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下）

室韦人住在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东西，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两岸，“语言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他们男子留着辫发，妇女束发，作义手髻。“唯食猪鱼，养牛马，俗又无羊”。

对室韦这一族称，伯希和提出过一种引人注意的见解。他说：鲜卑，“此名代表之原文，与后译之室韦所本者同，似为*Serbi，*Sirbi,*Sirvi等对音，我们在此处又见一用-n译-r之例，唯在汉代同汉以前译法如是，后来则用具有齿音尾声之字。此处我不信鲜卑是通古斯。”如果这种意见能成立，那么室韦族名写作“室韦”而不作“鲜卑”，其原因就该是高度汉化的拓跋魏贵族不准呼伦贝尔一带的原始部落与自己使用同一个族名。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拓跋魏甚至不愿承认慕容、段氏这些道地的东部鲜卑是鲜卑人，而称之为“徒何”和“白部”。

关于室韦人的早期记载，带有泛指的性质，更详尽的情况无从了解。不一定凡是被称为室韦的就必定族属相同。但可以肯定，语言属于东胡后裔，诸语言的总要占室韦人的主要部分。这一部分室韦人又称作达怛人。732年的《阙特勤碑》中就出现了otuz tatar(三十姓达怛）,735年《毗伽可汗碑》有Toquz tatar(九姓达怛）。《阙特勤碑》两处提到三十姓达怛，其中东第十四行说：“在右面（指南方——亦），拓跋人（指唐——亦）成了敌人；在左面（指北方——亦），Baz可汗九姓铁勒（Toquz oɣuz)成了敌人；黠戛斯、骨利干、三十姓达怛、契丹、奚（Tatabi),都成了敌人。”这里，黠戛斯以下各个专名是由西北向东南逐个枚举的：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贝加尔湖北、东的骨利千、昭乌达丘陵的契丹和奚，而在骨利干和契丹之间的是三十姓达怛，其地理位置正好相当于，汉籍中记载的室韦人所占据的空间。八、九世纪之交，对蒙古高原的地理已有更清楚的记载，“自衙帐（哈剌巴剌合孙——亦）东北渡仙娥河（色楞格河——亦），二千里至室韦”。“俱伦泊（呼伦湖——亦），泊之四而皆室韦”，室韦正在骨利干东和东南。从洮尔河流域以北直到石勒喀河流域，都是室韦人的居地。这些室韦人也就是突厥碑中的达怛人。当时已经有了大约三十个部落，所以称为三十姓达怛。达怛一名来自呼伦贝尔草原的塔塔儿部落。剌失丁《史集》上说：“在遥远古代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指塔塔儿人，即达怛人——亦）曾是许多部落和土地的征服者和主人，强大显赫。由于他们非常高贵而又显赫，其他突厥各氏族（剌失丁书中突厥一名泛指草原游牧民族——亦）虽然种类、名称各自不同，也都以他们的名字见称于世，统统被称为塔塔儿人。”这就是说，在更古的泛称室韦之外，又有了另一个泛称达怛（塔塔儿）。室韦、这怛这两个名称在汉籍中可以互通互易，如“黑车子达怛”又作“黑车子室韦”,“阴山鞑靼”又被写作“阴山室韦”。我们有理由把这两个名称连起来使用，称为室韦一达怛人。他们是原蒙古人，他们的语言还没有经历后来的突厥化历史过程，保持着东胡后裔语言和方言的特点，这种语言和方言，应当叫作原蒙古语。室韦一达怛人的原蒙古语在《元朝秘史》中留下了一些痕迹，同后来经过突厥化的古蒙古语有很大差别，在词汇方面，比如某些无从释义的专名（人名、氏族部落名称、地名）就是原蒙古语的残余。在词法方面，原蒙古语可能有过真正的性范畴，这同刚、柔词元音序列的区别不是一回事。数的范畴也是严格的。也可能有过真正的格的范畴，而不象后来所谓的“格变”实际上大都是后置介词。

史料中又有室韦一达怛人的语言与鞑靼相同的记载，这就把室韦一达怛语划入了通古斯语族。这种混乱记载早在杜佑《通典》（《边防·北狄》室韦条）中就出现了。《通典》成书于766年，作者对室韦一达怛人的情况并没有更多的了解，主要文字都是转抄增删和改写前朝史文，新增的只有“大唐所闻有九部焉”以下七十字，而且九部之名只写了八个，最后茫茫地指为“并在柳城之东北”。可见杜佑对室韦的确不甚了了。这里应到排比一下各书记载的异同：

