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器研究的进展与思考

这是 理寓物内 的第 87 篇文章

陶器是考古发现中最不易消失的文化遗存，而且在一万多年前出现后，与人类文化的发展密切相伴。因此，陶器研究自考古学诞生以来始终占有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瓷器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特色，有悠久的古器物学和收藏鉴赏传统。瓷器虽与陶器同为粘土质制品，但是因其流行时段、质地审美、研究群体和历史传统的不同，而与陶器研究的旨趣还是有较大区别。瓷器一般为文物界关注较多，而非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本文介绍的国际学界陶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与瓷器研究应该是相通的，这在许多有识之士中已有共识。因此在对陶器研究的讨论之外，对瓷器研究也将略做点评，希望前者的进展对后者的研究有所帮助。

1960年代之前，陶器研究在建立相对年代学、区域文化关系和分辨族群身份上发挥着主导作用，成为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在我国，陶器研究长期来也承袭了这种方法，用来建立相对年代和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然而，自1960年以来国际考古学界的陶器研究已经走出断代和判断文化关系的窠臼，开始探索更为广泛的领域。因此了解国际学界在陶器研究领域的进展对我们是十分必要的。由于陶器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迅速推进，积累了海量的文献和成果，因此本文只能根据国内外重要文献勾画一个大概趋势，提供一个粗略的综述。

历史回顾

在科学考古学诞生之前，陶器就是古物学家关注的对象。由于古物学家多以艺术审美和收藏为取向，除了一些精美的彩陶外，普通陶器不如其他古物如青铜器、雕塑和纪念物那样受到青睐。不过在18世纪，古地中海的陶艺文明给了英国人以很大启发，斯塔福德郡陶工韦奇伍德从威廉·汉密尔顿的《伊特鲁利亚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古物》（1766~1767）一书中获得制陶工艺的灵感，塔福德郡的韦奇伍德陶器仍以伊特鲁利亚的陶器命名，以示受到后者风格的启示。

19世纪初，丹麦学者克里斯蒂安·汤姆森在建立三期论的时候并没有用陶器和其他器物来命名时代，这是因为他主要采用带刃工具的技术进步为标准。1836年，哥本哈根博物馆发行的《指南》和詹斯·沃尔塞的《远古古物》是19世纪上半叶的两本最重要的考古著作，它们在考古学上的地位被格林·丹尼尔认为可与查尔斯·赖尔的《地质学原理》在地质学上的地位相媲美。《指南》一书将史前器物分为八类，其中陶器和瓮棺被列为一大类，并进一步根据形制建立了一种陶器分类法：（1）悬挂的容器；（2）携带的容器；（3）花瓶形容器；（4）钵形容器；（5）杯形容器；（6）大口杯形容器；（7）罐形容器；（8）有流和柄的容器；（9）瓶形容器；（10）椭圆形和长形陶瓮；（11）封口瓮。尽管这些分类很奇特，但是它们代表了一种用形状描述进行分类的方法。汤姆森和沃尔塞把林奈的分类学用到人工制品的分类上，强调运用分类法和使用准确术语的和重要性。《指南》还指出了器形与纹饰在陶器断代上的重要性，调查每种器物两者的组合关系，以断定连续演化过程的序列。这被认为是器物类型学方法的开端。

在欧洲的进化考古学阶段，考古学家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建立年代学上。因此，陶器成为重要的断代工具。受地质学方法的影响，一些分布广、兴替快的典型器物被看作“标准化石”一样的单位来命名重要的时期和阶段。19世纪中叶，瑞典考古学家奥斯卡·蒙特柳斯完善了汤姆森的年代学方法，用器物类型学构建起欧洲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文化年表。为了将欧洲不同地区的不同时期联系起来，蒙特柳斯根据埃及有历史纪年遗址中出土的迈锡尼陶器，以及在希腊发现的埃及陶珠，为没有文字的欧洲青铜时代文化的日历纪年提供了一个标尺，并通过欧洲一些贸易品的交叉断代，得出了后来被称为欧洲史前史的“短年表”。

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结合蒙特柳斯的年代学和古斯塔夫·科西纳的考古学文化概念，建立了以追溯民族历史和分辨民族群体为取向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他用那些反复共生的器物和遗存类型，如陶器、工具、装饰品、葬俗和房屋式样来定义考古学文化，并在《史前期的多瑙河》一书中用这种方法将整个欧洲的史前史用一种文化镶嵌的拼图来重建，该图表成为其他考古学家在世界各地建立区域文化年表的榜样。他特别强调，家庭制作的陶器、装饰品和葬俗反映了局部的品味，相对比较保守，因此适用于分辨民族身份。

