《缪和》所见舜、禹之卑恭、谦下的行事风格 《周易》中的《谦》卦非常强调低调、谦恭的思想，这是人所共知的。这一点在今本《易传》如《彖》《象》及《系辞》中均有反映。但要说如何低调、谦恭，以及这样的低调、谦恭又是为谁设计则颇不易明。因为今本《易传》无论是《彖》《象》还是《系辞》，虽则是解“经”之“传”，但都比较抽象，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人和事。能弥补这个不足的，是帛书《易传》。帛书《易传》诸篇通过弟子与先生问对的形式，详细讨论了《周易》一些卦的卦、爻辞，其中对有些卦还反复讨论，显示了帛书传易者明显的偏好。比如对于《谦》卦的讨论就属浓墨重彩：除了《二三子问》篇围绕《谦》卦卦辞的讨论，《缪和》一篇，还以庄但、张射等与“先生”的问答的形式，非常详尽地讨论《谦》卦之九三、初六与该卦卦辞，仅此一篇涉及《谦》卦的讨论即达千余字：论述之深入详尽，在整个帛书《易传》中可以说都是非常少见的。更为难得的是，帛书《易传》不但有非常具体的师徒问对这样的情景，而且其中所论《谦》卦的卦、爻辞，还每每比附以具体的人事，较之今本《易传》明晰不少。本篇小文要重点讨论的是《缪和》篇弟子庄但与先生的问对，因为其中直接以古之圣君舜来比附，其结合《谦》卦关于舜立身行事的讨论，对我们思考前几年清华简《保训》篇中同样涉及舜的所谓“三降之德”很有启发性。为讨论方便计，先将《缪和》篇庄但与先生的问对内容移录如下： 庄但问于先生曰：“敢问，于古今之世，闻（问）学谈说之士君子，所以皆技焉劳亓四枳之力，渴（竭）亓腹心而索者，类非安乐而为之也。以但之私心论之，此大者求尊严显贵之名，细者欲富厚安乐之实。是以皆技焉必勉，轻奋亓所毂幸于天下者，殆此之为也。今《易·嗛》之初六，亓辞曰：‘嗛嗛君子，用涉大川，吉。’将何以此谕也？”子曰：“夫务尊显者，亓心有不足者也。君子不然，唿焉不自明也，不自尊也，故能高世。夫《嗛》之初六，《嗛》之《明夷》也。圣人不敢有位也，以有知为无知也，以有能为无能也，以有见为无见也。憧焉无敢设也，以使亓下，所以治人请，技群臣之伪也。‘嗛，君子’者，夫古之圣君，谦然以不足立于天下，故奢侈广大游乐之乡不敢渝亓身焉，是以天下然归之而弗猒也。‘用涉大川，吉’者，夫《明夷》，《离》下而《坤》上。坤者，顺也。君子之所以折亓身者，明察所以貌人者□纽，是以能既致天下之人而有之。且夫《坤》者，下之为也。故曰‘用涉大川，吉’。”子曰：“能下人若此，亓吉也。不亦宜乎？舜取天下也，当此卦也。”子曰：“聪明睿智守以愚，博闻强识守以浅，尊□贵富守以卑，若此，故能君人。非舜亓孰能当之？”① 庄但的疑问主要针对《谦》卦的初六爻辞“嗛嗛君子，用涉大川，吉”，这和他所处的时代氛围似乎格格不入：当时的情况是“大者求尊严显贵之名，细者欲富厚安乐之实”，大家都去追求显贵安乐，《谦》卦初六爻辞却说“嗛嗛君子”，才能“吉”。先生的答复是：“君子”不是这样的。然则君子应该如何做呢？“君子不然，唿焉不自明也，不自尊也，故能高世”，所谓“不自明也，不自尊也”，即不要自吹自擂，自伐其功，而要突出谦恭、退守，此与《老子》第22章的“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可谓一致。《老子》一书向以谦恭、退处为基本的取向，所谓“不自明”“不自彰”“不自矜”云云即为显例。帛书《二三子问》还引孔子语解《谦》卦的卦辞“谦，亨，君子有终”之“君子”时说：“好善不伐也。夫不伐德者，君子也。”所谓“不伐”和“不伐德”，同样是说“君子”为人谦恭、不自吹自擂。今本《系辞上》解《谦》卦之九三爻辞时有“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也是同样的意思。这说明《易传》古今本之间在此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这种强调谦恭、退处还比较含蓄的话，下文则更直接。“君子之所以折亓身者……”，“能下人若此，其吉也，不亦宜乎”,“聪明睿智守以愚，博闻强识守以浅，尊禄贵官守以卑”，所谓“折其身”“能下人”（能处人下），其谦恭、处下就更为显豁。今本《系辞上》孔子解《谦》卦九三爻辞时所说：“语以其功下人者也。”所谓“下人”，同样是能处人下，谦恭、退守之义。帛书下文还说虽然“聪明睿智”“博闻强识”“尊禄贵官”，但真正要守的却是“愚”“浅”“卑”，如此之类，同样是谦恭、退处，而且往复论证，较之今本《易传》，可以说清晰、详细了不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它提到了舜：“能下人若此，亓吉也。