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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年代学的诞生——十九世纪斯堪的纳维亚考古的测年方法和测年系统》一书1987年被翻译成英语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再版，作者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荣誉退休教授——博·格拉斯隆德（Bo Gr?slund）。博·格拉斯隆德生于1934年12月13日，毕生致力于考古学史、史前生态考古学以及人类的生物演化与文化演化等领域研究。作者本人长期生活、工作在北欧，因此对基础资料收集和解读方面相较于其他国家的研究者更具优势，这本书系统而简练地梳理了从1820年代至1870年代半个多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主要是丹麦和瑞典两国）史前年代序列的建立和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历程。虽然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解答了萦绕读者心头多年的一些考古学术史上的疑问。比如为什么“三期论”和“类型学”都是由北欧学者最先建立起来？早期的学者是用什么方法进行考古学研究的？除了汤姆森和蒙特柳斯外还有哪些优秀的学者做过哪些卓越的贡献？考古“类型学”方法是否由蒙特柳斯独立创建…… “三期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北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系统，和欧洲大陆不同，他们受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弱，本土文化观念很强。因此北欧考古学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该地原住民族的文化遗存上，而同时代西欧、中欧的考古学者对罗马时代的文化遗存更感兴趣，往往忽略了对本土文化遗存的收集与研究。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北欧地区逐渐建立起了国家博物馆系统和学术交流平台，学术讨论渐由非正式的书信往来、私人游历发展成为各种国际研讨会和公开学术出版物。 另外，早在1683年，丹麦即已颁布《国家宝藏法》，规定所有在丹麦境内发现的贵金属都属于国王，从1752年开始，国家给发现人支付相应的酬劳。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丹麦进入社会转型期，经历了大规模的农村和农田改革，导致了全国性的土地整合与改造。另外，随着工业革命的影响，丹麦国内进行了系统的道路建设，大量的地上和地下文物被破坏。有鉴于此，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馆长尼耶勒普与西兰岛主教缪特等人建议成立专职机构和国家博物馆用以调查、保护和收藏古物。1807年丹麦成立了皇家古迹保护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ntiquities），至1810年代汤姆森任职期间，他扩大了古物收集的范围，不再局限于贵金属，国家博物馆的收藏数量和种类为之急剧增加，这一方面拓展了研究者的眼界，另一方面博物馆也迫切地需要开展细致的文物分类工作。通过对该书的阅读，我们了解到汤姆森研究的资料以墓葬为主，在早期田野发掘技术不太成熟的阶段，墓葬是比较容易被区分出范围且数量很大的遗迹单位，汤姆森自1817年开始将出土文物按照遗迹单位进行记录，而不是按照文物种类记录，这样做可以准确提供器物组合和共生关系信息。这些系统的资料为“三期论”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北欧考古学研究的两大中心是丹麦的哥本哈根和瑞典的隆德，两地直线距离只有45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十九世纪初，一天之内可以从隆德到达哥本哈根，1842年以后由于蒸汽机船的使用，这个时间缩短到4个小时内，因此两地学者之间的交流互动非常频繁。布罗尔·埃米尔·希尔德布兰德是瑞典著名的古钱币学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曾在哥本哈根跟随汤姆森做钱币的分类工作，后来他将“三期论”实践于隆德的博物馆藏品分类中。1846年，埃米尔·希尔德布兰德在《盎格鲁撒克逊钱币》一书中运用类似“类型学”的方法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古钱币进行研究。他在研究中用大写字母表示类型，又在大写字母后加上小写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的方法表示相互之间存在联系的不同“类型”。他的这些做法被他的儿子汉斯·希尔德布兰德所继承和发展。汉斯·希尔德布兰德是考古“类型学”的创始人，18世纪60年代，他即用“类型学”的方法研究诺尔兰铁器时代遗存，至1873年《史前考古学的任务、要求与权利》一书中汉斯·希尔德布兰德正式提出考古“类型学”的概念，无论是提出“类型学”的概念还是实践“类型学”方法都早于蒙特柳斯，但汉斯·希尔德布兰德研究领域很多（如历史学、古钱币学、考古学等）、兴趣广泛，之后并没有专注于“类型学”研究。而蒙特柳斯则通过自己努力的工作后来居上，成为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方面的一代宗师，在考古学界可能不少人不知道汉斯·希尔德布兰德，但绝不会没听过蒙特柳斯的大名。 从“三期论”提出到“类型学”的成熟经历了三代人、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第一代学者以汤姆森和马格纳斯·布鲁泽利乌斯为代表，汤姆森对史前至历史时期的墓葬按时代进行的分类工作是“三期论”理论实践的开端，马格纳斯·布鲁泽利乌斯1810年代对石器分类的开创性研究工作深深地影响了汤姆森后来对石器类型的研究。第二代学者以沃尔塞和布罗尔·埃米尔·希尔德布兰德为代表，沃尔塞对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葬俗的分类与分期研究奠定了北欧史前相对年代学基础，布罗尔·埃米尔·希尔德布兰德将钱币学研究传统，特别是钱币的分类方法（即考古“类型学”的前身）引进考古学研究，让考古“类型学”深深打上古钱币学的“烙印”。第三代学者主要有汉斯·希尔德布兰德和蒙特柳斯，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考古“类型学”研究范例，在现代科技测年手段出现之前，“类型学”是考古学者进行史前年代学研究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直至今日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期论”与“类型学”对考古学方法论上的巨大贡献毋需赘言。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中叶，器物的类型序列研究甚至成为考古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可以说后来“类型学”一定程度上也局限了考古学者的视野，但新的改变也孕育其中。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分类的不断细化，考古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年代学以外的问题，基于深化分类、细致观察所获取的知识成为考古学其他领域研究的基石。 其实之所以能产生“三期论”和“类型学”，是因为早期的学者们注意到了器物的“共生关系”和“背景关联”，只有将器物与器物、器物与单位、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关系了解清楚，才有可能进行深入的考古年代学研究，它们是“三期论”和“类型学”出现的前提，因此博·格拉斯隆德教授认为系统的观察“共生关系”和“背景关联”才是十九世纪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者对考古学科最大的贡献！ 审核：贾昌明 本文刊登于2019年8月2日 《中国文物报》第7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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