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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现代性的想像：从晚清到五四》，季进编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自序 李欧梵 這本書是我的一個學術論文集，內中收集了12篇 （外加一篇訪問稿）文章，由我的老友——蘇州大學的季進教授——編輯而成，從選材到編排，他一手包辦，而且還寫了一篇「後記」，對於我的研究——特別是關於「現代性」的問題——作了一個全盤的分析和介紹。聯經的主編胡金倫先生邀我為此書再寫一篇自序，我覺得該說的都已經說過了，只剩下感激之情和鳴謝之意。既然答應寫序，只有大致交代一下個人的研究經歷和本書的內容大要。 回顧這些文章所展示的學術研究歷程，我發現自己的興趣雖然很廣，然而還是沒有越過兩個主要的研究領域：晚清和五四。這兩個領域，在理論上如何看待？我從來沒有仔細思考過。最近王德威為了紀念五四一百週年，寫了一篇短文，提出的一個吊詭的命題：「沒有五四，何來晚清？」，顯然是對他自己多年前寫的另一篇文章：「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回應。這兩篇文章彼此呼應，構成一個極具啟發性的雙重悖論。王德威有意「打破文學史單一和不可逆性的論述」，他借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的理論，把這兩個「歷史節點」並置，作吊詭式的互相駁詰：「我們不再問晚清或五四是否是現代的開端，而要問何以某一個時間點、某一種論述將晚清或五四視為現代的開端」。他又在句後加上問號，要我們特別注意複雜多端的「問號語義學」。[1] 這两個挑戰性的命題，是從一個當今的「後見之明」的角度提出的，從「是否」問到「何來」和「何以」， 已經超越實證性的研究而進入「後設」性的話語論述 （discourse）。我自認理論的訓練不足，只能把這兩個個命題先作字面上的解釋：前者指的是晚清的文學為五四的新文學奠定了一個基礎，因此中國現代文學史至少應該從晚清開始。而後者則要我們把晚清和五四並置和對照，沒有五四對晚清的期望和失望，我們也看不出晚清現代性的意義。二者都可以被視為現代的開端，端看用的是什麼論述方法。 我如何發現五四和晚清，以及二者所揭示的「現代性」？只能說是一種 「偶然」或「偶合」（serendipity），這名詞源自科學實驗，意大利名家艾科 （Umberto Eco）的解釋是：往往一些假的或錯誤的想法和信仰會帶領到真的發現，因而改變了世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哥倫布偶然發現新大陸。[2] 作為一個渺小的例證，我可以說自己從中國思想史走上現代文學之路，也純屬偶然，但也改變了我的一生。在拙著《我的哈佛歲月》中已經說過，此處不貲。此中有兩個關鍵人物：徐志摩和林琴南，一個是五四浪漫作家的代表，一個是清末古文大家，他不懂外文，卻成了翻譯大家。在我的博士論文中，後者變成了前者的先驅。因此，可以勉強這麼說：如果當年沒有研究五四作家的意圖，也不會想到這位晚清遺老。「沒有五四，何來晚清？」 博士論文出書後，我想掙脫浪漫作家的魔影，轉移目標，研究一個和徐志摩氣質和心態正相反的魯迅。然而，一方面著手研究魯迅，一方面卻對於晚清文學和翻譯念念不忘，多年以來，時斷時續，在晚清的研究領域中花了不少功夫，但至今沒有出書。《現代性的想象》這本書收集了七篇關於晚清翻譯的近作，包括重探林紓翻譯哈葛德和司各特小說的兩篇論文，可以代表部分研究的成果，幾乎佔了全書篇幅的三分二。其他的文章 （少數是多年前的舊作和演講稿），有的和五四新文學有關，包括重探郁達夫的小說和徐志摩的新詩， 似乎又回到五四文學的範圍。然而我對五四的看法顯然屬於「後見之明」，把這兩方面的研究並置在同一本書中，雖然大致照著歷史的連貫性次序編， 也可以當作我個人研究歷程的過去和現在的一個總結，一個自我反省和自我駁詰的記錄。 文本和歷史的互動關係本來就是我研究方法的重點。晚清的資料多如牛毛，又如何從眾多文本中找到關鍵性的歷史線索，并展示其文化意涵？