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坦的《论殷历纪年》及其历史年代学思想

?

刘坦的《论殷历纪年》及其历史年代学思想

乔 治 忠

[摘　要] 民间历史年代学家刘坦，针对唐兰、陈梦家二位先生运用所谓殷历论证夏商周断代年限，撰文以理清殷历的来龙去脉，指出殷历缺乏完整的历史纪年，且与《竹书纪年》并非同一体系，不能拼合使用。纬书中的殷历资料，更无利用价值。刘坦独特的年代学思想，一是审查相关资料的来源，决不能采用无稽之说；二是强调不同体系的历法之间，不可穿凿拼凑；三是对历法等知识体系，首先应正本清源，辨明实质，不急于直奔具体历史年代的考索。这对于当下改进治史方法和学术风气，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刘坦；殷历；纬书；历史年代学

刘坦是一位专攻中国历史年代学的杰出学者，颇有论著面世。自1960年去世后，留存遗稿尚多，在史学界鲜为人知。其中学术论文《论殷历纪年》乃为一篇亲手誊抄的清稿，字体清晰秀丽，小楷书写，行列规整，封面钤有篆印，但未及发表，藏于天津武清图书馆。虽然迄今已然过去60多年，但今日看来，仍处于学术前沿水平，对当前的历史年代学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应当公布于学界并且予以评析。

一　刘坦事迹与《论殷历纪年》的撰写原由

民间历史年代学家刘坦(1910～1960)，堪称中国学术史上的奇人。他终生生活在天津市武清县(今武清区)的一个村镇——王庆坨镇。刘坦未曾接受过近现代的学校教育，仅在本镇私塾读过几年书，师从王猩酋先生学习传统文史知识。王猩酋(1876～1948)并非一般的村塾师，其人诗词书画，无不兼通，文章著述，见于报刊，是中国最早研究雨花石的专家，现今南京雨花石博物馆摆放着他的半身铜像。刘坦在良师王猩酋的指导下，不仅奠定了知识基础，而且形成了治学的兴趣和决心，一生除了很短时期担任教师等职之外，绝大多数年华都是做无报酬的学术研究，一间土屋，闭门谢客，靠弟弟种田供养来维持极其艰苦的生活，终日埋头于史事及其年代的疏通考核。

1935年9月，刘坦25岁，其论文《孔诞考正》发表于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第32卷第17号，在学界第一次指出了官方将孔子生日定为农历八月廿七日，乃是完全错误的。1937年5月，商务印书馆按刘坦手稿石印出版其重要著述《〈史记〉纪年考》，发行全国，但随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部专著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至新中国时期，刘坦一如既往地专注于历史年代学研究，在中国古代星岁纪年的探究上独步当世，成就卓著。1954年撰成的长文《论星岁纪年》得到郭沫若、竺可桢的赏识，次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为单行本。随后，刘坦在《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发表题为《〈吕览〉“涒滩”与〈服赋〉“单阏”、〈淮南〉“丙子”之通考》的学术论文，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坦的《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一书，以27万多字的篇幅全面探究中国古代的星岁纪年。此书撰成已经60年，迄今尚无他人企及，仍是世界上研讨这个问题的唯一学术专著。

1956年7月9日至12日，刘坦应邀参加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科学讨论会，此次盛会在北京举行，邀请科学家、历史学家85人，加之行政官员超过百人，非国家公职身份者仅刘坦一人，天津市代表亦唯刘坦一人*【注】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史会议档案》，1956-2y-01号案卷。。会议期间，郭沫若建议他到北京研究中国科技史，刘坦则婉言辞谢，失去一个改善治学条件的好机遇。1960年值食品严重短缺时期，刘坦不接受按高级知识分子给予的特供券待遇，终因旧病复发而去世，享年仅50岁。生前撰有大量论著手稿，未及面世，后来一部分已经佚失，而至今留存者仍十分可观，大部分藏于天津市武清图书馆。笔者从刘坦遗著中发现题为《论殷历纪年》的一篇论文，已经誊写为清稿，封面钤有刘坦篆印，文末署有“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乃本文完稿日期。