由于陶器易变的特点，陶器类型的排列方法在新旧大陆逐渐被完善来确定墓葬和遗址的年代。19世纪末，英国埃及学家皮特里在埃及南部发掘迪奥斯波利斯·帕尔瓦前王朝时期墓地时，没办法根据地层证据或文字材料来帮助断代。于是他利用自己对埃及历史时期早期的陶器知识来推断一些主要器物的变化趋势。他将该墓地的陶器分为九大类，继而又分出几百种类型。他再记录了大约九百座墓葬，每座墓出土有五种以上不同类型的陶器，然后他尝试对这些墓葬进行排序以确定每种类型最集中的状态。他最终能够将这些墓葬分成五十个单位，从而排列成一条“时间序列”。后来，皮特里采用的陶器类型排列法是根据类型的存在和缺失，被称为“出现排列”，他建立的埃及前王朝时期的年代学后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1915年，美国人类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伯在新墨西哥州的许多考古遗址地表发现了大量陶片，他从十八处遗址采集了陶片，将它们分成三种一般的类型，并根据每种类型的频率变化加以比较，将其梳理出一个历史序列。大约同时，内尔斯·纳尔逊和艾尔弗雷德·基德用陶器排列法在美国西南部建立起考古遗址的史前年表，并用类似欧洲的“考古学文化”概念建立起区域的文化发展框架。1920年代开始，美国考古学家从理论上来探讨器物分类。1930年，格拉德温夫妇提出了一种双名命名法，第一个名称是陶器类型发现的地点，第二个名称表明其颜色或表面特点。类型描述以一套公式发表，包括名称、形状、纹饰、典型遗址、地理分布和时代。1932年，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工作、以威廉·麦克恩为代表的一批考古学家提出了一种被称为“中西部分类法”的类型学框架，采用组构、点、面、段和型来构建各个层次的分类单位。用这种方法，美国考古学家在北美构建起类似柴尔德在《欧洲文明的曙光》中展现的欧洲史前史。

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和北美的考古学家基本上在做相同的事情，这就是专注于建立器物与文化的类型学并制定文化年表。但是，到了196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朱利安·斯图尔特 “文化生态学”理论的影响下，弗雷德里克·马特森提出了陶器生态学的概念，试图将陶工使用的原料和技术与陶器在文化中所发挥的功能联系起来。陶器生态学认为陶器是三个主要因素（自然、生物和文化）之间动态平衡的产物，这种平衡状态很容易因某一主要因素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因此，陶器的变化可以从这几个主要因素的动态关系来了解。在比较干旱的环境里，栽培小麦加上放牧山羊和绵羊一直是近东居民互惠的生活方式。陶器很早就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其发明与水及食物的利用密切相关。由于处理、节约和储存水在近东十分重要，因此各种容器类型的数量因许多原因而异。一个原因是运输，它限制了陶器的形制和大小。二是家庭的储水罐，这种陶器一般较大，而且形状多样。而个人的饮水器则会大小形状有别。一些低肩小口沿的大型陶罐被用来储存谷物以防老鼠或受潮。一些陶钵在早期遗址中非常普遍，除了用于饮水外，这类器物很可能是用来奉食野生草籽和小麦制作的糊或粥。后来，当饮食习惯根据祭祀而确立起来后，肉和奶类等食物需要分开的容器。这种习惯的孑遗仍存在于埃塞俄比亚，在加拉游牧者中，牛奶从不放在陶器里，这因为牛在祭祀中地位很高，而陶工的地位很低的缘故。古代的近东很可能像今天库尔德斯坦和安纳托利亚的山村，陶工都是妇女。在古代闪族的传统里，金属匠和陶工都是脱离部落的人，他们被瞧不起但认为是必须的。今天的中亚地区，流动的陶工夏天在阿富汗制作陶器，到了冬天就去巴基斯坦谋生。马特森指出，长期以来陶片被用作地层学和年代学研究的材料，而其作为人类生产和使用的方面信息则被漠视。他呼吁，应该将年代、技术、审美和生态方面的多种关注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了解这类物质遗存。

