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散文天地 | 三哥 | 变化

香落尘外 2020-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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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文 / 图源：三哥

好几天没给我任何消息的女儿，突然给我发来一条微信：“爸爸，作业：谈谈你感觉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我当时正在集市上买菜，就回复了一句“变化？有吃的了、有穿的了，这算不算变化。”女儿说：“太敷衍我了，你再想想吧。”

回到家，坐下来、静下心。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这个问题太大，还真不好回答。尤其是现在的我们，可能是在幸福的日子里待的时间长了，感觉变得麻木了，又或许是对美好生活愿望的追求更强烈了，对身边飞速的变化熟视无睹了。

这么大的问题，我只能从小切口出发，从自己的“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的变化谈起吧。

变化之 — 穿衣

想想小时候，各家各户都会有好几个孩子，因为生活贫困、物质匮乏，一年下来，要置办一件新衣服都是很难的事。我们家共有兄弟姐妹四人，在我的记忆中，我的衣服基本上都是穿两个哥哥穿过的衣服，真可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的穿、小的穿，大大小小轮换穿”。上小学和初中的衣服，大多数都是补丁上摞补丁，那些大大小小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屁股、膝盖、胳膊肘等部位。有时穿着这样的衣服，我都有羞于见人的感觉。记得那年刚当上少先队员，学校要求“六一”儿童节统一穿白衬衣、蓝裤子，看着急巴巴的我，母亲就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地去打听，希望能给我借到一套合身的衣服，可是这样的衣服早就被借光了，好在邻村一个亲戚及时出手相助，我才如愿以偿地“拥有”了那个年代儿童节的“标准礼服”。有了这套借来的衣服，睡梦中的我常常都会咯咯的地笑出声来。

到了1987年，上高中以后，我感觉衣着方面才慢慢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周围的同学大多都穿上了中山装或是老式军装，我二哥从部队邮回来的军装自然成了我最喜欢的装束。直到1994年参加工作以后，才真正实现了 “自己的衣服自己来做主”的愿望，但也会因为当时工资不高、口袋不鼓，考虑价格、实用性多，而考虑款式、面料、品牌比较少。

现在看看挂满衣服的柜子，常常是整理衣物时拿出一件衣服，总是感到很陌生，想想主要还是因为买了以后很少穿几次的缘故吧。现在的我，对各色正统西装很少正眼相看，却衷情于穿着更加舒适、随性的衣服。

你说，这算不算一种变化呢？

变化之 — 吃饭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在过去那个缺吃少喝的年代，能吃上一顿饱饭真是一种奢望。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在那些还没有全面展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对那些孩子多、劳动力少的家庭而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比比皆是。在我的记忆中，遇有青黄不接时，父亲总会经常去亲戚家借粮度日，对于要强的父亲来说张口找人借钱借物无异于让他颜面扫地，但看着家里的几张小口，还是一次又一次消费着他的自尊。

那时候，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描述大概就是“白馍、大肉、粉条子，再加两把蒜苗子”。对我们小孩而言，每年最高兴的时刻莫过于春节时走亲戚、吃酒席。吃饭时间一到，亲朋好友们便团团坐在一起，小朋友们人人手中拿着一个白面馍，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桌子上主人刚刚端上来的“暖锅”，因为只有那里面才会有一层切成薄片的肥肉。主人的手刚抽开，还等不得大人们动手，我们的筷子便蜂拥而至，只要几秒钟，是的，就几秒，那一块块令人垂涎的美味便夹到了我们早已一分为二的馍馍中，还来不及细细品味，那软软的、油油的肉块就滑进了我们的胃，那种感觉比现在的汉堡不知要好吃多少倍。

我上高中的时候，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我们大多数同学还是采取“半搭灶”的方式来解决吃饭问题，也就是每天三餐中有一至两顿到学校的食堂去吃，其它饭食用周三和周日回家“背”来的馍补充。夏天不去食堂吃饭时，同学们就围坐在一起，各自拿出自己腌制的、装在用过的小墨水瓶中的青辣椒夹在馍中“享用”，那种酸辣直击肠胃，有时刺激得我们直打嗝；冬天一下课，我们就先去锅炉房用搪瓷缸舀一大杯滚烫的热开水，在搪瓷缸上放两根筷子，把已冻的带有冰渣的馍馍放在上面用开水的热汽温热；在加热馍馍的同时，我们还不忘准备下饭的“秘料”，那就是把辣面子和盐巴混合后放在一张干净的纸上，等馍馍有点温热了就掰下一块蘸着辣面吃。长期单纯的用辣椒下饭，造成直接的后果是解大手时那种难言的痛苦。

仔细想想，那时各家各户的饭桌上主食几乎都是玉米。我所在的渭南东塬（也叫长寿塬）上的人基本上都是一日吃两餐。上午饭是玉米糁做的糊糊，下午饭是玉米面做成的“搅团”或“漏鱼”。如果你记得黄宏和宋丹丹演的小品“换大米”的话，没错，也就是那个时候，随着商品的逐渐流动，陕西关中平原、尤其是我所在家乡的人们才开始逐渐吃上了大米。

今天，看着一桌子丰盛的饭菜，人们却常常是苦于“没胃口”。男同志们恐“三高”，女同志们要“减肥”，食物对于每个人而言，早已不是如何能够“填充肚子”吃得饱问题，而是如何才能“品种多样、搭配得当、营养丰富”吃得好的问题了。

