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钱玄同早年都在章太炎先生门下听语言文字方面的课,后来到《新青年》时代,来往尤密,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详细写到当时作为《新青年》编辑之一的钱玄同是怎样来劝自己写文章参加这一场新文化运动的。这篇序言给钱玄同的代号是“金心异”。五四前后的《鲁迅日记》中多有钱玄同来访的记载;现在《钱玄同日记》也已经整理出版(杨天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在1917至1919年间,其中亦多有晚访鲁迅谈到半夜一类的记载。 可是十年以后,他们之间竟至于无话可谈了。一个著名的事件是1929年5月26日的鲁钱会,当时鲁迅为看望母亲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北京。 试看他们两位对这次不愉快见面的记载。鲁迅1929年5月26日致许广平的信(后收入《两地书》第三集)写道—— 这里的“金立因”指钱玄同,而“朱山根”则是顾颉刚。 鲁迅去世后,钱玄同作《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也特别提到这一天见面时令人难堪的情形,他写道—— 他们之间的对话,很像是魏晋名士间的斗机锋开玩笑,但后面隐藏着思想上的分歧。对于中国历史的“疑古”鲁迅是不赞成的,而钱玄同、顾颉刚他们正大写其疑古的文章,种种高论,轰动一时,形成思潮;钱玄同且自号“疑古”。鲁迅自有他的脾气,这时就不理会钱玄同,弄得不欢而散。 钱玄同的《追忆与略评》一文写到后来他看到鲁迅、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中关于自己的说法,毫不客气地反击道: 话虽然似乎还客气,其实态度严峻,怨气很大。此后他们实际上断绝了关系。 钱玄同的“唠叨”是有名的,而且他一向喜欢“极而言之”地发表高论,这种方式在五四时期对旧传统曾经很有杀伤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激烈口号是他提出来的,废除汉字的主张也是他提出来的。后来形势变化了,而他的风格未变,例如为了强调青年必胜于老年,他有戏言道“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又曾说过“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这样恶狠狠的话。 对此鲁迅写过一首讽刺诗,这就是为邹梦禅题字(详见《鲁迅日记》1932年12月29日)时所写那首《教授杂咏》(四首其二): 钱玄同自己也过了四十岁,并未被枪毙或自杀。他忘记自己先前只顾一时说得痛快的高论了。鲁迅在1930年2月22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评论说:“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 所以他不高兴再同这位老同学谈话了。 钱玄同对鲁迅的批评也很厉害,他的《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除了肯定鲁迅前期的种种贡献之外,到文末明确提出了三条批评—— 老同学之间说话不必客气。这里第一条同1929年5月26日的鲁钱会有关;第二条大约涉及鲁迅与高长虹的关系(参见顾农《高长虹与鲁迅》,《中华读书报》2014年4月23日第7版《人物》;又收入拙著《与鲁迅有关》一书,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第三条也涉及人事纠纷,钱玄同与顾颉刚、周作人关系密切,他认为这些大约都是鲁迅后来对他大有反感的原因。 多疑善怒,鲁迅大约是有这样的弱点。而钱玄同讲这三条大抵同他自己有关,牢记旧账,耿耿于怀——这其实也是一种弱点。不过人非圣贤,孰能无弱;只要明白这样的道理,则我们对鲁、钱等前辈大师的尊重,应当不受他们间种种纷纭的影响。 (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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