本書收集的有關晚清文學的論文，表面上看來都是文本分析，其實我關心的都是文本背後的「歷史節點」， 它以何種形式在文本中顯現，抑或「缺席」？在漫長的搜集資料和研究分析的過程中，我面臨一個難題：晚清時期的大量資料，值得作為文本細讀的作品並不多，王德威在他的《被壓抑的現代性》書中都已分析過了。「細讀」（close reading）背後的理論是「新批評」，本是用來分析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文學經典作品，後現代理論把文本的完整性解構了，它的蔽塞性打開了，但依然無法處理一個歷史「脈絡」(context) 的問題，我認為「脈絡」雖可從文本之內發掘——英文context 本來就是文本合成 （con-text）的意思，然而少數文本依然不足以窺其大貌，除非是用盧卡奇的方法，從小說的結構窺探歷史的「整體」 （totality）。那麼，我的問題是：晚清文學中有沒有巴爾扎克？我曾經試圖用盧卡奇的方法來細讀《文明小史》，然而失敗了，只看到這個世界中的眾聲喧嘩，但不能從這個文本中發現歷史的「缺席」（這是詹明信的方法）[3]。因此，我只好由外向內，先看大量的晚清報章雜誌，然後再進入文本分析，并探討不同文本之間的關係。這一個過程的資料整理和分析部分，我沒有留下記錄，只記得最初到中研院文哲說作學術報告的時候，我的題目就是晚清的印刷文化，還引用了法國是專家Robert Darnton 的那本名著:《啟蒙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發現法國大革命前的法國印刷文化和晚清頗有幾分相似之處。但沒有繼續比較。這些報章雜誌構成了正在興起的閱讀市場。日本學者樽本照雄整理晚清雜誌的目錄， 成績卓著，但內容也有不少錯誤，因為沒有任何學者看過目錄所列的所有文本。林琴南翻譯的小說大多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說部叢書》的一部分，這套叢書先後出版了數百部之多，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不少《說部叢書》的單行本，白紙封面印紅色胡黑色的書名和標題：例如言情小說、偵探小說、科學小說、探險小說等等， 內容參差不齊，很多沒有寫完。這是一個洋洋大觀的印刷文化世界，像一個萬花筒，令人目不暇給。在我的閱讀過程中發現，這些小說幾乎都是先在報刊上連載，然後出版單行本和叢書。於是我追蹤晚清的著名雜誌，如《新小說》、《繡像小說》、《小說世界》，和《小說林》，先審視一本雜誌或報紙的排版和目錄，再看內容，看的我眼花撩亂。僅看目錄就可以發現，內容古今中外雜陳，創作和翻譯小說並置，地位不分彼此，還有彈詞和戲曲，林林總總，五花八門，因此不能用單獨的文本分析方法來審視，而且作者的地位不見得那麼重要，反而反映了當時讀者的口味。我想當年的讀者的閱讀經驗也暗含一種「共時性」----同時閱讀同一期刊載的各種小說的情節，有時候一篇連載小說突然被腰斬，所謂文本的完整性根本不存在。我不知道是否有一種支離破碎的讀法，可以從中看出文本背後的文化動力？否則如何找到歷史的關節點？ 閱覽了大量晚清文學資料之後，我才有所感悟：表面上這些作品很保守，但背後隱藏了一個文體的危機：新的事物太多，發生得太快，使得舊的文類和文體不足以應付。我特別喜歡的《文明小史》，就是一個例子，這本小說涵蓋的東西太多了，甚至多過《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這麼多東西如何容納在一本小說的傳統架構裡面？而且它和劉鶚的《老殘遊記》同時刊登在同一本雜誌《繡像小說》，但內容和形式的表現廻異，前者眾聲喧嘩，後者像是一篇抒情的輓歌。原來都反映同一個外在的世界。這兩本小說如果沒有對照閱讀，就看不出晚清文化的「內轉」（involution, 是王德威在《被壓抑的現代性》中的理論用語）和「現代性」的矛盾端倪，既進步有保守。 「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我認為這句話并不意味晚清衍生五四文學，而是從晚清反觀五四新文學的不同。因此，當我在研究晚清文學多年之後，重新回到五四，觀點就發生了變化。