1983年，美国考古学家戴维·布朗也对陶器研究的文化历史学取向提出批评，认为虽然陶器普遍被用来进行年代学和文化关系研究，但是陶器的技术变异主要是由其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工艺要求所造成的。陶器是作为容器而生产的，因此它们能够告诉我们各种有关器物使用，比如食物加工和储藏以及其他史前行为的信息。他指出了考古分析方法上的两项缺陷：（1）分析方法未与阐释理论契合；（2）完善衡量方法（比如分类）之前，首先要搞清类型或形制变异究竟意味什么。他呼吁，陶器研究应该结合四个不同的研究方向：（1）考古科技，不仅可为研究产地研究和烧制程序来了解贸易，而且也可以用来分析陶器的用途和解决文化历史学问题。（2）年代学研究，虽然主要集中在时代标杆敏感的类型，但是如果不了解类型为何变迁会使得分类目的变得缺乏意义。（3）制作分析，虽然技术分析一般关注生产程序，还有器物用途和和使用痕迹，但还需要考虑技术因素对陶器用途的制约。（4）器物形制，除了用作文化交流和贸易的分析工具之外，还可以研究视觉行为的交流。结合纹饰和工艺标准的陶器类型学，如不考虑其内在的各种文化意义是不足以研究文化过程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陶器研究最突出的进展和成果集中表现在用考古科技来分析陶器的生产工艺、成分结构、功能用途和分配贸易方面。器物形制或类型学分析的文献极度萎缩乃至基本消失，形制研究被融入到其他方法论的探索之中，比如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社会生产、通过民族考古学来了解其含义，纹饰则结合到化学组成的解释中去。此外，对于陶器起源也有专门的探讨，但已非主要关心的课题。下面解释陶器在研究生产工艺、成分结构、功能用途和分配贸易方面进展，最后对陶器起源的理论做一约略的介绍。

新领域、新方法与新进展

从上文所述，我们见证了陶器研究从过去比较单一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分析工具，向多个新领域彼此互补的人类行为探索。在方法上，见证了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对这些课题所做的重要贡献。其中的令人瞩目的进展，就是希望从这些领域的探究中重建陶器的“行为链”或“操作连”和从生产到废弃的“生命史”。“行为链”和“操作连”是分别由美国考古学家迈克尔·希弗和法国考古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提出的分析概念，主要针对打制石器的研究。应用到陶器研究上，它是指从器物的生产开始，包括原料的选择、采办、处理，结合成型加工、表面处理和烧制，然后是分配贸易到使用消费直至废弃。最后，这些研究结果需要加以解释，以更好地了解史前人类生产、分配和使用陶器的行为。这种研究需要从一种材料科学的范式为起点，以说明原料的选择和处理所造就的器物结构和化学成分。然后，转向器物在分配和使用中所表现特点的性质。这种分析的最终目的不是描述“微观”的史前活动，而是了解“宏观”的社会进程。下面的概述主要借鉴了牛津大学考古学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泰特的《陶器的生产、分配与消费——自然科学的贡献》一文。

生产技术

重建史前陶器生产的步骤一直是陶器研究经久不衰的课题，并得益于多种新方法的发明和采用。美国考古学家普卢登丝·赖斯认为，有必要在制造（manufacture）和生产（production）之间作一划分，前者是指制作陶器的具体操作步骤，而后者主要是指专门化。过去，陶器制造方法只是简单介绍捏塑法、模制法和泥条盘筑法及手制与轮制等。现在它涉及原料、塑形、表面处理、烧造工序等方面。专门化研究涉及器物标准化和生产的组织系统。

原 料  陶土的选料对于保证其制作时的可塑性并在干燥和烧制时不至龟裂是非常重要的，这需要在粘土与羼料之间取得平衡。于是理想的陶土常常需要洗掉多余的不可塑杂质或掺入砂子、碾碎的陶片、有机物如谷壳、粉碎的石头和贝壳等作为羼料。而且，不同产地的陶土也会混在一起使用。由于在烧制过程中的分解，因此不可能用X光衍射法或红外线光谱来确定陶土中原始的陶土矿。但是，选用富含高岭土的耐火陶土可以从含较高的氧化铝（>20％Al₂O₃）和较低的碱（<3％Na₂O+K₂O）来判断，并由扫描电镜对陶土基质的化学分析来做到。根据陶器中的石灰含量，可以区分使用的是钙质还是非钙质陶土，前者含有15-25％分布均匀的石灰。陶器不可塑羼料可以用薄片岩相学分析它们颗粒大小的分布。根据这些颗粒的磨圆或棱角，有可能区分掺和其中的颗粒是陶土中原有的，还是添加的。有时候，还能够根据掺和物两种不同大小的颗粒来判断其为羼料。