《论殷历纪年》开头即道明原委，盖刘坦阅读到唐兰先生《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年代问题》与陈梦家先生《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二文*【注】 分别载《新建设》1955年第3期、《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皆涉及了古代“殷历”的运用，认为“两作中之殷历纪年，颇有未经参综检校之处，以致两作所有关于殷、周上及夏代纪年之推考，诸难肯定”。于是撰成此文，“暂不亟于夏、殷、周纪年历数多少之结论，先将有关殷历及其纪年问题之关键，试作阐述”，将殷历的实质和具体症结讲清，唐、陈二位文章的讹误自然也就明晰。唐兰、陈梦家都是当时第一流历史学家，在先秦史、甲骨文、金文、文字学等多种领域的研究取得卓越成就。这里，有必要把引起刘坦批评的这两篇论文，予以扼要的介绍。

唐兰先生《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年代问题》面对的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不足万字，可谓简明扼要。其中多有精辟见解，例如文章开头即指出：“要想知道确切的夏、商、周年数”，需要弄清所有王的在位年数，或者有确实天象的详细记录，可用精密的科学方法推算出年数。这两点，“在目前都是做不到的”。这个观点，表明唐先生对于《左传》《国语》中出现的天象记述如“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注】 《国语》下册《周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之类，一概不予信从，至今仍然极具警示意义。

文章提出，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对古代纪年提出了完整体系和具体年代数据，但这是完全不可采信的，比较可靠的材料有两项，一是《竹书纪年》，二是殷历。但文章又指出《竹书纪年》因佚失后重辑，并且辗转传抄，残缺失真，其中多有讹误。认为需要将《殷历》与《竹书纪年》结合起来，考订夏、商、周的大致年代。接着，唐兰先生就实际上进行了如此的考订。不过，《殷历》原本也佚失无存，片断材料乃见于刘歆《世经》和东汉纬书的记述之中。其考订的梗概如下：

1.根据《世经》所叙述的《殷历》纪年，以成汤十三年为“纪首”，至西汉元帝二年整整“一纪”，按照中国古代历法观念，一个蔀为76年，20蔀为一纪，即1520年。从汉元帝二年(公元前47年)上推一纪折算成公元纪年的数据，即商汤十三年为公元前1567年，商代的开始即公元前1579年。

2.根据各种纬书如《易纬·乾凿度》《易纬·是类谋》《尚书纬·雒师谋》等记述的殷历，考证其中所言周文王“受命”的年代，应当算作是公元前1083年*【注】 古文献与纬书所载周文王“受命”之年有两种说法，其一是以西伯获专征伐而“伐崇”，其二是五年后“改正朔，布王号于天下”。唐先生文对此有所考释，认为应取后一种计算，折合为公元前1083年。，8年后武王克商，则是公元前1075年。汉代对于周代的起点有两种说法，一是周文王受命之年，二是武王克商之年，今应以武王克商为西周开始，即在公元前1075年。

3.商代开端为公元前1579年，纬书中所言殷历记述的西周开始(周文王受命之年)是公元前1083年，那么两数相减，商代总年数为496年。恰好《竹书纪年》也称商代总共496年，唐先生遂认为殷历与《竹书纪年》产生年代相近，可能来自同一纪年系统。于是直接择取《竹书纪年》对夏代年限总数的记述，即471年，得出夏代的起止年限。又周代被秦朝取代，有准确记载，无须再考。

总之，唐先生的方法是将《世经》中叙述的殷历结合纬书中叙述的殷历，再结合《竹书纪年》，从而推算出关于夏商周三代纪年，其结论是：

夏代471年，自公元前2050至公元前1580年。

商代504年，自公元前1579至公元前1076年。

周代820年，自公元前1075至公元前256年。

唐兰先生在文章中还特别设立一节，强调汉代以后所推论的夏商周年代皆不可信据，依次指出晋代皇甫谧、唐代僧一行、日人新城新藏、清人姚文田的讹误，还分析近现代著名学者吴其昌、董作宾的论点也都是错误的。各家的说法大抵“除了空想外，就很容易被刘歆捏造的年数所束缚”。这个见解，也是十分精到的。但唐先生自己的考订，是否同样存在很大问题？刘歆《世经》内叙述的殷历、纬书内记述的殷历材料、《竹书纪年》的数值，结合起来互补、折中的方法，是否合理呢？