不亦宜乎？舜取天下也，当此卦。”明确说舜之所以能“取天下”，正是因为“能下人”，即谦恭、处下。舜的这种谦恭、处下就能成功的方式，《尚书·尧典》亦有证。其一则曰舜是“温恭允塞”，再则说“舜让于德”，“恭”和“让”均有低调、处下义。然则，舜“取天下”的风光与低调处事之间的反差是特例吗？非也。在帛书《易传》中，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例子同样是解释《谦》卦，但也强调谦恭、处下，而且每每也是以古帝王比附。比如，同样是《缪和》篇，另有弟子问及谦卦九三爻辞“劳嗛，君子又冬，吉”，弟子的疑问与庄但类似，那就是天下都喜欢“丰盈”，为何此爻说“劳嗛”反而“吉”？先生的回答与庄但之问类似，直接说“禹之取天（下也），当此卦也”，也是以禹这样的圣君设譬。那禹是如何“取天下”的呢？文中说“禹（劳）其四枝，苦亓思虑，至于手足骈月，颜色（黎黑），□□□□□□□□□而果君（天）下”，这个解释可能主要针对爻辞中的“劳嗛”，但能如此安于劳苦之事亦说明其人也是与舜一般低调、恭处的②。而且，先生前面还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话“以高下下”，即虽处高位又能谦恭、处下，这与舜的“折其身”“能下人”如出一辙，说明舜的成功法则确实不是个例。同样，《缪和》篇下文还提到弟子张射与先生关于谦卦卦辞的讨论。张射的疑问是“自古至今，天下皆贵盛盈”，但《谦》卦的卦辞却说：“嗛，亨。君子又冬。”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疑问与前述庄但等相同。先生的回答虽没有以具体的古代圣君设譬，但观其主张，亦与上述舜、禹等类似，如“夫圣君，卑膝屈貌以舍孙，以下亓人”，“夫君人者，以德下亓人，人以死力报之”，“能盛盈而以下”，还以天地之道设譬“天之道，槀高神明而好下”，“地之道，静博以尚而安卑”，其中的“卑膝屈貌以舍孙”，可谓极尽谦恭、处下之能事，而“以下其人”“以德下其人”“盛盈而以下”“好下”都极言能“下”，此与上文舜的“能下人”惊人一致，都是说圣君于此能谦恭处下，放低身段，甘为人下，就能“亨”，且“有终”，其中的价值取向是不言自明的。 帛书《易传》极言舜、禹等是能谦恭、处下的古帝王，就我们熟知的帝王谱系来说，似乎少了尧，其实尧也是这样的。《说苑·敬慎》篇提到孔子与子夏讨论《易》的《损》《益》两卦，其中即提到尧，而且同样涉及《谦》卦及“谦”德：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之位，犹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故百载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而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舆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 该段明确提到尧是“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而且认为“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本出今本《系辞上》孔子解谦卦九三爻辞。所谓“允恭”“致恭”“待下”，其与前述舜的谦恭、处下如出一辙。而且，所谓“圣人不敢当盛”的言论，也与帛书《易传》不主张“丰盈”，“求尊严显贵”，“富厚安乐”等语境极为相似，说明尧的成功也是来自于能够谦恭、处下的。尧的加入，等于补齐了谦恭、处下的古帝王之谱系的拼图，再次说明帛书《易传》所记舜等古帝王能谦恭、处下确实不是孤立的。另外，由上述我们不时引《老子》来证尧、舜、禹等圣君都要卑恭、处下才能成功，我们也不难看出其与道家思想存在明显的关联。这又要提到《汉书·艺文志》对道家的评价：“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攘”即“让”也，“克让”即能卑恭、处下，而“嗛”即“谦”也。此处汉志对道家思想的评价把“圣君”、《谦》卦、卑恭三个要素可以说完全概括出来了，而这也是我们从帛书《易传·缪和》中读出的信息。传统上，学者习惯于把上述尧之“克攘（让）”、舜之谦恭、禹之劳苦、文王之“卑服”看成儒家道统的具体而微者，实则他们同样是道家思想的导源。 