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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兼职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6年第7期，注释从略。 ▶科技史研究◀ 刘坦的《论殷历纪年》及其历史年代学思想 乔治忠 刘坦是一位专攻中国历史年代学的杰出学者，颇有论著面世。自1960年去世后，留存遗稿尚多，在史学界鲜为人知。其中学术论文《论殷历纪年》乃为一篇亲手誊抄的清稿，字体清晰秀丽，小楷书写，行列规整，封面钤有篆印，但未及发表，藏于天津武清图书馆。虽然迄今已然过去60多年，但今日看来，仍处于学术前沿水平，对当前的历史年代学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应当公布于学界并且予以评析。 一 刘坦事迹与《论殷历纪年》的撰写原由 民间历史年代学家刘坦（1910~1960），堪称中国学术史上的奇人。他终生生活在天津市武清县（今武清区）的一个村镇——王庆坨镇。刘坦未曾接受过近现代的学校教育，仅在本镇私塾读过几年书，师从王猩酋先生学习传统文史知识。王猩酋（1876~1948）并非一般的村塾师，其人诗词书画，无不兼通，文章著述，见于报刊，是中国最早研究雨花石的专家，现今南京雨花石博物馆摆放着他的半身铜像。刘坦在良师王猩酋的指导下，不仅奠定了知识基础，而且形成了治学的兴趣和决心，一生除了很短时期担任教师等职之外，绝大多数年华都是做无报酬的学术研究，一间土屋，闭门谢客，靠弟弟种田供养来维持极其艰苦的生活，终日埋头于史事及其年代的疏通考核。 1935年9月，刘坦25岁，其论文《孔诞考正》发表于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第32卷第17号，在学界第一次指出了官方将孔子生日定为农历八月廿七日，乃是完全错误的。1937年5月，商务印书馆按刘坦手稿石印出版其重要著述《〈史记〉纪年考》，发行全国，但随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部专著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至新中国时期，刘坦一如既往地专注于历史年代学研究，在中国古代星岁纪年的探究上独步当世，成就卓著。1954年撰成的长文《论星岁纪年》得到郭沫若、竺可桢的赏识，次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为单行本。随后，刘坦在《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发表题为《〈吕览〉“涒滩”与〈服赋〉“单阏”、〈淮南〉“丙子”之通考》的学术论文，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坦的《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一书，以27万多字的篇幅全面探究中国古代的星岁纪年。此书撰成已经60年，迄今尚无他人企及，仍是世界上研讨这个问题的唯一学术专著。 1956年7月9日至12日，刘坦应邀参加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科学讨论会，此次盛会在北京举行，邀请科学家、历史学家85人，加之行政官员超过百人，非国家公职身份者仅刘坦一人，天津市代表亦唯刘坦一人。会议期间，郭沫若建议他到北京研究中国科技史，刘坦则婉言辞谢，失去一个改善治学条件的好机遇。1960年值食品严重短缺时期，刘坦不接受按高级知识分子给予的特供券待遇，终因旧病复发而去世，享年仅50岁。生前撰有大量论著手稿，未及面世，后来一部分已经佚失，而至今留存者仍十分可观，大部分藏于天津市武清图书馆。笔者从刘坦遗著中发现题为《论殷历纪年》的一篇论文，已经誊写为清稿，封面钤有刘坦篆印，文末署有“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乃本文完稿日期。 《论殷历纪年》开头即道明原委，盖刘坦阅读到唐兰先生《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年代问题》与陈梦家先生《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二文，皆涉及了古代“殷历”的运用，认为“两作中之殷历纪年，颇有未经参综检校之处，以致两作所有关于殷、周上及夏代纪年之推考，诸难肯定”。于是撰成此文，“暂不亟于夏、殷、周纪年历数多少之结论，先将有关殷历及其纪年问题之关键，试作阐述”，将殷历的实质和具体症结讲清，唐、陈二位文章的讹误自然也就明晰。唐兰、陈梦家都是当时第一流历史学家，在先秦史、甲骨文、金文、文字学等多种领域的研究取得卓越成就。这里，有必要把引起刘坦批评的这两篇论文，予以扼要的介绍。 唐兰先生《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年代问题》面对的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不足万字，可谓简明扼要。其中多有精辟见解，例如文章开头即指出：“要想知道确切的夏、商、周年数”，需要弄清所有王的在位年数，或者有确实天象的详细记录，可用精密的科学方法推算出年数。这两点，“在目前都是做不到的”。这个观点，表明唐先生对于《左传》《国语》中出现的天象记述如“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之类，一概不予信从，至今仍然极具警示意义。 