陈梦家先生的文章近两万字，所采用主要根据与论述的重点，还是《竹书纪年》与殷历，另外也引述了更多的文献。因此，其文涉及面较广，甚至较详细地介绍了刘歆《三统历》与《世经》，也解说了殷历，还引述甲骨文并且加之估测，从而给殷商各王分配了在位年数，因此全文篇幅较大。中国古文献记载同一事往往互相抵牾，各种纬书叙述的殷历也说法不一。这样，陈先生对文献资料取舍有别于唐先生，得出的结论也就明显不同：

夏，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1600年，约500年。

商，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28年，约550年。

其中盘庚迁殷之后为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28年，约273或275年。

西周，公元前1027年—公元前771年。东周已有确实纪年，不列入。

很明显，夏代年数取其整百数目，仅仅是大概的估测，实际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而武王克商定为公元前1027年，完全根据《竹书纪年》，为了增加证据，又试图使用《史记·鲁世家》的资料，但其中缺少鲁国最初国君伯秦的在位年限，陈先生就估算为在位30年，显然是为了凑合《竹书纪年》的既有年数。这种以估算为依据的方法，颇有削足适履之嫌，很不严谨，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中国雷海宗等，就曾以这种方法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足为训。而唐兰先生的文章，就特别指出《竹书纪年》中所载武王克商之年，必然错误，因为它给出的西周年数过少，无法安排各个周王的在位年限。对于殷历，陈先生先假定《世经》与纬书中记述的殷历属于同一系统，随之用来考订商、周积年和纪年，在相互矛盾的多种数据中取其中之一，以确定商代积年，得出共550年或552年，可见陈文的考订方法更加驳杂，立论的基础不但掺入自己的估测，而且竟然可以两说并存。

比较两文观点的区别，唐兰先生更重视殷历的资料，以此得出自己的新见解，而辅以《竹书纪年》中的资料，补充殷历所未涉及的夏代年数问题。陈先生则主要依靠《竹书纪年》的记载，殷历材料也予以详细梳理，但仅仅作为估测的参考。两文之共同之处，是将《世经》与各种纬书中叙述殷历视为同一系统，更与《竹书纪年》结合作出考订。这种方法合理吗？殷历到底是怎样的历法？这在当时整个学术界都缺少清晰的认识。因此，刘坦撰写此文，意欲加以澄清，但惜未及发表。今天看来，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文章仍然处于前沿性研究水平，并且对殷历的考述十分系统，具备可贵的学术价值。

二　《论殷历纪年》的学术要点

在刘坦的眼光中，唐、陈二位先生对于所谓殷历，并无深入、全面的认识，在利用殷历来推算历史年代的方法上更是偏颇讹误，这也可以想见当时整个学术界，在古历法问题上的知识十分薄弱。因此所撰《论殷历纪年》的主旨，在于细致讲清殷历的实质和来龙去脉。当然，将殷历的问题全面理清，唐、陈两篇文章方法和结论的讹误也就显现出来了。概括言之，刘坦此篇论文的学术要点，可以列举如下。

第一，考述了刘歆《世经》内叙述的殷历之历谱，其基本数据之一是：“殷历曰：‘当成汤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至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为一纪。这在唐兰先生文章中也列出并且运用，但接下来仍有文字：“终六府首(师古曰：府首即蔀首)当周公五年，则为距伐桀四百五十八岁。少百七十一岁，不盈六百二十九……”*【注】 《汉书·律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14页。这段文字是说殷历自纪首(成汤十三年)到西周周公摄政五年，共六个蔀首。而周初距伐桀共458年，比刘歆自己在《世经》所言殷商629年少171年。当然，刘歆对此是反对的，故随后批评殷历以甲子日为纪元蔀首以及得出的商代年数，以“皆非是”一语而完全否定。

以上关于殷历的资料，已经足可以推算商代开国时间、商代总年数、武王克商之年，周代总年数等等，刘坦作了详尽的考订，结果是：夏，没有起始之年，终止于公元前1580年。商，总年数458年，起于公元前1579年，终于公元前1122年，此即周武王克商之年。周，总年数866年，起于公元前1121年，终于公元前256年。注意：这是刘坦从殷历推算出的历史纪年，而不被刘坦看作是真实的历史纪年。刘坦指出，在周代积年总数上，殷历与刘歆《世经》仅差一年，这是《世经》误衍了一年。