成 形  陶器的成形有许多不同的方法，有时器物不同的部位用不同的方法，或按制作程序采用不同的方法。泰特总结道，通过训练和实践，我们有可能从肉眼观察陶器或陶片表面的斑纹、裂隙和接缝、孔隙和羼料的分布与走向，还有器壁厚度的差异来推断方法。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对磨光的或断裂的陶片横截面用薄片岩相学或扫描电镜观察羼料有无方向来判断其制作方法。静电放射照相术以其记录X射线的影像能够增强陶器内掺和物、空隙和接口边缘的清晰度，而为判断陶器的制作方法提供了一种特别有用的技术。比如，拉制的陶器会显示湿粘土在拉制过程中沿陶器壁留下的向上呈螺旋型延伸的掺和物和孔隙。相反，盘筑技术一般显示孔隙的水平排列。然而，盘筑成型后又对器壁进行加工，那么孔隙会呈现与水平不同角度的排列。结合添加柄、流和口沿的信息，静电放射照相术能够区分陶器盘筑和泥片贴塑的接口。范迪弗在研究新石器时代的储藏罐时，结合肉眼观察和静电放射照相术，分辨出近东的储藏罐是用不规则泥片贴塑法制作，而中国的陶罐是用盘筑法成形，然后用砧垫拍打法加固。在分辨轮制时，需要将慢轮与快轮区别开来，慢轮是协助手制陶器成形，而快轮则用于初步成形，使得快轮的速度快得足以使得陶工能用手的向心力来挤压陶土，将其向上拉制成形。

表面处理  陶器表面会用各种方法加以处理，有的是装饰，有的是为了降低透水性，或两兼有之。器表处理包括塑性修饰如压印和刻凿、擦亮、使用陶衣和颜料、烧制后处理如用烟炱或有机物涂层覆盖。柴尔德曾谈到在陶器表面炙热的时候，史前陶工会特意涂上油脂或动物的粪便以堵住陶器壁上的孔隙。泰特指出，用扫描电镜从磨光的横截面观察陶片的泥胎及表面能够分辨许多这类的表面处理。擦亮和施陶衣都能留下较高的光泽，擦亮只是影响表面陶土颗粒的压缩和排列走向，而施陶衣则有一层明显可见的、质感较细和孔隙较少的陶土。施予陶器表面的矿物颜料用背散射电子扫描电镜观察一般能够根据其质感及原子数量对比与陶胎区分开来。实际使用的矿物质可以用元素分析来鉴定。

烧制程序  用来烧制不施釉的陶器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没有陶窑装置的开放式途径如营火，温度上升很快，达到最高温度的时间很短。虽然使用的燃料燃烧有快慢（如稻草或粪饼），但是这种途径一般在20到30分钟就可达到最高温度，并只能维持几分钟。最高温度在500~900度之间，大部分在600~800度之间。烧制环境也会变化剧烈，能够迅速从还原环境变为氧化环境。但是，陶器很少能被完全氧化。因为与多烟的燃料密切接触，使得陶土内的有机质没有足够的时间被充分燃烧。由于升温很快，一般只有粗质陶才能用开放式途径烧制，否则陶土内和化学结合的水分产生的蒸汽无法排出，器物就会破裂。很薄的泥质陶是例外，陶土内的水分比较容易排出。

另一种是陶窑，温度上升很慢，达到最高温度的时间较长。由于热量较大，燃料与陶器分离，达到最高温度一般比较慢，要花一个小时左右，然后能够维持半个小时。在向上拔风的陶窑里，最高温度可以达到600~1000度，大部分在750~950度。烧制环境能够通过仔细结合控制加料和窑门来选择氧化还是还原。这样的控制，加上烧制时间较长和与燃料分开，陶土内的有机质能够充分燃烧，得到完全氧化的陶器。另一方面，如果陶窑在达到最高温度后就封闭窑门，就能产生还原的陶器。由于很慢的升温速度，粗质陶和细质陶都能很好地在陶窑里烧制。

考古研究的很大精力放在确定古代陶器的烧制温度上。采用的方法包括确定烧制温度与陶器矿物学与陶器微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矿物学研究可采用X光衍射法和穆斯堡尔谱法。陶器微结构变化，可以用扫描电镜直接观察横截面，或通过诸如孔隙、热胀冷缩和硬度等特征进行间接判断。除了烧制时间之外，矿物学和微结构变化与烧制温度关系也取决于陶土的成分和烧制环境。然而，根据这些材料来直接估计烧制温度是不可能的，必须采用两种比较方法中的一种。一是重烧陶器样本，不断升温以确定矿物学和微结构发生变化的温度点。另外，如果当地采集的陶土从化学和岩相学分析与陶器一致，那么可用一系列测试样本在某范围的温度中烧制，并与陶器进行比较。