我不再質問五四是否繼承了晚清的文化工作，而是重新認識五四作為一個新時代的關節點的意義。今年（2019）是五四一百週年紀念，我又開始從另一個方向重新思考五四和傳統的關係，覺得五四這一代人第一次置身于中國傳統之外來回看傳統，因而得以全盤「整理國故」，整理必須批判，但并不一定全盤揚棄。晚清的「新學」和翻譯工作，把世界帶進了中土，而五四文人則從中土留洋到外國，擁抱了世界，因而開拓了一個真正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視野。五四「新文化」比晚清的「新學」更全面，192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文化辭典》（唐敬杲主編），就是一個範例。這個兩大冊的辭典，把西方的思想分成一千多個條目介紹，內容包羅萬象，尤其是哲學、宗教、社會、政治、和文藝。我為此寫了一篇英文論文專門討論，可惜未能及時翻譯收入這個集子。 到了五四時期，文學也不再是一門生意，而是一件很嚴肅的文化大業。新文學的作家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成員。因此，作家的地位變得至高無上，作家的意志也不容忽視。這幾乎是所有研究者的共識。然而，在本書中討論五四文學的文章中---特別關於郁達夫的的舊詩，與胡適和徐志摩的新詩試驗，我全然不顧作者的身世，而專注文本分析和比較，因為五四作家對文學的嚴肅態度，也使得文本本身的內在價值變得十分重要。就在這個時候，「文學」這個名詞的意義也變了，它變成一種想象式的創作和獨立的學科，而非舞文弄墨。我重讀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 重新認識到他的初意在於改良舊詩，而不是小說。他的《嘗試集》如今看來相當膚淺，然而畢竟凸顯了新詩的語言和形式的獨創性。胡適從來沒有提過西方現代主義，只批評中國舊詩的傳統。真正的新詩的實驗應該從徐志摩開始，因為他在英國留學期間讀了大量英詩。我最近重讀徐志摩的詩作，完全不顧他的浪漫激情，只問他早期作品的形式是怎麼來的，為什麼有的詩長達數十句、甚至數百句？為什麼要寫這麼長？而五四初期的小說卻大多是短篇。這個長和短的問題，反而引起我的好奇。 我最近才發現，原來郁達夫的的短篇小說也很長，例如《南遷》就介乎短篇和長篇之間。我以前只顧看他的《沉淪》中的大膽描寫，卻沒有注意到內中大量引用的德文和英文，《南遷》更是如此。最近才領悟到，這些小說都受到當年他在日本閱讀的德國中篇小說 （Erzalung）的影響，在田園的場景中加入詩詞，而情節本身并不重要。這種浪漫風格是德國式的，而不是法國和英美式的。這一個發現，並不令我驚異，然而卻逼我從另一個「跨文學」的角度來審視文本。至今一般學者早已揚棄『影響論』式的比較文學，認為是「歐洲中心」主義，現在的翻譯理論則是「主客易位」， 偏重譯者/接受者的文本，而不注重原文。即便如此，是否可以置外國文本的來源和脈絡於不顧？或是應該把二者並置來研究？ 在此我要感謝文哲所的彭小妍，她主持的跨文化研究計劃，首次提出中外文本並重，把翻譯研究置入一個近乎世界文學的語境，但並不「忘本」。本書中至少有四篇論文，皆是我在文哲所作特約研究員的產物，也都以晚清的翻譯文學為主題。於是又回到了林琴南。這一次我從一個跨文化的視野，分別探討他翻譯的哈葛德、司各特、和狄更斯的小說，但至今最後一篇依然胎死腹中。我的晚清翻譯研究也成了一個未完成的計劃。好在台灣幾位年輕學者對晚清的翻譯文學的研究成績卓著，足以繼承我未完成的工作。此外我的合作者，原在香港中文大學、現在城市大學任教的崔文東，發現很多新的資料，例如晚清民初的「鴛鴦蝴蝶」作家最熱衷翻譯的英國通俗作家Charles Garvice。現在復旦大學任教的陳建華對周瘦鵑的翻譯研究，非但彌補了我的不足，而且把晚清和民初的通俗文學連成一個論述，可以與五四新文學鼎足而立。 以上啰啰嗦嗦的交代，實屬多餘，這一切都逃不出王德威兩篇論述的「魅影」，在此要特別向他致敬和致謝。閱讀他的每一篇文章，我都是咀嚼再三，其味無窮，也受到極大的啟發。王德威也是把我的論文結集成書的始作俑者，早在二十年前，他就組織人馬，翻譯并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學術論文集：《現代性的追求》，因此「現代性」這個名詞似乎也貼在我身上了。