以上推算出的商周年限，与唐、陈二文的结论差别甚大，这已经触及问题的要害：既然凭《世经》内叙述的殷历，就能够推算商周年限，那么唐、陈二位为什么舍去其中一部分数据，另外去寻求纬书中殷历内容或其他文献资料？唐兰与刘坦得出的结果如此不同，可以证明《世经》中的殷历与纬书中的殷历并非同一系统，不同系统的历法能够随意取舍和搭配运用吗？答案是清晰的，唐、陈的考订方法不能成立，其结论也就毫无凭据。

第二，考订殷历的最初制作时期，以及后来被加入新说法从而改观的状况。从汉代流传下来的古历法有六种，即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所有汉代留存的古六历，都是在战国时期最初形成，这是自古以来直至刘坦在世时期的学界共识。如祖冲之(429～500)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奏上新制订历法，引起论辩，在争议中祖冲之指出流传的所谓古历，“或借号帝王以崇其大，或假名圣贤以神其说……古术之作，皆在汉初周末，理不得远”*【注】 《宋书·律历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7～308页。。唐孔颖达也认为“汉存六历，虽详于五纪之论，皆秦、汉之际，假托为之，实不得正”*【注】 孔颖达：《尚书注疏》卷一《尧典正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1页。。近代天文学史专家朱文鑫《历法通志》根据古六历中时节与天象的对应状况判定“古历测定之时，正在周末，距今二千三百余年，或为战国时人假托五帝三代之名也”*【注】 朱文鑫：《历法通志》七《六历志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51页。。刘坦引证了这些观点，指出：“今从殷历原作中所考见之夏(只有终年)、殷、周历年，于研究历史纪年时，只堪作为讨论之参考，难以奉为立论之依据。”*【注】 刘坦：《论殷历纪年》第一节，“殷历”之(丁)项。这就是说，殷历的所有已知数据，都不能作为考订夏商周三代纪年的证据。

见于纬书中的殷历，形成于东汉，但东汉实行的是四分历而不是殷历。约于公元一世纪前后，由四分历逐步确立的干支纪年体系，一直沿用至今。该时图谶、纬书流行，纬书本身是极其庞杂的，四分历与殷历都记述在其中，并且都被加入神秘化色彩。东汉时的四分历，以孔子《春秋》止笔的“获麟”之年为最重要的纪首，该年为庚申年，其“上元”即最早的纪元也必须是庚申年，于是四分历的上元定为“获麟”之前的276万岁*【注】 东汉谶纬流行，纬书实际是将神秘之说嫁接于儒学“六经”，这样就把孔子的圣人地位更予以神化。在此社会背景下，以《春秋》止笔于“获麟”之庚申年定为纪元，遂成为历法之主流。，即从“获麟”向前逆推46万个甲子，亦为庚申年。此种将历法的上元倒推出一个极大的数字，正是纬书的特征，殷历也不例外，但殷历是主张甲寅元的历法，其上元之年也要推寻一个甲寅年。刘坦指出，纬书中的殷历上元，是在“获麟”之前的2758886岁，比四分历少了114年，而以下的干支纪年则完全一致。这表明殷历此时在干支纪年顺序上，贴合朝廷所采纳的四分历，唯在上元、纪元之年坚持甲寅元。有人说殷历也是四分历，此乃单就一岁日数等基本法数而言，这仅可称之为“四分术”，而判定古历法的异同，上元、纪元的区别则更加重要。纪元应当在庚申年开始还是以甲寅年开始？这种争议今天看来无足轻重而且无聊，但在东汉则是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关乎开天辟地究竟在哪一年，关乎“时运”的预测。两派历法家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殷历以失败告终。这种失败结局，据刘坦的考析，原因之一是殷历在历谱和与之关联的历史纪年上，“自两汉以来，即从无完整体系”。刘坦引证了西汉时殷历历家张寿王被诘难时的胡言乱语，东汉冯光、陈晃主张殷历时面对驳议的理屈词穷，进一步显示出殷历不足以作为考证古史纪年的根据。