《魏书·失韦传》：“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颇有粟，麦及穄，唯食猪鱼，养牛马，俗又无羊。……有麯酿酒。”

《隋书·北狄传》“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气候多寒，田收甚薄。无羊少马，多猪牛。造酒。食啖与靺鞨同俗。”

《北史·室韦传》：“……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颇有粟、麦及穄……有麯酿酒。……气候多寒，田收甚薄。无羊，少马，多猪牛。与靺鞨同俗”。

到李延寿撰《北史》为止，即在初唐以前，史书都说室韦契丹是同类，语言相同。《隋书》的“唯食猪鱼”在《隋书》中改写成了“食啖与靺鞨同俗”，因为靺鞨也是“土多粟、麦、穄”,“其畜多猪。嚼米为酒，饮之亦醉”。《魏书》和《隋书》都是说的室韦饮食与靺鞨相同，二者之间并无矛盾，只是写法不同而已。但《北史》在综合《魏书》《隋书》的记载时把这个意思删改为“与靺鞨同俗”，说成一切风俗习惯都相同。

中唐以后的记载就不同了：

《通典·边防》：“室韦气候多寒，田收甚薄。无羊少马，多猪牛。造酒。食啖言语与靺鞨同。”

《唐会要》：“室韦者，契丹之别种……气候多寒，田收甚薄。无羊少多猪牛。言语与靺鞨相通。”

《新唐书·北狄传》：“其畜无羊少马，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苦席。其语言，靺鞨也。”

《通典》显然是抄《隋书》的，并无新的史料补充。但在“食啖”二字之下凭空加了“言语”二字，并删去“同俗”的“俗”字，于是就变成了室韦、靺鞨具有共同的语言。《唐会要》抄《通典》，只稍加变通，说二者语言“相通”。修《新唐书》时已是十一世纪，在室韦语言问题上无非是抄《通典》和《唐会要》，但在改写中，语气变得十分肯定，因而也就一错到底了。其中“有牛不用”等语，则是改写《旧唐书》的记载，穿插在抄自《通典》和《唐会要》的文字中的。

至于说达怛是靺鞨，如《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的“鞑靼，靺鞨之遗种”之类的说法，已是常识所不容许的了。箭内亘指出这是从宋白沿袭下来的错误。

有唐一代，是室韦一达怛人民族学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突厥、回鹘的统治把室韦一达怛人同内蒙古西部和外蒙古高原联结了起来。突厥的覆亡，使得室韦一达怛人能向这些地区逐步推进。回鹘的西迁和契丹人的远征外蒙古高原，给室韦一达怛人提供大批涌入外蒙古高原和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机会。九世纪前后，阴山南北出现了室韦一达怛人。外蒙古高原也迁进了许多室韦一达怛部落。遍布突厥语族游牧部落的外蒙古高原开始了蒙古化的历史过程。

三

辽以后的蒙古高原展示出一幅愈来愈清晰的民族学地图。《辽史》和《金史》中有许多关于蒙古语族部落的记载，尽管简单粗略，但是很重要，特别是在年代学方面具有很大价值。《元朝秘史》中有许多关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史料，其中对蒙古部的记载尤其详尽。剌失丁《史集》中有关各个民族、部落的部分是绝无仅有的珍贵资料，历数各个部落，逐一记述，虽然详略不等，却把整个蒙古高原民族部落的分布勾勒描划得十分清楚了。《元朝秘史》和《史集》中的材料，有不少是富有草原特色的传说。这些古老的故事既同历史事实有区别，但又屈折地反映着历史，正如马克思说的：“过去的现实又反映在荒诞的神话形式中”。

蒙古高原各部在《辽史》中被称为阻卜，也写作术不姑。这是契丹人对蒙古高原各部的总称，原语似乎可以构拟为*zhubug〜Zubug。女真人沿袭了这个称谓，《金史》中作阻䪁。.阻卜的范围包括原蒙古人各部，还包括一些突厥语族部落。这里，继“室韦”和“达怛”之后，又有了一个泛指以原蒙古人为主的蒙古高原各部的泛称。

