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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兼职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6年第7期，注释从略。 ▶科技史研究◀ 刘坦的《论殷历纪年》及其历史年代学思想 乔治忠 二 《论殷历纪年》的学术要点 在刘坦的眼光中，唐、陈二位先生对于所谓殷历，并无深入、全面的认识，在利用殷历来推算历史年代的方法上更是偏颇讹误，这也可以想见当时整个学术界，在古历法问题上的知识十分薄弱。因此所撰《论殷历纪年》的主旨，在于细致讲清殷历的实质和来龙去脉。当然，将殷历的问题全面理清，唐、陈两篇文章方法和结论的讹误也就显现出来了。概括言之，刘坦此篇论文的学术要点，可以列举如下。 第一，考述了刘歆《世经》内叙述的殷历之历谱，其基本数据之一是：“殷历曰：‘当成汤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至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为一纪。这在唐兰先生文章中也列出并且运用，但接下来仍有文字：“终六府首（师古曰：府首即蔀首）当周公五年，则为距伐桀四百五十八岁。少百七十一岁，不盈六百二十九……”这段文字是说殷历自纪首（成汤十三年）到西周周公摄政五年，共六个蔀首。而周初距伐桀共458年，比刘歆自己在《世经》所言殷商629年少171年。当然，刘歆对此是反对的，故随后批评殷历以甲子日为纪元蔀首以及得出的商代年数，以“皆非是”一语而完全否定。 以上关于殷历的资料，已经足可以推算商代开国时间、商代总年数、武王克商之年，周代总年数等等，刘坦作了详尽的考订，结果是：夏，没有起始之年，终止于公元前1580年。商，总年数458年，起于公元前1579年，终于公元前1122年，此即周武王克商之年。周，总年数866年，起于公元前1121年，终于公元前256年。注意：这是刘坦从殷历推算出的历史纪年，而不被刘坦看作是真实的历史纪年。刘坦指出，在周代积年总数上，殷历与刘歆《世经》仅差一年，这是《世经》误衍了一年。 以上推算出的商周年限，与唐、陈二文的结论差别甚大，这已经触及问题的要害：既然凭《世经》内叙述的殷历，就能够推算商周年限，那么唐、陈二位为什么舍去其中一部分数据，另外去寻求纬书中殷历内容或其他文献资料？唐兰与刘坦得出的结果如此不同，可以证明《世经》中的殷历与纬书中的殷历并非同一系统，不同系统的历法能够随意取舍和搭配运用吗？答案是清晰的，唐、陈的考订方法不能成立，其结论也就毫无凭据。 第二，考订殷历的最初制作时期，以及后来被加入新说法从而改观的状况。从汉代流传下来的古历法有六种，即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所有汉代留存的古六历，都是在战国时期最初形成，这是自古以来直至刘坦在世时期的学界共识。如祖冲之（429~500）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奏上新制订历法，引起论辩，在争议中祖冲之指出流传的所谓古历，“或借号帝王以崇其大，或假名圣贤以神其说……古术之作，皆在汉初周末，理不得远”。唐孔颖达也认为“汉存六历，虽详于五纪之论，皆秦、汉之际，假托为之，实不得正”。近代天文学史专家朱文鑫《历法通志》根据古六历中时节与天象的对应状况判定“古历测定之时，正在周末，距今二千三百余年，或为战国时人假托五帝三代之名也”。刘坦引证了这些观点，指出：“今从殷历原作中所考见之夏（只有终年）、殷、周历年，于研究历史纪年时，只堪作为讨论之参考，难以奉为立论之依据。”这就是说，殷历的所有已知数据，都不能作为考订夏商周三代纪年的证据。 见于纬书中的殷历，形成于东汉，但东汉实行的是四分历而不是殷历。