第三，考证了《易纬·乾凿度》等纬书中的纪年，不仅体系上自相冲突，而且与其他文献资料明显抵牾。纬书之不可作为历史依据，自晋代至今早成定论，刘坦的考订，进一步列出其中纪年上的驳杂歧异。此外，刘坦又论证殷历、纬书中的殷历、《竹书纪年》三者不属于同一纪年体系，除了在历史纪年、历史事件年限数目方面多有差距之外，还引证西晋亲见《竹书纪年》的杜预之言，指出《竹书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即以正月为岁首(一年的开始)。刘坦按照古代“三正论”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的基本知识，认为殷历不可能与夏正的《竹书纪年》同属于一个历法体系。

第四，深入考释了所谓“文王受命”的问题。周文王“受命”，成为《易纬·乾凿度》排定殷历历年的关键，唐兰先生文章也用来考订殷商积年，所以值得清理。刘坦依据大量古文献的记载，通过梳理和考证，指出“文王受命”及其年代竟然有六类说法，年时、因由都相差很大，历来史家对此然否不一，信从者也各取所需，莫衷一是。纬书所谓的“文王受命”，多与瑞应联系，均属无稽之谈。而追溯“文王受命”说之渊源，最早在《诗经·大雅》内，属于歌功颂德之语，“一切举动，无不托诸‘有命自天’”，如文王娶得贤妃太姒，也是上天的安排，这本来就不足为据。《乾凿度》内的文王受命之年，更与《诗经》《史记》的资料不合，乃出于编造。

在作出诸多考订之后，刘坦在结尾精练地列出9条结论：

甲、《世经》所述殷历纪年，虽隐有讹误，但于殷历元本，尚可考见一斑；

乙、从制作时代言之，殷历不等于殷代之历，因而不能据以推考殷代纪年；

丙、殷历上元积年及其甲子之推入，在殷历制作以后四百余年，因而不能据以推考殷历历年之元本；

丁、殷历历家对于历史纪年，一向缺乏正确体系；

戊、《易纬》纪年，莫衷一是；

己、文王受命，本是谣言，故《乾凿度》文王受命之年，实出虚构；

庚、《乾凿度》殷历纪年与《世经》殷历纪年，显然具有矛盾；

辛、殷历及《易纬》纪年，不能与《竹书纪年》混为一体；

壬、《易纬》无根据价值。

从以上结论与相关论证中可以看出，刘坦对于殷历——无论是原本的殷历还是被后世改造过的殷历，基本上是贬抑的，“一向缺乏正确体系”，它不如同时代流传的其他古历。这就与唐兰等先生视殷历为“比较可靠”的说法，意见不同，分道扬镳了。

刘坦逝世已超过半个世纪，其间中国天文历法学史有了长足发展，对于殷历的研究也出现多人论述，而再观《论殷历纪年》一文，其学术内容并不落伍，除未能运用现代天文历法的科技知识考察殷历之朔闰、冬至及其合天、失天状态之外，对殷历及其演变的梳理与考订，至今仍然是最全面、细致和准确的。按刘坦的经历，恐未能掌握现代天文历法运算的知识，因此《论殷历纪年》未包含相关的内容。但刘坦此文撰述的宗旨和针对性，以及他对殷历贬抑的见解，其文也不必强求具备这样的运算。张培瑜先生精通天文历法的推算与古历法的研究，他与陈美东等先生编写的《中国古代历法》，是将古六历作为整体来研讨的，其中指出古六历可能产生于战国时期，上元甲子、上元积年以及步法、数据等等，都经过东汉时期的改动或附入*【注】 张培瑜、陈美东、薄树人、胡铁珠：《中国古代历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214页。。这与刘坦《论殷历纪年》的见解相合，但多有利用现代天文历算知识对古六历的推算和校正，是为所长，然而却没有明确指出古六历不可用于考订上古历史纪年，没有细致考察东汉谶纬之书与殷历被改动和附益的关系。二者结合阅读，可以取得互补的功效。