辽金时代的原蒙古人包括札剌亦儿人、塔塔儿人、蔑儿乞人、八儿忽人、外剌人，但当时称为蒙古的只有尼鲁温蒙古和迭列列斤蒙古。

蒙古一名早在唐代就为中原所知，以“蒙兀”首次见于史籍。《旧唐书·北狄传》在抄录《通典》的文字之后补充了更多的新内容，其中提到蒙兀室韦。新添文字一开始就说“今室韦最西与回鹘接界者，乌素固部落，当俱轮泊之西南”，因而可以认为是回鹘汗国（745-840)存在时的材料，什八九出自贞元宰相贾耽《皇华四达记》之类的书。但在写到蒙兀室韦时，史文又说：“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突厥东北界”几字又似乎表明这是745年后突厥覆亡以前的材料。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突厥、回鹘统治时期，蒙兀室韦还住在额尔古纳河（望建河）流域。他们进入外蒙古高原，应当是840年回鹘汗国崩溃以后的事。

蒙古人的历史传说是《旧唐书》室韦记事的佐证和补充。《史集》上说，蒙古人最初住在叫作额尔古涅昆的陡峭山岭中，后来因嫌拥塞，便鼓风烧山，溶出一条铁水铸成的道路，人们纷纷奔向草原。额尔古涅昆指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山地，传说指出了蒙兀室韦等室韦一达怛部落的去向：从额尔古纳河流域迁往蒙古草原。一展开《元朝秘史》，就有图腾式的传说人物孛儿帖赤那（苍狼）和豁埃马阑勒（白鹿）迁来幹难河源的故事。按《史集》，冲出额儿古涅昆的蒙古人中正好有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

“蒙古”，Mongkhol,词根是momg-,-ol是复数后缀。据《史集》，“蒙古”是“质朴无力”的意思。

蒙古人逐渐组成了相当大的部落集团，分成尼鲁温蒙古和迭列列斤蒙古两大分枝。尼鲁温蒙古据说都是成吉思汗十世祖母阿阑豁阿夫死之后感应光灵而生的三个儿子的后代，因为出自阿阑豁阿圣洁的腰脊，所以叫作尼鲁温，这当然又是民间文学式的训释。另一些蒙古人，即不属于阿阑豁阿后裔的蒙古人，则是迭列列斤。看来，尼鲁温可能是指住在山岭上的蒙古人，而迭列列斤可能是指居住在山岭下的蒙古。尼鲁温和迭列列斤之间可以互通婚姻，这种外婚制关系似乎是从远古传说中人格化的两合氏族乞颜和捏古思延续下来的。据《史集》，尼鲁温蒙古中有乞颜氏族，迭列列斤蒙古中有捏古思氏族。

到了十二世纪，尼鲁温蒙古已经有了许多氏族和部落，据剌失丁先后不同的说法，将近二十个。这些氏族和部落大都是《元朝秘史》第41,42,44,46,47节中提到的阿阑豁阿后代。据剌失丁显然过分夸张的记载，成吉思汗四世祖敦必乃有九个儿子，每个儿子都成了一个氏族部落的祖先，每个部落有三万户、男女十万人。按《元朝秘史》、《史集》、《元史·宗室世系表》的说法,这些氏族部落的人口似乎都是各自的开创始祖的子孙,但这种人口增殖速度根本不是自然规律所能允许的。B.符拉基米尔佐夫对这一情况第一个作了科学分析。分析各种资料之后，他指出：“11一12世纪的蒙古氏族社会和原始氏族的生活状态是距离得很远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氏族只是个外壳、传统的名称，里面的人口并不都是同祖同宗的血缘亲属，而是主人和奴仆，贵族和依附人口。实质上这是一些游牧人口的比邻公社。据《元朝秘史》所记，尼鲁温蒙古的大部分氏族部落都是在成吉思汗六世祖、四世祖这两代形成的：蔑年土敦（成吉思汗八世祖）七个儿子的后人构成了十个氏族，海都(成吉思汗六世祖）三个儿子的后人构成了七个氏族。蔑年是带突厥语“土敦”(tutun)官衔的贵族，占有的牲畜据说不可胜数，并不是什么原始公社的头人。可以推算得出，他大约生活在十世纪末成十一世纪初。据《史集》和《元史》，在他死后，全家几乎被与辽军为敌的札刺亦儿人杀光。到了他孙子辈上，又出现了冇辽王朝“令稳”头衔的察剌孩令忽，察剌孩的儿子是有“详稳”头衔的想昆必勒格，他们父子被说成尼鲁温蒙古最强大的部落泰赤兀惕的祖先。可见，有权势的贵族才能编组氏族——事实上的比邻公社，这些贵族的权势又是辽王朝扶持起来的。成吉思汗的祖先似乎站在辽一边反对辽王朝的敌人，从而取得了愈来愈大的权力。辽在镇州（可敦城）等地屯有重兵控制外蒙古高原，依仗辽的势力，足以使草原贵族成为暴发户。他们掠获其他部落和民族的人口，包括蒙古人和土著的突厥铁勒人，编成比邻公社，按照老传统，叫作氏族。掠获其他部落和民族的人口来扩大氏族，是不受本氏族人口自然增殖能力的限制的，只取决于武力的大小强弱。尼鲁温蒙古氏族能在两三代中猛增的秘密就在这里。