本書的繁體字版，也是經由德威一手促成的，令我銘感五中。 在此我還要特別感謝台灣的學界同行。我雖在香港任教，但時常到台灣參加學術活動，本書中收集的論文，一半以上是在台灣的學術環境中蘊育出來的。在此我要感謝中央研究院、台灣大學、清華大學、師範大學、和政治大學的同行學者對我的支持和鼓勵，在眾多的學術研討會和學術演講的場合，他/她們提出各種建設性的意見。我甚至覺得，內中的幾篇文章的格式都受到台灣學風的影響。特別是關於晚清文學的研究，我認為台灣年輕一輩的學者在海峽三岸獨領風騷，我得以和他/她們多次接觸，互相切磋，使我獲益良多。我最得意的貢獻是建議組織一個「維多利亞俱樂部」，以研究晚清的翻譯為主旨。 (顧名思義，「維多利亞」 指的是晚清文人翻譯的大批維多利亞時代的通俗小說。) 臺大的潘少瑜是召集人，他們定期集會，我也受邀參加了幾次。有了這個團隊， 將來的研究發展無可限量。此外，台大的梅家玲教授和清華的嚴健富教授數次邀請我講學或參加學術會議，盛情難卻，也被逼出幾篇講稿式的文章，也一併收集在這本書中。最近寫的一篇「重探五四時期的新詩和舊詩」是去年在台大擔任丘成桐院士設立的「潘寶霞女士講座」的講稿。這是一個莫大的榮譽。現在遵照學術慣例，把在台灣已經出版和即將出版的六篇論文列在下面，一併鳴謝： <林紓與哈葛德---翻譯的文化政治>， 收於彭小妍編：《文化翻譯與文本脈絡----晚明已降的中國、日本與西方》（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21-69. <歷史演義小說的跨文化吊詭---林紓和司各德>， 彭小妍編：《跨文化流動的吊詭---晚清到民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6），19-50. <晚清文學和文化的新課題>，《清華中文學報》，第八期 （2012年12月），3-38. <從一本小說看世界：《夢遊二十一世紀》的意義>， 與橋本悟合著， 《清華中文學報》，第十二期 （2014年12月），8-43. <見林又見樹：晚清翻譯小說研究方法的初步探討> , 《東亞觀念史》（鄭文惠主編）學刊, 即將出版。 <重探五四時期的新詩和舊詩>, 《數理人文》，第16期 （國立交通大學丘成桐中心， 2019），86-97. 2019年9月9日 於香港九龍塘 注释： [1] 王德威：<沒有五四，何來晚清？>， 王德威，宋明煒編：《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台北：聯經，2019），39，41. [2] Umberto Eco, Serendipities: Language and Lunacy , tr. William Weav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99), Preface [3] 參見：Georg Lukacs, Theory of the Novel; Frederic Jameson Jr.,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2014). 作者简介 李欧梵，1939年生于河南，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大学，现为哈佛大学荣退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中英文著作有《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铁屋中的呐喊》《中西文学的徊想》《狐狸洞话语》《现代性的追求》《上海摩登》《世界之间的香港》《我的音乐往事》《人文今朝》等数十种，并出版有长篇小说《范柳原忏情录》《东方猎手》。 