二、说《保训》“三降之德”之“降”当解为卑恭、谦下 帛书《易传》及很多传世文献如此反复强调舜等古代圣君成功法则在于谦恭、能处人下，尤其是“能下”，不禁让我们想起前几年清华简《保训》中舜的所谓“三降之德”。为讨论方便计，兹将相关内容移录如下： 昔舜旧（久）作小人，亲耕于鬲丘③，恐救中自诣，氒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氒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立（位）埶（迩）诣，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服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氒绪。（简4-简7） 文中舜的行事也颇与帛书《易传》相合。如说他“亲耕于鬲丘”，此与《缪和》所记禹的“禹（劳）其四枝，苦亓思虑……”之劳可谓一致。另外，《保训》还提到他“旧（久）作小人”，而我们知道，《周易》卦、爻辞中，常以“君子”“小人”对言：“君子”指统治者，“小人”指普通民众。前面《缪和》说：“君子者，夫古之圣君。”又有“君子之所以折其身”，而且“聪明睿智守以愚，博闻强识守以浅，尊禄贵官守以卑，若此，故能君人”。这里一方面以“君子”是统治者，另一方面，“君子”要成为万民归服的统治者，谦恭、处下，或者说先做低调磨砺的“小人”就是必由之途。下文还说他“身茲服惟允，翼翼不懈”，所谓“翼翼不懈”，可谓极言其恭敬、谨慎。另外，《保训》讲舜的这段话，学者多已指出其与《尚书·无逸》之间的关联④。《尚书·无逸》述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文王之行事，从文词到语境可谓极为相近，且看： 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不敢荒宁，嘉靖殷邦……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 这段讲商周四王的行事，有这样三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屡说他们“不敢荒宁”，其实即恭敬谨慎，这与《保训》舜的“翼翼不懈”非常一致；二是多说他们安于农事之劳，如“旧劳于外”“康功田功”，这也和《保训》舜的“亲耕于鬲丘”一致；三是还多提到这些圣王们与“小人”的联系，如“爰暨小人”“旧为小人”“小人之依”，下面的“怀保小民”之“小民”实亦“小人”，如此之类，与《保训》说舜的“旧（久）作小人”（《无逸》的“旧为小人”与之简直如出一辙）亦相一致，都指他们或出身低贱，或能善待小民。从商周四王的“不敢荒宁”、安于田功、亲近“小人”，可知他们也是谦恭、谨慎的，此与帛书《易传·缪和》所记舜的行事作风及成功法则完全一致，这又将古代圣王谦恭、谨慎的谱系下延到了商周。那商周的四王是否“能下”呢？回答也是肯定的。文中提到文王安于田功时说他“卑服”，“卑”即“下”也。而起于“小人”，又能亲近“小人”，显然此四王也是“能下”的。既然帛书《易传》及很多传世文献都讲以舜为代表的古帝王不但谦恭，而且“能下”，《保训》虽见舜之恭谨，但却未见“能下”，是其遗漏乎？非也。我们认为其中的“三降之德”即是，所谓“降”，即“下”也。 自清华简《保训》公布以来，所谓舜之“三降之德”向有多说。或指“三降”为“三隆”；或以“三降之德”为天、地、人三德；或读“降”为“愉”，因此解“三降”即“三乐”；或读“降”为“陟”，因此将“三降”理解为古代的考绩制度⑤。晚近曹峰先生对此问题重加讨论，提出两个方向：一是将“三降之德”理解为“美德降于民间”“舜多次降于民间之德”。另一说是认为“三降之德”就是“恭谨谦卑之德”，而且认为后一说可能性更大。在我们看来，曹氏所举两说的后一说可能是更为合理的。在这方面，帛书《易传》对舜等古帝王行事的记载，可以提供有力的证据。当然，曹氏的“恭谨谦卑”，我们可以进一步具体为“谦卑处下”，尤其是“处下”“能下”是应该突出强调的。帛书《易传·缪和》所记舜之谦恭“能下”，提醒我们“三降之德”之“降”其实就应该理解作“下”或“能下”来理解。从训诂学上说，“降”训“下”本来就是常训。《尔雅·释言》：“降，下也。”《释诂》又将“下”“降”同训向下的动作“落”。《礼记·月令》有“天气下降，地气上腾”。今“下降”直是同义复指词。《礼记·乐记》云“升降上下”，“升降”实与“上下”对文，“降”亦“下”也。