约于公元一世纪前后，由四分历逐步确立的干支纪年体系，一直沿用至今。该时图谶、纬书流行，纬书本身是极其庞杂的，四分历与殷历都记述在其中，并且都被加入神秘化色彩。东汉时的四分历，以孔子《春秋》止笔的“获麟”之年为最重要的纪首，该年为庚申年，其“上元”即最早的纪元也必须是庚申年，于是四分历的上元定为“获麟”之前的276万岁，即从“获麟”向前逆推46万个甲子，亦为庚申年。此种将历法的上元倒推出一个极大的数字，正是纬书的特征，殷历也不例外，但殷历是主张甲寅元的历法，其上元之年也要推寻一个甲寅年。刘坦指出，纬书中的殷历上元，是在“获麟”之前的2758886岁，比四分历少了114年，而以下的干支纪年则完全一致。这表明殷历此时在干支纪年顺序上，贴合朝廷所采纳的四分历，唯在上元、纪元之年坚持甲寅元。有人说殷历也是四分历，此乃单就一岁日数等基本法数而言，这仅可称之为“四分术”，而判定古历法的异同，上元、纪元的区别则更加重要。纪元应当在庚申年开始还是以甲寅年开始？这种争议今天看来无足轻重而且无聊，但在东汉则是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关乎开天辟地究竟在哪一年，关乎“时运”的预测。两派历法家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殷历以失败告终。这种失败结局，据刘坦的考析，原因之一是殷历在历谱和与之关联的历史纪年上，“自两汉以来，即从无完整体系”。刘坦引证了西汉时殷历历家张寿王被诘难时的胡言乱语，东汉冯光、陈晃主张殷历时面对驳议的理屈词穷，进一步显示出殷历不足以作为考证古史纪年的根据。 第三，考证了《易纬·乾凿度》等纬书中的纪年，不仅体系上自相冲突，而且与其他文献资料明显抵牾。纬书之不可作为历史依据，自晋代至今早成定论，刘坦的考订，进一步列出其中纪年上的驳杂歧异。此外，刘坦又论证殷历、纬书中的殷历、《竹书纪年》三者不属于同一纪年体系，除了在历史纪年、历史事件年限数目方面多有差距之外，还引证西晋亲见《竹书纪年》的杜预之言，指出《竹书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即以正月为岁首（一年的开始）。刘坦按照古代“三正论”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的基本知识，认为殷历不可能与夏正的《竹书纪年》同属于一个历法体系。 第四，深入考释了所谓“文王受命”的问题。周文王“受命”，成为《易纬·乾凿度》排定殷历历年的关键，唐兰先生文章也用来考订殷商积年，所以值得清理。刘坦依据大量古文献的记载，通过梳理和考证，指出“文王受命”及其年代竟然有六类说法，年时、因由都相差很大，历来史家对此然否不一，信从者也各取所需，莫衷一是。纬书所谓的“文王受命”，多与瑞应联系，均属无稽之谈。而追溯“文王受命”说之渊源，最早在《诗经·大雅》内，属于歌功颂德之语，“一切举动，无不托诸‘有命自天”’，如文王娶得贤妃太姒，也是上天的安排，这本来就不足为据。《乾凿度》内的文王受命之年，更与《诗经》《史记》的资料不合，乃出于编造。 在作出诸多考订之后，刘坦在结尾精练地列出9条结论： 甲、《世经》所述殷历纪年，虽隐有讹误，但于殷历元本，尚可考见一斑； 乙、从制作时代言之，殷历不等于殷代之历，因而不能据以推考殷代纪年 丙、殷历上元积年及其甲子之推入，在殷历制作以后四百余年，因而不能据以推考殷历历年之元本； 丁、殷历历家对于历史纪年，一向缺乏正确体系； 戊、《易纬》纪年，莫衷一是； 己、文王受命，本是谣言，故《乾凿度》文王受命之年，实出虚构； 庚、《乾凿度》殷历纪年与《世经》殷历纪年，显然具有矛盾 辛、殷历及《易纬》纪年，不能与《竹书纪年》混为一体； 壬、《易纬》无根据价值。 从以上结论与相关论证中可以看出，刘坦对于殷历——无论是原本的殷历还是被后世改造过的殷历，基本上是贬抑的，“一向缺乏正确体系”，它不如同时代流传的其他古历。这就与唐兰等先生视殷历为“比较可靠”的说法，意见不同，分道扬镳了。 