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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正德年间，王阳明曾经到庐陵做官。庐陵县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吉安县，是欧阳修、文天祥的故乡。当时，庐陵民风强悍，素有善讼之俗，大小事情稍有不和，立即讼至官府，案牍堆积如山，据说一天积累就上千件，官府疲于应付、苦不堪言。王阳明到任了解这一情况后，甚以为耻，于是他连发两篇告谕。告谕规定：如果百姓有重大事情一定要打官司，只允许投诉一件事，状纸不能超过两行，每行不能超过三十字，超过者一律不予受理，故意违反者更要处罚。实际上就是要坚决不受理那些不符合规定的诉状。这是堵的一方面，同时他还采取疏的一方面：在村里设置“里正三老”，由他们负责对当地民众进行劝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调解工作，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实际上这样做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人们从诉讼之风当中解脱出来，减少了积怨积仇，减少了家庭负担，慢慢地风气也为之改变。 这个故事揭示了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很多关系，如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民主与法治的关系等。它至少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治理一个社会，光靠法治是不行的，法治不是唯一的手段。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社会都有它自己的规矩，现代社会尤其要有规矩。法治就是一种规矩，但规矩不一定就是法治。 法治是一种硬性的规矩，但社会还有软性的规矩、介于软和硬之间的规矩。如果社会光有硬规矩没有软规矩，这样的社会往往过于暴力，秦朝末年、元朝末年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一方面要依法治国，另一方面还要以德治国，两者之间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某种意义上，法律就是硬性的道德，道德就是不成文的法律，归根结底都是要维持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都体现着某一阶级即统治阶级的意志。 我们今天提倡法治思维，提倡依法治国，是说法治是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如果打分的话就是一个60分的标准，低于这个标准就叫不及格，就会受到制裁。但一个社会光有60分的标准是不够的，还应当有90分的标准，100分的标准，这往往是靠道德来规定的。100分不一定人人都能做到，但是有这个标准在那里，对人们就是一个导向和激励，它能够避免人们和社会滑向堕落和反面。法治是导向，德治也是导向。提倡法治思维不是要一根筋，只要法治导向，不要德治导向。 依法治国的重要一面是规范公权力的行使，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引导国民提高法律意识从而自觉守法，而不是单纯把法律看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唯一手段。某种意义上，法律只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手段。 社会的运行和治理，还有一个成本的问题。不论大事小事，都靠打官司来解决，一是社会的效率会很低，二是社会运行的成本会很高。这样的社会是没有活力、充满戾气的社会，也不可能保持长久的和谐稳定。 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有着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是一个熟人社会，对此也是有利有弊，我们尽可以发挥它的长处，促进今天社会矛盾的化解。我们还有协商民主的优势，让绝大多数的人民内部矛盾通过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这和依法治国不仅不矛盾，而且恰恰是积极的依法治国理念的体现。因为协商也好，教育也好，都是以法治为底线和支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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