值得注意的是张汝舟(1899～1982)先生在古历法研究上独树一帜，认为《史记·历书》之末的《历术甲子篇》就是古殷历，是中国历法的宝书，战国时期各国都是使用这种殷历，将殷历和司马迁的《历术甲子篇》抬高到极致。加之他否定“三正论”、否定岁星纪年，在历法学史研究上自成一派。但其学说的基础，是逐条削去《历术甲子篇》今所见文本内涉及汉代纪年的大量文字，指认这些都是后来妄人添加的内容，则漫无实据，难以取信。故其说，仅在门内后学群体及极少数学者中认可*【注】 关于《历术甲子篇》，更主流和更合理的解释，是汉武帝太初改历时司马迁等提出的改历方案，但朝廷最终采用了邓平、洛下闳制定的历法，即太初历。而司马迁遂将此篇被废弃的作品载于《史记·历书》。。古历法的研讨，是十分复杂的学术问题，向来争议甚多，刘坦对于殷历问题的论断，是否完全成立，还须专家予以讨论，但其观点大有独得之见，则确实无疑，其学术价值即在于此。

三　刘坦的历史年代学思想

考订中国古代的历史年代，是极为复杂的学术问题，其中不仅需要许多专门的知识技能，更要具备先进、正确的学术思想。历史年代的考订，应当体现纯粹追求客观、真实的精神，其结论是否准确，具有排他的唯一性，因此来不得半点模糊与游移。中国历史年代学的研究，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恪守这一原则。由于历史资料的残缺或纷纭繁杂，应当承认：有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准确年代，是无法证实的，不能为了追求某些年代问题的解决，就放弃求真考实的宗旨，不能为了某种目的或需要，就背弃历史学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刘坦作为一位有突出成就的民间历史年代学家，献身于学术而无丝毫的功利追求，不附从任何政治倾向，未结交任何学术流派，独立探索，求真求是，尽管他受教育背景所局限，缺乏比较精密艰深的现代天文学与历法运算技能，而仍能从实事求是的研讨中取得杰出的成就*【注】 近现代缺乏现代天文学精深造诣的学者，能够在历史年代学取得骄人业绩者，不乏其例，如陈垣。因为历史年代学涵括的内容十分广泛，某些探讨不一定依赖于天文运算。缺乏这种技能固然是很大局限，但精于天文运算却施加于讹误资料，在考订古史年代中不仅劳而无功，而且平添惑乱。此处不具论。，并且在其论著中体现出可贵的历史年代学思想。从《论殷历纪年》一文，可以考见刘坦的历史年代学思想有以下几点。

第一，认真考察相关资料来源，严格判定其可靠性，决不能采用无稽之说作为历史考订的依据。中国古籍记述有关历史年代的资料十分庞杂，曾经出现和应用过的古历法，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残缺、走形甚至被窜乱现象，古籍中的历史记载在时间上往往模糊、错谬和充满抵牾，考索中予以鉴别和合理取舍尤为紧要。有些书籍、文献整体上乃是不可信的，用其中的具体资料来考订史实与年代，就更加危险。唐兰先生强调刘歆《世经》的历史纪年决不可信，这是正确的，但却采用了更加不能据信的纬书资料，陈梦家先生与之相同，这都是刘坦所不能同意的。刘坦仅用《世经》内的殷历资料就考出商周年代，从以殷历为根据的角度来看胜过唐兰，但刘坦作此考证仅在于说明唐兰在方法上的失当，并不相信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年代，因而指出这些推算，“于研究历史纪年时，只堪作为讨论之参考，难以奉为立论之依据”*【注】 刘坦：《论殷历纪年》第一节“殷历”之(丁)项。。因为所谓殷历，产生于战国中期，距离殷周已然年代遥远，就其当时的天文、历算水平，不大可能切合远古史实。东汉时纬书掺入殷历的内容，更没有考订真实历史年代的史料价值。

在史料十分稀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放松鉴别与采用的标准呢？刘坦认为不可，降低标准就是离开求真准则，他说：“所谓《易纬》也者，其价值更无足论。但在文献绝少，降而求其次，以至不遑顾及其牝牡骊黄之环境与情况中，学者未免犹拟寄予信赖，因而尚须给予批判”*【注】 刘坦：《论殷历纪年》，第二节“《易纬》”之(己)项。。这种学术思想十分可贵，值得阐发和宏扬。