目录 自序 晚清文化、文學與現代性 晚清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新課題 林紓與哈葛德：翻譯的文化政治 歷史演義小說的跨文化弔詭：林紓和司各德 見林見樹：晚清翻譯小說研究 從一本小說看世界——《夢遊二十一世紀》的意義 “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 重探五四時期的新詩和舊詩：以胡適、徐志摩、郁達夫為例 中國現代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吊詭 漫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頹廢” 引來的浪漫主義——重讀郁達夫《沉淪》中的三篇小說 “怪誕”與“著魅”——重探施蟄存的小說世界 當代中國文化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 重構人文學科和人文素養 編後記 编后记 季进 若干年前，王德威曾为李欧梵编过一本《现代性的追求》，传播甚广，从此以后，“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紧紧勾连，成为论说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维度之一。后来我也曾为李欧梵老师编过一本《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十讲》，试图呈现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方面的不同面向。这次有机会再为李欧梵老师选编文选，编入了近年新作及少量旧作，仍然不避重复，冠以《现代性的追求》之名，实在是想彰显李欧梵一以贯之的“现代性”的内在理路和复杂意涵。 1970年代末，李欧梵受命为《剑桥中国史》撰写关于“现代文学”的内容，提出“追求现代性”的观念。这一概念，原本用来指涉1895年以来直至1927年间，中国文坛的总体取向，考察一个世代里面文人知识分子如何苦心孤诣地介入历史和现实，写出他们的富强与民主之梦。这里所说的“现代性”的内涵，远比今天我们所玩弄的各色“现代”理论，以及对技巧或立意“新潮”、“前卫”的迷恋，来得沉重，牵扯着种种驳杂的现实。“现代”和“现实”固然在中文的语境里，包含一丝对立的意味，但究其极，两者的牵连是何其紧密。我们今天习惯于为“现代性”加上种种前缀和修辞，如“性别”、“翻译”、“另类”等等，以表明其多变的面向，殊不知，我们视为陈旧的“现实主义”或曰“写实主义”，才是李欧梵发展其“现代观”的重要资源。 晚清流行“耳闻目睹”式的写作，过去的意见，多指认这样的“写实”不出对社会黑幕的揭示和再现，但李欧梵却从莫雷蒂（Franco Moretti）的“史诗”理念里汲取灵感，认为“现实世界”或可以翻转为“世界现实”。晚清小说渐积而变，不仅借镜师法外国小说，而且更直接成为世界知识环流中的重要一环。“翻译”自然是个中推手。李欧梵既关心林纾、包天笑、恽铁樵这样的译者在处理具体文学文本上的作为，同时也在意这些译作所形塑、召唤的新的文学类型，乃至由此类型所形塑的情感结构，在一个转变时代里的价值和作用。清末小说以道德上的艰难抉择为重要的表现内容，而女子又是个中的主角，这样的模式，也许还带有传统闺怨的假面，但更大的因缘恐怕是维多利亚小说对女性道德世界和家庭生活的呈现。“情生驿动”，由此可见一斑。 晚清社会和思想的另一大现实，对李欧梵来说，或许是由科幻，或曰科学、理想小说这一文类来铸就的。全新的题材，以及科学背后所负载的启蒙、救亡的观念，自然是研究者所不能忘却的。但是，科学小说，同其他一切的西洋文学一样，其来有自，衍生它的语境里面充斥各种野蛮、殖民的意识，同样形成一种现实。面对这种现实，晚清的译者如何做出他们的改造，以及这样的改造又如何与时俱变，才是李欧梵念兹在兹的问题。在讨论《梦游二十一世纪》时，他和日本学者就特别注意到荷兰小说在中、日、英不同的语境和历史时段的穿梭，勾勒出那段有趣而多变的文本世界之旅。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复数，或许首先是指同一文本含有的不同文化形态的翻译？ 科学小说所提供的思考界面，如果再做延伸，不妨还是回到现实本身。现代科技带来物质条件的更新，而更新的物质条件，又反过来为小说的发展，乃至广义的文学现实，提供了现代的支撑。