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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晚期，时局混沌，朝堂上党派林立，相互倾轧。其中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权倾一时，祸乱朝纲。而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东林党”，以“忠君救国”标榜，整肃吏治，在当时社会确是一股清流。只是，在私利面前，东林党并未洁身自好，其党同伐异，同样不问青红皂白。  白圭之玷 在“阉党”伏诛的时候，不少朝臣因曾依附魏忠贤，有违圣贤之教，而毁誉参半。其中阁臣“张瑞图”更因此而获罪罢归，清修《明史》亦将其载入“阉党传”，为士林所不齿。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事实上，笔者私以为，张瑞图只是性格偏向懦弱，却并未委身阉党，亦非依媚逢奸。其唯一为人所诟病的“书丹之事”，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属白圭之玷，与“附逆”迥异。 天启年间，魏忠贤一手遮天，党徒将其奉为圣人，视若神明，为之各地建造“生祠”。在生祠落成之际，魏忠贤原本欲让董其昌书匾，不过董氏处事圆滑，故意从马上跌下来，藉说臂腕之伤，躲过一劫。彼时，书坛有“南张北董”之说，即张瑞图与董其昌，魏忠贤只能舍“北董”而求“南张”。  出于顾忌难避，张瑞图不敢推诿，只能无奈挥毫，却不落款。题写匾额后，其终日惴惴不安，又思维无计，于是在魏忠贤气焰最盛之际，选择抽身而退，以图明哲保身。 后来，崇祯皇帝以张瑞图曾为魏阉书碑为由，将其遣归。因名列逆案，张瑞图从此也污名不断，时至如今。然而，在当时的混乱政治环境中，“探花郎”张瑞图并没有因贪慕仕途，而附逆成为帮凶，其实已是殊为不易。  绝尘而奔 不因人而废言，亦不因人而废艺。 梁章钜于其所著《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尾》中曾言：“盖一艺之工不以人废，况晋江龌龊守位，非有蔡秦专权误国之迹，后之评书者但当赏其神骏，勿以其素行而訾及翰墨也，此论甚公允。”  单以书艺而论，张瑞图的书法在名家林立的晚明时期，可谓是另辟蹊径，绝尘而奔。彼时，政治矛盾日益尖锐，由此带来的书法变革也愈为浓烈，狂放书风成为主流。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书法满纸烟云，原先的书法秩序开始瓦解。尤其董其昌、黄道周、米万钟、张瑞图等人继起，踵武前贤，渐为主旋律。 而张瑞图与王铎、傅山、倪元璐、黄道周等有“晚明五大家”之称，又与董其昌、邢侗、米万钟齐名，可见其书法造诣之高超。  张瑞图的书法中，尤以草书著称。其书风不同于柔美时尚，别具“奇逸”之态。如草书峻峭劲利，笔势生动，结体则拙野狂怪，布局交错凌厉，时人赞曰“奇姿如生龙动蛇，无点尘气”。 书学渊源，异于常人  据载，其“幼负奇气，聪颖过人。读书方法与众不同，五经子史都采用手写熟读，即一面抄写练习书法，一面研读理解文义。为诸生时，每晚选择书经的一个题目，演绎成文。”进入仕途后，受陈道复、祝允明的倡导影响，书风大变，侧锋取势，绝无固守，颇有跌宕疏远之趣。这个时期，其下笔果敢，行笔转为方折，结字粗犷，或收或敛，苍然大气，酣畅淋漓也。 不过，此时张瑞图狂涓的书法风格，少含蓄静穆之意。而晚期归隐后，其自号“芥子居士”，心态趋于平和，作品也更为淡雅，讲究笔势与整体气韵的结合，锋芒愈少，而改为平入直出，以偏锋而不加修饰，字形也高低歆侧，不求匀称，可谓率性超然。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张瑞图是政治斗争中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官场的浮沉令其备受争议。然而作为晚明革新派书家，其率意自然，烂漫天成的艺术风格，尤其遒劲笔力与凌厉气势，令人耳目一新，其中的豪放新奇，足以傲视艺林群贤。 文：同古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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