专门化

陶器生产专门化是当下考古研究的热点，因为它涉及剩余产品的交换和贸易，是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重要表现。许多学者定义了一系列生产组织的类型来研究手工业专门化的发展，比如皮科克根据生产单位定义了日趋专门化的发展序列，从家庭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经个体作坊到工厂。赖斯指出，要研究手工艺专门化，超越标准的类型学分析来更多关注原料和陶器本身是有帮助的。她提出了陶器专门化生产需要探索的一系列问题，包括（1）专门化生产的环境和社会政治条件是什么？（2）考古学能否提出像民族学一样的专门化定义？如何从过程及社会政治角度提出考古学的专业化定义？（3）专门化生产证据的本质为何？利用何种标准来分辨专门化生产或专职工匠的产品？（4）专门化要选择哪类“驱动条件”，环境的还是社会政治的？（5）为何某种专门化生产会出现在某些地区，而不见其他地区？（6）当一些社群都进行同样的工艺生产，为何会有各自的社会特征？（7）手工业专门化的演进如何纳入文化演进的一般框架之中？（8）半职和全职的专门化意味着什么？从考古学上如何加以区分？（9）对生产的控制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她认为，经济专业化总是与社会复杂化同步，并认为手工艺的专门化是社会复杂化的伴生物，陶器、技术、形状和纹饰的变化总是反映了生产结构模式的变化。后来，赖斯根据陶器生产模式提出了专门化四个范畴的类型，第一个范畴是原料专门化，指用特定的原料来生产不同的陶器；第二个范畴是功能和产品的专门化，指每群陶工生产某种类型的陶器；第三个范畴是地点专门化，指某个地方的社群专门从事陶器生产；第三个范畴是职业专门化，指陶工专职成为谋生的工作，并拥有专门的技艺。

推断专业化生产的方法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证据来自对陶器生产作坊的考古发掘，观察陶土及其他原料、模具和其他工具、陶窑以及烧制的废品。如果找不到作坊，那么就只能从陶器本身来推断。考虑的因素包括标准化程度、劳力投入、技术水平和分配方式。原料成分、制造技术、器形和尺寸较高的标准化程度一般反映了专门化的批量生产，而较大的异质性则反映了家庭生产。较高水平的技艺以及复杂的制作技术并伴有永久性的设施和装备是专门化生产的证据。一种广泛分布的特殊陶器类型和有限的生产中心也是专门化的标志。

标准化  赖斯认为标准化是与专门化相联但与多样性和缺乏控制相对立的趋势和特点，其发展或多或少与劳力投入和成本效益有联系，以广泛分配或市场供应的产品质量管理有关，并体现了一体化和程序化的生产过程。泰特介绍了布莱克曼等人对叙利亚雷兰土丘公元前2300年的都市中心一处窑场废弃陶片堆积的标准化研究。他们观察陶碗的标准化程度，包括测量口沿的直径、口沿下的器壁厚度、器物高度、器底直径和器底厚度，再结合观察器物每步生产程序的标准化程度，发现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再用中子活性分析对陶胎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发现也存在高度的一致性。这表明，整堆陶碗废片是用同一批陶土制作的。对雷兰土丘其他背景出土的同类器物陶片进行分析，就缺乏一致性。据此，布莱克曼等认为，确实有可能判断某专业作坊单次批量生产的标准化程度。而且，虽然不同窑址不同的生产过程会令器物尺寸和陶土成分出现一定的变异度，但是仍然可以判断标准化批量生产的特点。因此他们认为，对研究的陶器在时空分布的严格控制下，标准化可以作为专门化生产研究的一个参数。

美国学者瓦伦定·卢克斯认为，陶器的标准化反映了专业化程度，因为生产效率越高，标准化和一致性就越明显。他从民族考古学的观察来统计印度安得拉邦低效陶器生产与印度新德里和西班牙高效陶器生产之间的标准化差异，结果显示，生产效率对器物的标准化有明显的影响。作者将自己的观察与布莱克曼等人对雷兰土丘出土陶碗的考古分析结果进行比较，认为这种小规模生产即使由专职工匠制作，有一定的标准化，但其生产效率并不是很高。