在李欧梵这里，“想象的共同体”和“公共领域”，便是两个最重要的见证。报刊杂志所构筑起来的文化空间，使得各种声音有了对话、交流的可能。尤其是身处在不同时空中的人们，借助文字及其物质形态，而得以建立一种基于“想象风貌”的一体意识，并在这个人为的时空中，呼唤立国、建国的冲动，见证“物”之价值。 报刊小说的流行，必然是在声光化电的城市里面进行的。五四知识人固然对乡村世界抱有执念，但是，令这种执念可以落足的，归根结蒂还是都市空间及其文化环境。面对乡土世界，无论是哀怜，还是颓废，这样的情绪，都因为有了都市的对照或容受，方能成其大。颓废者，不仅意味着节奏上断裂和脱节，同时，也是对此断裂的持续迷恋，甚至唯美化再现。表面看来，新感觉派追新逐异、放浪无形，让“颓废”变成一种“恶趣味”，但是，李欧梵却要指正，这样的颓废里面，恰恰有一个乡村世界渐行渐远的倒影，于是诡异的、恐怖的世界在诸如施蛰存的作品中魂兮归来、徘徊不已。换言之，这种“非家”的意识，毋宁不是由颓废所发出的一种反思。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是蛰伏在上述议题里更大的现实，而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纵论晚清、五四所启用的一个观察视角或者研究立场。面对世变，与时俱动，自是“变革”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事实上变革永远不可能是脱胎换骨，截然划定的，传统与现代的欲断还续，勾联不断，才是历史的本色。李欧梵提示我们，所谓古今之辩，当然是一个后设的发明。传统或现代都不是铁板一块，界限俨然。基于“后”的立场，也许我们反对“从古至今”式的线性思维。但是由此倡导“从今溯古”，也并不见得非要表演一种“全新”的立场，演义一种创造的神话，反而是要在后见之明里持续关注文化内部、文明之间变化不已的动态关系，乃至结构。五四一代处置传统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我们现今的现代观。以白话文学运动为例，李欧梵指出，二元理路之下，白话对文言，不仅代表一种书写的断裂论，更揭示一种单线思维下的系统匮缺。由文言而白话，其实更触及文类的“进阶”，以及写作资源的跨文化问题。对徐志摩和郁达夫而言，白话的实验，不是反文言的实践，而是探索诗的语言的实验，是新诗语与旧体式之间的磨合问题。他们取法德国浪漫主义，发展与传统抒情美典对话可能，在在诠释出一种新的全球整体观和古今论。 当人人纵论现实主义如何直抵人心，写出社会乱象之际，李欧梵祭出浪漫主义的法典，认为“大我”的有志一同之下，不妨仍有个体生命的气息；而在左翼文学试图清算资本主义的种种，并以精神上的无尚追求来鼓动民气的浪潮里，李欧梵看出，物质环境及其要素从来都不能从这种功能性的论述中被轻易排除，因而有必要重画一幅充满新文化史意味的物质地图。他从历史入文学，由微观微物查考现代，每每以游动的、边缘的姿态出击，勾画出现代中国“怪诞”、“着魅”的心灵图谱和历史现实，指出现实的形象是何其多变，而现代的意涵其来路又何其多元。这种不愿立定一尊而标举主流的做法，显示了他对人文主义传统无尽的追索和思考。 在李欧梵看来，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人文素养从来不止于对听说读写能力的指认，而是我们对各种各样的声音、现实的同情和尊重，懂得用知识和理性来思考人之为人的问题。他提出以“偶合”的观念来重新理解历史，以及历史进程中“人”的所在。他提出“时间伦理”的问题，鼓励我们用更为开放的思路来思考古今的“接枝”、中外的“对位”，乃至所有概念范畴的“变奏”。一言以蔽之，“现代性的追求”，不是要求一个根本、一个现实，而是各式各样的“现实”、“时代”和“属性”的交响。 是为记。 2018年11月20日一稿 2019年6月1日二稿 （感谢季进教授授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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