典礼场合屡见的“升降”“降阶”“降拜”，其中之“降”均以训“下”为宜。《左传·昭公三年》提到“公室之卑”，举例说“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卑”正对于“降”，而“卑”亦“下”也。不只《保训》的“三降”之“降”当作“下”，文献中确实也不乏与此篇类似的“能降”或者说“能下”就能成功或得益的记载。如：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贵而知惧，惧而思降，乃得其阶，下人而已，又何问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阶者，知人也”。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这两则材料的具体背景是这样的：襄公二十四年晋国的程郑很得晋侯宠信，做到了下军之佐的高位，但郑国的公孙挥来访时，他却向其请教如何才能“降阶”。这种反常的问题让公孙挥一时语塞，回国后向然明请教。然明虽然不看好程郑，但也提到“既登而求降阶者，知人也”，认为他是明智之人。而且，然明点出“降阶之由”在于“下人而已”，即甘处人“下”。一“下”字，正昭示“降”的意蕴，此与前述帛书《易传》中舜、禹等人的“能下”亦相一致。襄公二十七年晋国赵文子由郑之诸卿赋诗而泛论“七穆”，认为子展这一支应该是享世最久的，原因就在于子展虽为执政之卿，但“在上不忘降”，其地位之高和处事之低调、谦下也形成鲜明对比，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后亡”，其价值取向也是显而易见的。所谓“在上不忘降”，其实即“在上”能“下人”。至于文献中径言能“下”而得益的例子就更多了： 《左传·僖公十二年》：“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让不忘其上。’” 《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围郑……三月克之……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 《左传·昭公元年》：“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贵也。” 《左传·昭公三年》：“郑伯如晋，公孙段相，甚敬而卑，礼无违者，晋侯嘉之，授之以策……伯石之汰也，一为礼于晋，犹荷其禄，况以礼终乎？” 僖公十二年因为管仲平戎有功，周王享之以“上卿之礼”，但管氏其人宁愿受之以“下卿之礼”，并于此受到很高的评价，“君子”甚至认为他“世祀也宜哉”。宣公十二年楚围郑，在郑伯已成阶下囚的情况下，楚庄王却最终赦之，原因就在于楚庄王认识到“其君能下人”，因此国运不可限量，也说明时人对“能下人”的评价是很高的。昭公元年的“嬖大夫”即“下大夫”，面对“子皙”这样的“上大夫”，“下之”就是应该的，反之则违礼。昭公三年则更有意思，公孙段（即伯石）本来非常汰侈、跋扈，但偶尔一次去晋国却把自己包装得“甚敬而卑，礼无违者”，所谓“敬而卑”，“卑”即“下”也，又是恭敬、谦下，由此晋君大悦，故多有赏赐。再次说明古人对于恭谨、谦下就能得益早就有广泛共识，后世往往把卑恭、处下视为《老子》思想的标签或发明，但《老子》其实只是“流”，不是“源”。 此外，关于“能降”，曹文重点讨论之《诗·商颂·长发》的“汤降不迟，圣敬日跻”也是很好的例子。关于“汤降”的“降”，郑笺云：“降，下也。”具体地说，就是“汤下士尊贤”，所谓“下士”同样说明能“下人”。一方面能“降”，另一方面又“圣敬日跻”，毛传解“跻，升也”：一“降”一“升”，这种反差也与舜行事的低调与最后的成功恰相映照。后来的文献也多是如此理解的，《国语·晋语四》提到当重耳流亡到宋国时公孙固向宋襄公进言： 公孙固言于襄公曰：“晋公子亡，长幼矣，而好善不厌，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谋。赵衰其先君之戎御，赵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贞。贾佗公族也，而多识以恭敬。此三人者，实左右之。公子居则下之，动则谘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礼矣。树于有礼，必有艾。《商颂》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降，有礼之谓也。