分 布

分布研究主要了解陶器的交换与贸易，以分辨陶器生产的中心或产地。首先采用薄片岩相学或对主要、微量和衡量元素的化学分析，将使用相同陶土和羼料的陶器归组。然后确定各组陶器是当地生产的还是输入的，如果是后者，就要设法分辨其产地和陶土和使用羼料的来源。这需要结合各种考古学证据，如特定陶器类型的丰富程度、调查区域的地质学知识、将该特定陶器类型的薄片岩相学和化学成分与已知陶器产地各种类型的陶器岩相学和化学成分进行比较。在对这类分布和产地研究的材料进行解释时，需要记住陶片薄片岩相学和化学成分不只反映了特定原料的来源，部分可能是由于古代陶土配料的实践。

断面薄片岩相学  薄片岩相学用来分辨陶胎的陶土基质是单一矿物还是拌有羼料。总体而言，大于60微米（0.06毫米）的细砂或较大颗粒都被视为掺和物，小于这个数值的颗粒被作为陶土基质处理。根据这些掺和物是陶土里固有的还是作为羼料刻意拌入的，它们反映了获取陶土或羼料所在地的地质条件。如果羼料来自特定的火成岩或变质岩，那么就能够判定陶器生产原料的产地。屡见不鲜的是，往往某一关键羼料类型能够令我们确定原料的来源。然而，对于粗质陶，一般有可能根据陶质本身的岩相学特点了解羼料来源的大致区域。相反，在主要以沉积岩为主的地质条件相同的区域，一般很难判定羼料来源地点，因为用作羼料的石英砂、石灰岩、燧石、和贝壳到处都有。如果羼料是石英砂，那么石英砂的粒度分析或重矿物分析可能有助于分辨其产地。对于细质陶，微量和衡量元素分析是常用的方法。然而，如果细质陶是在火山地区生产的，那么陶土里存在非常细小的火山玻璃有助于判断原料产地的地质条件。

化学分析 对陶器主要、微量和衡量元素的化学分析可以提供成分的“指纹”，以便将用相同原料的陶器归组及区分用不同原料制作的陶器。在挑选陶片样本的时候，尽可能每组样本（15~20件）源自同一类型、同一时期和同一遗址的陶器。早年的陶器产地化学分析主要采用等离子发射广谱学（OEP）、仪器活性中子活化分析法（INAA）、X射线荧光广谱分析法（XRF）。起先，等离子发射广谱学被原则吸收分光光度法（AAS）所取代，最近被顺序型高分辨高频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学（ICPS）取代。原子诱发X射线荧光分析法目前用得比较广泛。在用化学分析来研究产地时，除了拥有的设备外，主要考虑所分析元素的范围、分析的准确性、样本处理的难易度和分析速度、每件样本分析的成本。迄今为止，仪器活性中子活化分析法是陶器产地分析应用最广和最为成功的方法。由于陶器的化学成分部分取决于陶土配料的文化实践，因此从陶器分析获得的成分材料不能简单地用来探寻古代陶工所开拓的陶土来源。而是首先需要从特定遗址或遗址群陶器组合的材料中探寻其结构，应用主成分或聚类分析，将多变量的成分压缩到少量的维度，以集中到成分中最大的变量。然而，正如赖斯指出，了解陶器化学成分变异的原因，以便将化学分析的矿物资料有效地转换为人类行为信息并非易事。而考古学家也易会被眼花缭乱的化学分析仪器误入歧途，忽视新设备的技术局限性。

交换与贸易  对薄片岩相学和化学分析做出满意解释的关键，在于对陶器从各产地向外递减分布的量化分析也即所谓的“趋势面”分析。交换一般是指经常的、独立的、小规模的和对等的互换，而贸易是指有组织和大规模的物质流动。在实际研究中，利用薄片岩相学和化学成分结果分析陶器递减趋势分布以确定陶器产地与其分布点的研究并非易事，因为这需要大批陶器组合材料的定量分析。比如，弗赖伊利用一批陶器类型中分辨出的含云母结构的趋势面曲线来探究古典玛雅后期危地马拉蒂卡尔周围的复杂陶器分配系统。一般来说，水路和海洋运输的陶器要比陆路运输的陶器分布更远，用于社会政治和宗教仪式的陶器要比实用的陶器分布得更远。因此，一般很难从递减趋势来明确地分辨出交换或贸易的模式。