文章提出，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对古代纪年提出了完整体系和具体年代数据，但这是完全不可采信的，比较可靠的材料有两项，一是《竹书纪年》，二是殷历但文章又指出《竹书纪年》因佚失后重辑，并且辗转传抄，残缺失真，其中多有讹误。认为需要将《殷历》与《竹书纪年》结合起来，考订夏、商、周的大致年代。接着，唐兰先生就实际上进行了如此的考订。不过，《殷历》原本也佚失无存，片断材料乃见于刘歆《世经》和东汉纬书的记述之中。其考订的梗概如下： 1.根据《世经》所叙述的《殷历》纪年，以成汤十三年为“纪首”，至西汉元帝二年整整“一纪”，按照中国古代历法观念，一个蔀为76年，20蔀为一纪，即1520年。从汉元帝二年（公元前47年）上推一纪折算成公元纪年的数据，即商汤十三年为公元前1567年，商代的开始即公元前1579年。 2.根据各种纬书如《易纬·乾凿度》《易纬·是类谋》《尚书纬·雒师谋》等记述的殷历，考证其中所言周文王“受命”的年代，应当算作是公元前1083年，8年后武王克商，则是公元前1075年。汉代对于周代的起点有两种说法，一是周文王受命之年，二是武王克商之年，今应以武王克商为西周开始，即在公元前1075年。 3.商代开端为公元前1579年，纬书中所言殷历记述的西周开始（周文王受命之年）是公元前1083年，那么两数相减，商代总年数为496年。恰好《竹书纪年》也称商代总共496年，唐先生遂认为殷历与《竹书纪年》产生年代相近，可能来自同一纪年系统。于是直接择取《竹书纪年》对夏代年限总数的记述，即471年，得出夏代的起止年限。又周代被秦朝取代，有准确记载，无须再考。 总之，唐先生的方法是将《世经》中叙述的殷历结合纬书中叙述的殷历，再结合《竹书纪年》，从而推算出关于夏商周三代纪年，其结论是： 夏代471年，自公元前2050至公元前1580年。 商代504年，自公元前1579至公元前1076年。 周代820年，自公元前1075至公元前256年。 唐兰先生在文章中还特别设立一节，强调汉代以后所推论的夏商周年代皆不可信据，依次指出晋代皇甫谧、唐代僧一行、日人新城新藏、清人姚文田的讹误，还分析近现代著名学者吴其昌、董作宾的论点也都是错误的。各家的说法大抵“除了空想外，就很容易被刘歆捏造的年数所束缚”。这个见解，也是十分精到的。但唐先生自己的考订，是否同样存在很大问题？刘歆《世经》内叙述的殷历、纬书内记述的殷历材料、《竹书纪年》的数值，结合起来互补、折中的方法，是否合理呢？ 陈梦家先生的文章近两万字，所采用主要根据与论述的重点，还是《竹书纪年》与殷历，另外也引述了更多的文献。因此，其文涉及面较广，甚至较详细地介绍了刘歆《三统历》与《世经》，也解说了殷历，还引述甲骨文并且加之估测，从而给殷商各王分配了在位年数，因此全文篇幅较大。中国古文献记载同一事往往互相抵牾，各种纬书叙述的殷历也说法不一。这样，陈先生对文献资料取舍有别于唐先生，得出的结论也就明显不同： 夏，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1600年，约500年。 商，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28年，约550年。 其中盘庚迁殷之后为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28年，约273或275年。 西周，公元前1027年—公元前771年。东周已有确实纪年，不列入。 很明显，夏代年数取其整百数目，仅仅是大概的估测，实际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而武王克商定为公元前1027年，完全根据《竹书纪年》，为了增加证据，又试图使用《史记·鲁世家》的资料，但其中缺少鲁国最初国君伯秦的在位年限，陈先生就估算为在位30年，显然是为了凑合《竹书纪年》的既有年数。这种以估算为依据的方法，颇有削足适履之嫌，很不严谨，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中国雷海宗等，就曾以这种方法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足为训。而唐兰先生的文章，就特别指出《竹书纪年》中所载武王克商之年，必然错误，因为它给出的西周年数过少，无法安排各个周王的在位年限。对于殷历，陈先生先假定《世经》与纬书中记述的殷历属于同一系统，随之用来考订商、周积年和纪年，在相互矛盾的多种数据中取其中之一，以确定商代积年，得出共550年或552年，可见陈文的考订方法更加驳杂，立论的基础不但掺入自己的估测，而且竟然可以两说并存。 比较两文观点的区别，唐兰先生更重视殷历的资料，以此得出自己的新见解，而辅以《竹书纪年》中的资料，补充殷历所未涉及的夏代年数问题。陈先生则主要依靠《竹书纪年》的记载，殷历材料也予以详细梳理，但仅仅作为估测的参考。两文之共同之处，是将《世经》与各种纬书中叙述殷历视为同一系统，更与《竹书纪年》结合作出考订。这种方法合理吗？殷历到底是怎样的历法？这在当时整个学术界都缺少清晰的认识。因此，刘坦撰写此文，意欲加以澄清，但惜未及发表。今天看来，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文章仍然处于前沿性研究水平，并且对殷历的考述十分系统，具备可贵的学术价值。（完） 关于《史学月刊》网站的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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