君其图之。” 此段引《商颂》的“汤降”来比况重耳。然则，重耳是如何行事的呢？其中明确说他对于狐偃、赵衰、贾佗等三人是“居则下之”，也是说他能恭谨、谦下，即能“下人”，准此，则与“汤降”之“降”亦相契合。孔颖达为《商颂》作“正义”亦引到《晋语》此段，即明确以其中的“降”为“下贤”，也就是礼贤下士之义。不过，该段又说：“降，有礼之谓也。”然则，“有礼”何关乎“降”或者说“能下”？因为礼让的原则就意味着不争、谦恭和退处。前举《左传·昭公三年》说公孙段“甚敬而卑，礼无违者”，“敬而卑”正对应着“礼”。下文的“一为礼于晋”，所谓“为礼”即指公孙段其人的“敬而卑”，而“卑”即“下”也。另外，《礼记·表记》引孔子语说“朝廷不辞贱”，“正义”谓“此广明为臣事君之礼”，处“贱”也是礼的原则，而“处贱”显与“处下”同义，也是强调谦恭、退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说：“将求于人，则先下之，礼之善物也。”⑥能先“下之”，倒是“礼之善物也”，再次说明在礼的背景下，能谦卑、辞让、“处下”是首要原则。 《说苑·敬慎》篇周公在伯禽封鲁之际，专门告诫他，其中多有忧患之思。其中也引到了《商颂》的“汤降”典故： “吾闻之曰：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夫天道毁满而益谦，地道变满而流谦，鬼神害满而福谦，人道恶满而好谦。’是以衣成则缺衽，宫成则缺隅，屋成则加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其戒之哉！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⑦ 值得注意的是，此段周公告诫之语也主要是从《谦》卦发挥：既有《谦》卦的卦辞，也有《彖》传——这其实已经决定了其中“汤降”的语义背景：它同样也应该是宣扬恭敬、谦下的。“汤降”之后还力主“戒”，要求不要“骄士”，所谓不“骄士”，就意味着能“下士”“处下”。这与《晋语》所讲重耳的行事也是一致的。其中所谓德行广大守以恭、土地博裕守以俭、禄位尊盛守以卑、人众兵强守以畏、聪明睿智守以愚、博闻多记守以浅的六大谦德，以及非常具体的“衣成则缺衽，宫成则缺隅，屋成则加错”⑧，都可以说是能“降”、能“下”的典型案例。 此外，《礼记·孔子闲居》同样引到《商颂》的“汤降”，其文称： 孔子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其在《诗》曰：‘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齐。’”⑨ 此段主要措意“无私”，然则“无私”何关乎“能下”？我们同样可以引《老子》来证明，其第7章云：“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后其身”的“处后”其实是“处下”的同义语，这样就是“无私”了。由此可知，“无私”也是能“降”、能“下”的。 由上述所论看，古文献中所谓能“降”就意味着能“下”，主要指其人能够谦恭、处下，低调退守，如此反而能够成就功名。而且，很多时候，古代如尧舜这样的帝王还正是这样谦恭、处下的典范。由此，在政治伦理上，能“降”也就成为一种美德，文献中专门称之为“德降”，如《逸周书·和寤解》《成开解》说“德降为则”，《本典解》也提到“德降则信”，甚至《左传·庄公八年》引逸《书》还有“德乃降”之语。传统上，多将“德降”理解为主谓词组，即仁德普降之义，我们认为“德降”应该理解为“降德”，即能“降”、能“下”之德⑩。另外，关于《左传》此处引逸《书》的“德乃降”，向为伪《古文尚书》辨伪的关键点。杜注“降”为“降服”，但孔安国却说“降，下也”，陆德明对此字“江巷反”的音注说明也同于孔安国而异于杜注。而且，《左传》明说所引是《夏书》，涉及的人是皋陶，此人也是虞夏之际与舜、禹等多有接闻的著名贤臣，联系到前述帛书《易传》及传文献中舜等圣君的谦下，皋陶也当有此种美德。《尚书·皋陶谟》其自称“慎厥身”，“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所谓“慎”“无教逸欲”“兢兢业业”同样合于舜的谦恭、处下。这不只说明“德乃降”可能确当为逸《书》语11，亦可证孔安国“下”的训释确有来历。再从《左传》此处引《书》的背景看，此年齐鲁相约“围郕”，但郕独降于齐师，故仲庆父请伐齐师。鲁庄公不同意，才引了“德乃降”的典故。