使用

陶器的使用范围从储藏、食物加工、炊煮、盛放、个人的饮食之用到社会政治和宗教仪式，兼有实用和非实用之用途。调查陶器使用和再使用的第一步是仔细评估陶器出土的背景以及可能影响陶器的遗址形成过程。接下来，我们应该分析陶器表面留下来的使用痕迹，如陶器外表的烟炱、粘附在内壁的有机质和陶胎吸收的有机物残渍。最后，我们可以从陶器的尺寸和形状来推断其用途。但是，除了墓葬，考古遗址往往出土的都是陶片，有时很难复原整个陶器的原形，也很难获得合适的材料进行器物表面磨损和有机残渍分布的研究。赖斯指出，陶器的用途研究可能需要区分陶工生产的意图（打算的用途）、实际的用途、废弃时的用途和考古学家推测的用途。因此，陶器不同阶段可能有不同的用途，比如陶罐开始用来储水，后来用来存放干燥的粮食，最后用来种花。

使用改造  陶器表面的磨耗，如刮痕、坑洼和缺损能够透露使用的信息。利用民族考古学观察的各种陶器使用改变，能够帮助解释从考古材料上观察到的使用痕迹。比如，斯基波对菲律宾卡林加村落中陶器组合的使用，发现陶器底部外表的擦痕是由于炊煮时与火塘或薪架接触所致，器表下部到中部的擦痕是由于洗涤所致，而上部外表的擦痕是由于搬运挪动所致。而内部的磨损，与搅拌、奉食和洗涤有关；器壁的剥落与炊煮时水分从器壁上蒸发，陶器内的水面低于剥落部位时仍继续加热所致。在卡林加村，这种剥落仅见于煮饭的陶釜，不见于煮肉或蔬菜的陶锅，因为后者在炊煮时总是保持有半锅的水分。陶器外壁积累的炭或烟炱则能指示器物使用的证据。在开放的火塘上炊煮，几处特定部位所形成的烟炱反映了与火的距离和不同的受热程度。器底因为与火最近，烟炱最薄，有时会完全烧掉，留下一片氧化的斑块。离火稍远的下部外侧表面，烟炱也比较薄，呈暗黑色或灰色。在这片位置以上，大致延伸到口沿部位，由于离火较远及陶器内液体降温的综合原因，器物外壁的温度也不是太高。结果，燃料中树脂微粒的积淀会形成较厚的黑色光亮烟炱。

考古发掘出土的往往都是陶片，虽然其表面的磨耗与烟炱能够用来判断原来陶器的用途，但是无法充分说明陶器使用改变的原因。因此陶片的使用研究主要集中在有机质残渍上，这种残渍或是容器原来储存的食物，或是用来作为内壁防渗漏的涂料。这类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里收到了极大的关注。对器物内壁或渗入胎内孔隙残渍的分析，可以提供陶器用途和过去食谱的信息。最有用的残存有机物是酯类，由脂肪。脂、腊和树脂所形成。酯类用溶剂来提取，然后用气相色谱法将不同的酯类分离开来。与每种酯类相伴的质谱，可以用质谱分析仪来分辨。从古代陶片上分辨除了的酯类质谱，可以与现代容器中提炼的各种肉类和鱼类酯类质谱进行比较。然而，由于动植物产品会因氧化、水解和微生物分解而发生改变，因此经过炊煮和废弃后埋藏的过程，陶片上酯类分析的结果很少能够与现代材料分析的结果完全吻合。

我们能够用固醇的有无将动植残渍区分开来。脂肪酸能够提供广泛的分类，将动物脂肪、奶类产品、鱼类脂肪、植物油等区分开来，但是单凭脂肪酸无法判断具体的动物物种。然而，根据脂肪酸的稳定碳同位素结构，有可能将反刍动物如牛和羊的脂肪与非反刍动物如猪的脂肪区分开来，并能区分反刍动物奶类与肉里的脂肪。还有，存在蜂蜡可以指示养蜂的实践，而植物腊可以用来判断不同的植物种类。采用这些方法，考古学家从罗马细颈双耳罐中鉴定出了橄榄油，从晚期撒克逊的陶器中发现甘蓝菜，美国大盆地印第安土著的陶器内壁用涂虫胶防渗漏。结合傅里叶变换红外广谱技术和化学点滴测试，考古学家从伊朗青铜时代早期陶器残渍中分辨出葡萄酒和啤酒的成分。如果能够发现或复原完整的陶器，对不同类型陶器从底部到口沿内壁酯类大量的分布，能够提供器物用于炊煮的珍贵信息。有机质残渍分析比较耗费时间而且代价不菲，因此这种分析一般集中在少量陶器上。值得强调的是，在根据残渍分析得出的结果对古代食谱进行解释时，需要充分考虑遗址中与陶器共出的动植物群材料。