第二，强调不同体系的历法之间，不可穿凿拼接、凑出结论。《论殷历纪年》一文特别指出，殷历与《竹书纪年》不是同一体系，举出二者在纪年数据上的参差抵牾而加以论定。唐、陈二文均认为殷历与《竹书纪年》可能同属于一个历法纪年体系，遂将之拼接，互相补足，凑出夏商周断代纪年。刘坦则认为“殷历及《易纬》纪年，不能与《竹书纪年》混为一体”*【注】 刘坦：《论殷历纪年》，第四节，“结论”。，即不可拼接互补，批评“唐、陈以上所论，均难成立”*【注】 刘坦：《论殷历纪年》，第二节“《易纬》”之(戊)项。。他自己据《世经》内殷历的数据来考订，结果没有夏代起始的年限，宁可空缺，也不摘取《竹书纪年》所言夏代总年数来补充，即表明了这一严谨的态度。刘坦的这一见识是值得注意的，当今史学界将不同体系的资料穿凿拼接以立论的现象，相当普遍，尤其是上古史的领域，每有考古发现，立即引来众多的穿凿嫁接之手，将考古遗存与上古文献这两个不同的素材体系，捆绑拼凑，各自得出五花八门、互相冲突的考订“成果”。一时好生热闹，但整体合并起来等于零！最终什么也未能解决。现在，是应该反思这种包括历史年代推求在内的考据方法了。

第三，对于一种纪年体系和历史资料，应首先辨明其整体内容和内在本质，在此之前不宜急于将之运用于具体历史年代的考订。这是刘坦历史年代学思想的重要特点，与众不同而卓荦于史坛。如前所述，《论殷历纪年》开篇就声明“不亟于夏、殷、周纪年历数多少之结论，先将有关殷历及其纪年问题之关键，试作阐述”，就是不以考订夏商周年代为本文鹄的，而是试图讲清殷历以及相关问题的内容与实质，令人明晓殷历到底是怎样的历法。“殷历历家对于历史纪年，一向缺乏正确体系”，就是刘坦的核心结论之一，显示了殷历对于考证上古纪年并无功效。唐兰等先生的文章，是在尚未弄明殷历实质就率尔运用，实乃劳而无功。1954年，北京大学教授浦江清发表《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注】 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创刊号)。一文，利用星岁纪年资料考证屈原生年，批驳了郭沫若早年的见解。刘坦读后，撰写44000多字的《论星岁纪年》*【注】 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指出浦江清对星岁纪年法的理解是舛误的，于是全面阐明关于星岁纪年之源流、内容和体系，而不具体地考索屈原的生年。因为在刘坦看来，具体年代的考证，如若史料不足就不能勉强为之，在基础理论、基础知识体系上正本清源，则更加重要。

在中国，历史年代的考订是多年来的学术热点，但学术界特别热衷于具体历史年代的考索，例如孔子生年月日问题、屈原生年问题、西周克商之年问题等等，在古历法状况、星岁纪年方法和一些基本史料远未理清、辨明的条件下，就各自按照自己的需要予以解释和取舍，匆忙地投入考证，无怪乎议论纷呈，令人眼花缭乱。这种急于直奔具体历史年代考证的风习，也是一种治学浮躁的表现。

综上所述，刘坦这位民间历史年代学家的学术思想，给学界提供了值得反思的启示，其意义不仅仅在历史年代学的范围之内，对整个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改进均有裨益。其著作未曾面世者，至今仍有多种遗存在世，学术上弥足珍贵，值得整理公布，有助于促进历史学的健康发展。

作者乔治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兼职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350。

【责任编审　李振宏】

Liu Tan’s Paper “On the Calendar of the Yin Dynasty” and His Thoughts on China Ancient Historical Chronology

Qiao Zhizhong

Abstract：Liu Tan,one unprofessional historian,Who has produced a paper on the origin,developments and contexts of the Yin Calendar,criticizes the arguments of Tang Lan and Chen Mengjia using the Yin Calendar for the division of history into periods of Xia,Shang and Zhou dynasties.Liu Tan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as not a complete historical dating in the Yin Calendar asBamboo Annals did,and couldn’t be used together.Materials as to the Yin Calendar in Weishu is useless.Liu Tan had three points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cal chronology：Firstly,to examine the source of materials,never to use the unsubstantiated ones；Secondly,to emphasis on different calendars not being used together；Thirdly,to identify the root and essence of the calendar system of knowledge before doing specific historical researches.This provides a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for improving the researching method and academic atmosphere at present.

Keywords：Liu Tan;the Yin Calendar;Weishu;historical chronology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16)07-0114-07期

收稿日期：2015-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