刘坦逝世已超过半个世纪，其间中国天文历法学史有了长足发展，对于殷历的研究也出现多人论述，而再观《论殷历纪年》一文，其学术内容并不落伍，除未能运用现代天文历法的科技知识考察殷历之朔闰、冬至及其合天、失天状态之外，对殷历及其演变的梳理与考订，至今仍然是最全面、细致和准确的。按刘坦的经历，恐未能掌握现代天文历法运算的知识，因此《论殷历纪年》未包含相关的内容。但刘坦此文撰述的宗旨和针对性，以及他对殷历贬抑的见解，其文也不必强求具备这样的运算。张培瑜先生精通天文历法的推算与古历法的研究，他与陈美东等先生编写的《中国古代历法》，是将古六历作为整体来研讨的，其中指出古六历可能产生于战国时期，上元甲子、上元积年以及步法、数据等等，都经过东汉时期的改动或附入。这与刘坦《论殷历纪年》的见解相合，但多有利用现代天文历算知识对古六历的推算和校正，是为所长，然而却没有明确指出古六历不可用于考订上古历史纪年，没有细致考察东汉谶纬之书与殷历被改动和附益的关系。二者结合阅读，可以取得互补的功效。 值得注意的是张汝舟（1899~1982）先生在古历法研究上独树一帜，认为《史记·历书》之末的《历术甲子篇》就是古殷历，是中国历法的宝书，战国时期各国都是使用这种殷历，将殷历和司马迁的《历术甲子篇》抬高到极致。加之他否定“三正论”、否定岁星纪年，在历法学史研究上自成一派。但其学说的基础，是逐条削去《历术甲子篇》今所见文本内涉及汉代纪年的大量文字，指认这些都是后来妄人添加的内容，则漫无实据，难以取信。故其说，仅在门内后学群体及极少数学者中认可。古历法的研讨，是十分复杂的学术问题，向来争议甚多，刘坦对于殷历问题的论断，是否完全成立，还须专家予以讨论，但其观点大有独得之见，则确实无疑，其学术价值即在于此。 三 刘坦的历史年代学思想 考订中国古代的历史年代，是极为复杂的学术问题，其中不仅需要许多专门的知识技能，更要具备先进、正确的学术思想。历史年代的考订，应当体现纯粹追求客观、真实的精神，其结论是否准确，具有排他的唯一性，因此来不得半点模糊与游移。中国历史年代学的研究，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恪守这一原则。由于历史资料的残缺或纷纭繁杂，应当承认：有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准确年代，是无法证实的，不能为了追求某些年代问题的解决，就放弃求真考实的宗旨，不能为了某种目的或需要，就背弃历史学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刘坦作为一位有突出成就的民间历史年代学家，献身于学术而无丝毫的功利追求，不附从任何政治倾向，未结交任何学术流派，独立探索，求真求是，尽管他受教育背景所局限，缺乏比较精密艰深的现代天文学与历法运算技能，而仍能从实事求是的研讨中取得杰出的成就，并且在其论著中体现出可贵的历史年代学思想。从《论殷历纪年》一文，可以考见刘坦的历史年代学思想有以下几点。 第一，认真考察相关资料来源，严格判定其可靠性，决不能采用无稽之说作为历史考订的依据。中国古籍记述有关历史年代的资料十分庞杂，曾经出现和应用过的古历法，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残缺、走形甚至被窜乱现象，古籍中的历史记载在时间上往往模糊、错谬和充满抵牾，考索中予以鉴别和合理取舍尤为紧要。有些书籍、文献整体上乃是不可信的，用其中的具体资料来考订史实与年代，就更加危险。唐兰先生强调刘歆《世经》的历史纪年决不可信，这是正确的，但却采用了更加不能据信的纬书资料，陈梦家先生与之相同，这都是刘坦所不能同意的。刘坦仅用《世经》内的殷历资料就考出商周年代，从以殷历为根据的角度来看胜过唐兰，但刘坦作此考证仅在于说明唐兰在方法上的失当，并不相信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年代，因而指出这些推算，“于研究历史纪年时，只堪作为讨论之参考，难以奉为立论之依据”。