他的解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我实不德”，二是“姑务修德”。然则“不德”“修德”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可以拿与此相近之事例作比较。《左传·僖公十九年》记：“宋人围曹，讨不服也。”子鱼向宋襄公进言提到“文王伐崇”的典故：“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晋文公伐原12的例子也与此相似。我们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于一个待攻取之国，都是先来硬的不行，都要回去或“省德”或“修教”才行。抛弃专凭武力，而“省德”“修教”，其实就是谦恭、能“下”，因此孔安国训“下”其实是很准确的。但孔颖达之正义将此“下”理解为“德乃下洽于民”“皋陶能布行其德”，还是将“德乃降”理解为主谓词组，则非是。按之文理，此“下”亦当理解为低调谦恭、能“下”，皋陶是这样的，引此书的鲁庄公因此退师，主张回去“姑务修德”，其实也是这样的。——能“降”、能“下”，按照《逸周书》的说法，既可“为则”，即堪为做事的准则；又能取“信”于人，这与舜等圣王的成功也完全一致。准此，《保训》篇所述舜的“三降之德”，“三”当系概言其多，“降”当理解为“下”，故所谓“三降之德”当指能够多次谦下之德。 注释 ①释文参见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三，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31-132页。②关于禹的劳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云：“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所谓“勤”即“劳”，而“不德”即“不伐德”，不自以为是，正是谦恭、退守的作风。另外，《史记·殷本纪》引《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论语·宪问》云：“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韩非子·五蠹》曰：“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均极言禹之劳苦。③舜的行事，亦可参上博简《容成氏》：“昔者舜耕于鬲丘，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孝养父母，以善其亲，乃及邦子，尧闻之而美其行。”（简13-14）。④参见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三代文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1页。⑤参见曹峰《〈保训〉的“中”即“公平合理”之理念说》（《文史哲》2011年第6期）所引各家之说。下引曹说俱见该文。⑥《国语·晋语四》也有与之类似的话：“《礼志》有之曰：‘将有请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⑦此事又见《韩诗外传》卷三。另外，该书卷八“孔子曰：《易》先《同人》后《大有》，承之以《谦》”章内容亦与之相近。⑧以上数语亦见《缪和》篇张射与先生之问对，其文作“使祭服忽，屋成加艹昔，宫成干刃隅”。⑨此事又见《孔子家语·论礼》篇。⑩黄怀信先生亦训“三降”之“降”为“下”，良是。但又谓“下”为“下到民间”，隐约还是以“德降”为主谓语，黄说参《清华简〈保训〉补释》，《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2期。11晚近杜勇先生对此重加申论，可参其《〈左传〉“德乃降”辨析》，《〈尚书〉周初八诰研究》（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4页。12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及《国语·晋语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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