蒙古人进人外蒙古高原之后，主要在辽代，原始的氏族制度已经瓦解了，血缘关系被地缘关系逐步代替。从民族学角度看，这也是蒙古人同当地突厥铁勒人混合，后者同化于前者的过程。我们没有遇到直接记载蒙古人进人肯特山区后掠获突厥语族人口的材料。但是不能想象，曾是突厥语族各部主要牧地的这一带，到蒙古人迁来的时候已经空无一人。蒙古语中的大量突厥借词，蒙古人中的浓厚的突厥影响，突厥语地名的保留，都说明有为数不少的突厥铁勒人掺进蒙古人中。

迭列列斤蒙古人有捏古思、弘吉剌、兀良合、亦乞列思、斡勒忽讷惕、晃火坛、火罗剌思、燕只斤、斡罗纳尔、阿鲁剌惕、嫩真、许兀慎、逊都思、伯岳兀、格尼格思等大小氏族部落。他们之中有的被尼鲁温蒙古征服，如阿鲁剌惕、斡罗纳尔、雪你惕。迭列列斤蒙古人中，有的氏族部落繁衍很快。如，从弘吉剌人分出了亦乞烈思、斡勒忽讷惕、火罗剌思、燕只斤等氏族部落。他们的氏族部落繁衍方式本质上也同尼鲁温蒙古人一样，但民族学环境更为复杂。他们同突厥铁勒人、契丹人、女真人、汉人接触，从这些民族中吸收人口。《史集》中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一个契丹—汉儿女人执意出嫁，便骑着驴子来到蒙古方地，嫁了弘吉剌人的祖先米薛儿兀鲁，生下一个儿子，因为他母亲是骑着驴子来的，便取名燕只干(Elzhigen,蒙古语：驴）。燕只斤（Elzhigin)部人都是他的子孙。这个故事反映着弘吉剌人民族学成分的复杂化。

尼鲁温蒙古和迭列列斤蒙古合在一起称为合木黑蒙古  切蒙古人。在金源之世，成吉思汗的三世祖合不勒罕统治合木黑蒙古，之后是他的堂兄弟俺巴孩，再后又由合不勒罕的儿子忽图剌当了合木黑蒙古的罕。合不勒罕的臣属能否包拮全部尼鲁温和迭列列斤，并不是清楚的。不过蒙古各部曾经共同推戴一个罕，保持一个松散的联盟，总是事实。在十二世纪，有些蒙—占部落已经十分强悍，如《金史》中说的“尤桀骜，屡胁诸部入塞”的广吉剌（弘吉剌），“恃强中立，无所羁属”，“连岁扰边”的山只昆（撒勒只兀惕）和合底忻（合答斤）等等。

合木黑蒙古之外还有许多原蒙古人。

札剌亦儿人在辽代曾是强大的部落，有哲惕、脱忽剌温、朵龙吉儿等十个分枝，游牧在斡难河流域。在与辽兵的战争中，札剌亦儿人受到沉重打击。辽设札剌部节度使司统治他们。到十二世纪时这个部落早巳衰落了。