因为所谓殷历，产生于战国中期，距离殷周已然年代遥远，就其当时的天文、历算水平，不大可能切合远古史实东汉时纬书掺入殷历的内容，更没有考订真实历史年代的史料价值。 在史料十分稀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放松鉴别与采用的标准呢？刘坦认为不可，降低标准就是离开求真准则，他说：“所谓《易纬》也者，其价值更无足论。但在文献绝少，降而求其次，以至不遑顾及其牝牡鹂黄之环境与情况中，学者未免犹拟寄予信赖，因而尚须给予批判”。这种学术思想十分可贵，值得阐发和宏扬。 第二，强调不同体系的历法之间，不可穿凿拼接、凑出结论。《论殷历纪年》一文特别指出，殷历与《竹书纪年》不是同一体系，举出二者在纪年数据上的参差抵牾而加以论定。唐、陈二文均认为殷历与《竹书纪年》可能同属于一个历法纪年体系，遂将之拼接，互相补足，凑出夏商周断代纪年。刘坦则认为“殷历及《易纬》纪年，不能与《竹书纪年》混为一体”，即不可拼接互补，批评“唐、陈以上所论，均难成立”。他自己据《世经》内殷历的数据来考订，结果没有夏代起始的年限，宁可空缺，也不摘取《竹书纪年》所言夏代总年数来补充，即表明了这一严谨的态度。刘坦的这一见识是值得注意的，当今史学界将不同体系的资料穿凿拼接以立论的现象，相当普遍，尤其是上古史的领域，每有考古发现，立即引来众多的穿凿嫁接之手，将考古遗存与上古文献这两个不同的素材体系，捆绑拼凑，各自得出五花八门、互相冲突的考订“成果”。一时好生热闹，但整体合并起来等于零！最终什么也未能解决。现在，是应该反思这种包括历史年代推求在内的考据方法了。 第三，对于一种纪年体系和历史资料，应首先辨明其整体内容和内在本质，在此之前不宜急于将之运用于具体历史年代的考订。这是刘坦历史年代学思想的重要特点，与众不同而卓荦于史坛。如前所述，《论殷历纪年》开篇就声明“不亟于夏、殷、周纪年历数多少之结论，先将有关殷历及其纪年问题之关键，试作阐述”，就是不以考订夏商周年代为本文鹄的，而是试图讲清殷历以及相关问题的内容与实质，令人明晓殷历到底是怎样的历法。“殷历历家对于历史纪年，一向缺乏正确体系”，就是刘坦的核心结论之一，显示了殷历对于考证上古纪年并无功效。唐兰等先生的文章，是在尚未弄明殷历实质就率尔运用，实乃劳而无功。1954年，北京大学教授浦江清发表《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一文，利用星岁纪年资料考证屈原生年，批驳了郭沫若早年的见解。刘坦读后，撰写44000多字的《论星岁纪年》，指出浦江清对星岁纪年法的理解是舛误的，于是全面阐明关于星岁纪年之源流、内容和体系，而不具体地考索屈原的生年。因为在刘坦看来，具体年代的考证，如若史料不足就不能勉强为之，在基础理论、基础知识体系上正本清源，则更加重要。 在中国，历史年代的考订是多年来的学术热点，但学术界特别热衷于具体历史年代的考索，例如孔子生年月日问题、屈原生年问题、西周克商之年问题等等，在古历法状况、星岁纪年方法和一些基本史料远未理清、辨明的条件下，就各自按照自己的需要予以解释和取舍，匆忙地投入考证，无怪乎议论纷呈，令人眼花缭乱。这种急于直奔具体历史年代考证的风习，也是一种治学浮躁的表现。 综上所述，刘坦这位民间历史年代学家的学术思想，给学界提供了值得反思的启示，其意义不仅仅在历史年代学的范围之内，对整个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改进均有裨益。其著作未曾面世者，至今仍有多种遗存在世，学术上弥足珍贵，值得整理公布，有助于促进历史学的健康发展。（完） 关于《史学月刊》网站的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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