变化之 — 住房

能住上一所宽敞的大房子，是大多数人一生的心愿，也是每个人一生为之奋斗的动力。记忆中，家中的第一套住房是父亲与大伯分家后，两家人把老辈的房子从中间一分为二、各自偏居一隅。一进那个低矮、狭小、破旧的家门，窄窄的土过道左手是一个大大的土炕，那个土炕便是一家人唯一用来休息的地方。土炕上铺的竹席已经缝补了不知多少次，但还是有许多地方露出长长的竹篾，我的小脚板不知让这种小竹签扎过多少次。再往里走，便是做饭的灶台，灶台旁是我们家唯一的家具——一张一米见方的饭桌，那缺了一条腿的饭桌让父亲用一根歪歪扭扭的树桠支撑着勉强能用。拥挤的家中每每来了客人，淘气的我只能被父亲带着来到后院的柴禾房中躲避。

我上小学的时候，在亲戚们的帮助下，父亲在新的宅基地上盖起了属于我们家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套住房——三间瓦房。这三间瓦房外观虽然不算漂亮，但却承载、支撑了一家人对未来美好生活向往的信念。可就是在有了这样的房子后，我大哥的婚事还差点因为村里人的闲言碎语被搅黄，听说就是因为有人给大嫂的家人传话：你看他们家住着那样的房子，穷是自然的事，你们把女儿嫁到这家，那孩子真的要受苦了，好在大嫂及她家人的坚持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1996年，住房开始有了大变样，家里终于盖上了宽敞、明亮、干净的平房。房子盖好后，90多岁的奶奶逢人便说，没想到这一生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说着说着两行老泪已经挂满全是皱褶的脸上。可惜的是，她老人家在这样的房子中也就住了大半年就离开了人世，但我相信，她一定是带着满满的幸福离开的。后来，家中的平房变成了两层楼房，院子前面的空地也盖上三间砖混大门房，大哥还专门给在外工作的我们每人留了一间单独的房子，可是连他给自己儿子留的一套婚房现在也鲜有人住，因为侄儿早已在城区给自己买了楼房。

人常说：“有一屋、天下安”，住房是每个家庭成员安身立命之所，“住有所居”后人们才能更加自信地去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变化之 — 出行

“晴天尘土扬，雨天两脚泥”，是我对家门口那条街道最深刻的记忆。

门前那条村道宽大约3米左右，这是大人们赶集和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这条路到镇上大约也就一公里的路程。晴天去学校，我们就踩着道路中间的大车（拖拉机）碾过的车辙走，因为这些地方没有浮土；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专挑路边长着野草的地方走，像只小青蛙一样从这片草上跳到那片草上，来躲开那满路上的泥水。记得二哥读初中时，有天去学校上夜自习，黑透后的天突然下起了大雨，估摸着二哥平时回家的时间，父亲急匆匆地戴上草帽摸黑去接二哥，终于在半道把落汤鸡一样、全身泥水的二哥接回了家。进门后的二哥一句话也不说，大哥就故意逗他，问他一个人在大雨漆黑的夜晚走路怕不怕，反复问了几次后，倔强的二哥三下五除二甩下那还在滴着雨滴的草帽，用力蹬掉露着脚指头、满是泥污的黄胶鞋，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地放声大哭起来。

只有到了镇上，才能看到一条通往渭南城区的柏油路，这也是渭南东塬通向城市唯一的通道，听老辈人讲这条柏油路大约是1973年修建的。塬上通往城区的这条柏油路上有一段叫龙尾坡（渭南方言叫龙翼坡），总共有十八弯，相对高度150--330米。小时候，我很少去过渭南城区，虽然那时候也通了公交车，但为了节约钱，塬上的乡党很少有人掏钱去坐车，人们大多都是步行或骑自行车去城里。为了节约时间，上下塬通过那段龙尾坡时，为了减少路程，大家都不走柏油路，而是抄一条更陡峭的便道通行，就这来回大约也有十几、二十公里的样子，小小的我感觉出行一次比两万五千里长征还难。

第一次远离家门应该是1990年的11月底，高中毕业的我从渭南坐火车去乌鲁木齐，那种火车是当时中国铁路上最常见的绿皮车。我和大哥来到火车站后立刻就傻了眼，车厢口被挤得水泄不通，根本上不了车。眼看着火车要开了，大哥急慌慌地把我从一个开着的窗户塞进了车厢。没有座位、人挨着人、寒风刺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坐在两节火车的连接处整整度过了难熬的三天三夜后才来到乌鲁木齐。下车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整个人感觉一直都是晕乎乎的，满脑子都是那哐当哐当的火车轮与铁轨之间的撞击声。

一转眼离开家乡已经三十个年头了。现在从乌鲁木齐回老家可选飞机、高铁（到兰州再转乘）、自驾等多种方法。去年八月份，我送孩子去上大学，顺道带她回了一趟老家。我们先从乌鲁木齐坐飞机三个小时左右到西安，然后从西安机场乘大巴一个半小时到渭南，一出车站，侄儿便开车送我回东塬，二十分钟就到了久别的家中。路上，侄儿指着上塬的路说，这条渭南至桥南的二级公路改建工程是市、区确定实施的2017年重点公路建设项目，路基宽14米，设计时速60公里，听说两边还带有徒步道和自行车车道，以后你回来上塬就更方便了。

是啊，斗转星移、日月交替，我们衣、食、住、行的一点一点变化积累，从小变到大变、再到蜕变，不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变化的缩影吗？

很庆幸，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很幸福，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