塔塔儿人的牧地在贝尔湖周围。《史集》上说过，他们以前很强大，所以好多部落都以塔塔儿人自称。金末塔塔儿各部中，都塔兀惕塔塔儿（《史集》作Tutukhlihut)、不亦鲁兀惕塔塔儿都是以首领的显赫头衔“都督”、“梅录”命名的，反映出这些落的历史悠久。据剌失丁说,塔塔儿人有七万户人家,即三十万上下的人口。正如许多前人指出过的，《金史》的阻䪁正指塔塔儿人。所以，《辽史》的阻卜至少有许多处当是指塔塔儿。这个威名远扬的部落最后为成吉思汗所灭，惨遭屠杀。

蔑儿乞人也是原蒙古人，牧地在色楞格河流域。刺失丁说：“这个部落人丁众多，兵马强壮”。蔑儿乞《辽史》作梅里急、密儿纪。《辽史·道宗纪》寿隆三年（1007)曾提到梅里急部长忽鲁八。蔑儿乞同辽王朝有过战争，在金末还是个强大的部落，最后也为成吉思汗所灭。据刺失丁书，成吉思汗曾下令要把蔑儿乞人斩尽杀绝。

外剌人、八儿忽人是原蒙古人中靠西北的部分。《史集》上说，八儿忽人的一枝秃马惕人古时住在外剌人的附近。某些民族学资料也反映外剌、八儿忽这两枝原蒙古人祖源相近。从语言看，八儿忽话和外刺话都属于z,c方言，即以z,c辅音对应其他原蒙古人zh,ch辅音。八儿忽人住在贝加尔湖地区，主要部分是豁里一禿马惕人。外剌人在“八水”，即叶尼塞河上源。成吉思汗兴起之后，外剌人最终归附投降。

九至十二世纪，原蒙古人经历了深浅不同的突厥化过程。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原蒙古人，最初是以游猎为主，并从事原始农耕、养畜业的。《魏书》中说室韦“无羊少马”是可信的。蒙古语的khonin(绵羊）显然借自突厥语khony。原蒙古人正是从突厥铁勒人学会养羊，所以才在词汇中有这种反映。蒙古语畜牧业术浯中突厥借词特多。学会畜牧业的过程.也就是占有畜群的过程，而原来的畜群所有者和生产者有很大一部分是留在蒙古高原的突厥语族居民。他们同畜群一起落在原蒙古人手里，溶合在原蒙古人的氏族部落之中。同突厥铁勒人混合，原蒙古人的民族学面貌进人变异过程。语言由原蒙古语即室韦一达怛语向古蒙古语即元代蒙古语过渡，突厥语的前后列元音体系浸入蒙古语中，开始形成原蒙古语所没有的古蒙古语八元音序列。一批原蒙古语词被淘汰了，输入一批突厥语借词，词法发生了简化的趋势。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毡帐代替了皮棚。饮食也发生了变化，习俗开始突厥化。

辽金时期，从蒙古高原西半部不断送来突厥影响。蒙古地区还有三个强大的部落：信奉景教的突厥语族贵族统治的克烈、乃蛮和汪古。

克烈人，即《辽史》中的北阻卜，占据了回鹘汗庭故地周围的大片牧场。《辽史》中出现了有景教教名的部长余古赧，之后又出现了教名摩古斯、磔死于市的部长，这个人就是克烈部汪罕的祖父，他的故事在《史集》中有详尽的描述。克烈人不象原蒙古人。除了突厥化的叙利亚教名之外，见于史书的克烈人名几乎都是突厥语。如果他们是原蒙古人，那也是突厥化程度最高的。由于克烈人离蒙古人最近，而且十分强大，许多蒙古贵族都带着人马投靠克烈罕。克烈部强大一时，最后亡于成吉思汗之手。

乃蛮人也是景教徒，当初居住在乞儿乞思地方，大概是在黠戛斯人南下的时候，乘回鹘汗国的崩溃，占领了从额尔齐斯河到和林的广大土地。在蒙古高原开化程度最高的乃蛮人，语言无疑属于突厥语族。

汪古部看来是突厥人、原蒙古人和吐谷浑人、党项人的混合体。他们的部落名称大约来自金壕堑。说汪古部长阿剌忽思是“沙陀雁门之后”，并不能认为是简单的伪托，汪古贵族是有剺面习俗的突厥人。从晚唐以来住在阴山山北的阴山室韦—达怛人、吐谷浑人，还有党项人，成了汪古贵族的臣民。这个部落被称为“白达达”。汪古贵族作了成吉思汗的同盟者,蒙古攻金时打开了边塞的大门。

还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之前，蒙古高原各部就被历史推上了跨部落联合的道路阶级分化的加剧打破着部落界限，同一氏族出身的人活动在不同的部落中。草原贵族对人口、畜产的欲望愈来愈大，随之而来的是无止无休的部落战争。在部落战争中，孤立的部落不容易生存下去。十三世纪一开始,就有十几个部落组成联盟，来对抗克烈汪罕和成吉思汗的联合势力。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各部建立蒙古汗国，是蒙古高原各部走向更大联合的历史运动业已成熟的标志。

蒙古汗国建立后，用新的千户制体系分封人口。战败的部落，如塔塔儿、克烈、乃蛮被瓜分到各千户。原有的部落界限进一步打乱了。这正是蒙古民族形成的开始。

辽金时期蒙古高原各部是形成蒙古民族的基本成员。以合木黑蒙古方言为基础的古蒙古语居于民族共同语言的地位。蒙古高原成为民族的共同地域。用粟特体突厥文（畏吾儿文）字母书写的畏吾儿体蒙古文成了民族文字。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之后，形成了Mongkhol-Zhin ulus(蒙古式的人众）的民族观念。在经济生活中，他们有民族的共同点，都是sisgei tohurkhatan ulus(住链帐的人众）——游牧民族。

当时的蒙古汗国是奴隶制色采浓厚的军事封建贵族的国家，把掠夺战争当作第一要务。不久，成吉思汗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战争。经过半个多世纪，蒙古汗国变成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侵略战争对开始形成的蒙古民族有极大的影响：不少蒙古人离开故土，他们的后裔消溶在各个被征服的民族中；代之而来的是被征服人口陆续加人蒙古民族。

多年的征战和占领外族地域，使蒙古族输出了大量人口。有时令人产生榨光汲尽的感觉。宋人徐霆看到成批的蒙古大男孩儿被送往西域，他们赶到那里正好长成最年轻的士兵。这是对人口外流、兵力紧张的生动描述。在现今中亚突厥语族各族中有不少蒙古姓氏，如Manggit(<忙兀揭）、Khonggrat(<弘吉刺）、Kenekes(<格尼格思）、Nökös(<捏古思)、Kiyat(<乞颜）、zhelair(<札剌亦儿）、Uishun(<许兀慎）等等。在阿富汗，旭烈兀王朝的残部自成一个莫古勒族。这些都是当年征服外国出戍未归的蒙古人的遗迹。

另方面，又有大量外族人口输入蒙古地区，后来其中大部都同化成了蒙古人。木华黎攻打河北，有一次把十万汉人强迀到蒙古地区。从汉地和中亚征发俘掠来大批工匠和士兵，成批的钦察人、阿速人、斡罗思人在蒙古和元朝的军队中服役。波斯人、阿剌伯人也有送来蒙古地区的。加入蒙古族的，还有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

十四世纪元亡之后，蒙古高原复杂的民族成分逐渐溶化在蒙古族中，这样，蒙古民族的形成过程便大体完成了。这个历史过程是个重要的课题，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探讨。

在明代，瓦剌部兴起，一度统治过蒙古高原。这又引起了蒙古高原语言瓦剌化的过程。瓦剌语音影响了大漠南北许多部落，特別是外蒙古高原：传统的zh,ch辅音随着瓦剌语音变成了z,c。瓦刺式的语法形式代替了某些传统的蒙古形式。经过瓦剌化以后，古蒙古语才过渡为近代蒙古语。

蒙古族族源问题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以上谈到的不过是粗略的和初步的轮廓。形成蒙古民族的核心部落是原蒙古人——室韦—达怛人。蒙古语是在室韦—达怛人的语言的基础上经过突厥化过程而形成的。就地域而言，原蒙古人是从东胡后裔历史民族区（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向整个蒙古高原扩散，同突厥铁勒人和其他各民族结合，固定在蒙古高原的。就人类学因素而言，蒙古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各种外族人口，其中包括一部分非蒙古人种居民。在民族文化方面，畏吾儿体蒙古文成了民族文字，产生了独特的文学和艺术。就经济生活而言，游牧经济一直到晚近，几乎是整个蒙古民族的主要生产专业。关于蒙古族族源，我们可以概括出的主要点，大致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