从操作特点推断用途  从操作特点判断用途主要根据器物的大小和尺寸。例如，哈利根据操作特点对美国佐治亚州公元16世纪的巴尼特陶器进行功能分析。根据80件完整和不完整的陶器，加上从4500件陶片中挑选的器形和可以推断口径的约150件口沿，哈利确定了13种器物类型，并从12种操作特点来考虑它们的功能。这些特点包括器物容量、器物耐用性、东西在器物内操作如磨和拌的容易程度、从器物内取出东西如倒和提取的容易程度、防止器物内东西的泄漏、吸收和保持热量以及防止蒸发的效果。评判这些操作特点的参数包括器物最大直径与高度、底部以上的肩高、器壁轮廓、底部直径、口径和收缩度、口沿轮廓、手柄的位置与大小、重心。还要考虑这些类型使用所致的表面磨损和烟炱比例。于是，哈利推断其中6类器物用于炊煮，4种类型用于保温和奉食，4种类型兼用于储存和奉食，1种用于搬运和保持炉火。

在对生产技术、分布、使用进行介绍之后，泰特还讨论了环境、技术、经济因素、用途和操作、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对陶器生产和技术选择的制约。他最后指出，陶器自然科技手段分析要取得成功，离不开问题导向的野外发掘、实验考古学、民族考古学和考古学理论阐释的多学科整体研究。

起 源

自古以来，陶器起源是文化历史学和技术史的一个经典问题。我国考古界也将最原始陶片年代的推前，看作是考古发现的重大成果。但是，像其他课题如农业和文明的探源一样，我国学者主要关注起源的时间和地点，很少探讨陶器起源的原因。随着1960年代欧美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对过程问题的兴趣超过了时空问题，对陶器起源的原因出现的许多理论探讨。人们认识到，陶器起源根植于生态、历史、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复杂交织之中，起源原因会因古代不同社会而异。

柴尔德曾经谈到，制陶也许是人类最早有意识利用的一个化学变化。早期人类看来，这种从柔软的泥土变成了石头，一定如同魔术一般神奇。布朗指出，陶器发明的关键步骤就是要把陶土变成一种永固的容器。配料、成型、干燥和烧制的各个阶段，对于生手来说都会被视为畏途，很容易把事情弄糟。在过去的解释中，陶器的发明是从涂泥的篮子、窖穴和模仿皮袋获得的灵感。但是，这种模仿不能解释这种对全新器物需求的根本原因。在对各种起源理论做了评述之后，布朗指出，陶器的发明需要考虑新的生活方式对容器的供求关系。由于更新世末到全新世初，原本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者开始采取季节性定居，由于相对稳定的栖居和生存环境、相对低廉的劳力和原料成本，因此使得陶器能够更加适当地来应付容器需求的增长。在技术加工上，虽然陶器生产有多道工序，但它适合一种家庭生产的模式，而且它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通过一次性批量制作、干燥和堆烧陶器来节省时间。还有，陶器生产成本比较经济，制作十件陶罐并不需要生产单件陶罐十倍的时间和劳力投入。反之，石、木与篮子等其他手工容器制作则无法提高其效率。在用途上，由于日益强化对种子、坚果和贝类的利用和加工，容器使用、损耗、以及整体消费明显增长。因此采纳陶器对利用植物种子为主的维生方式具有很大功能优势。

赖斯也总结了陶器发明的理论，提出了四种假设。一是建筑假设，即制作泥砖和敷设泥墙对陶器技术发明的启示。二是烹饪假设，这是传统的解释，认为陶容器的发明是由于炊煮的需求。这种看法认为陶器出现之前，先是发现晒干的陶土能够用作坚固的容器，并能放在火上烘烤，并能用来盛水。烹饪假设得到了世界各地考古证据的支持，因为许多地方最早烧制的陶器都模仿其他材质的食物容器。另一种烹饪假设是用裹着泥土烘烤鱼、肉和禽类的实践，这种做法见于许多国家的菜谱，如中国的叫花鸡、印度烤鸡和墨西哥尤卡坦的烤猪排等。三是资源假设，即中石器时代对各种资源的强化利用，需要发明各种技术来处理、加工以前不利用的资源，如种子、坚果和贝类，也即所谓的r-选择资源，四是社会象征假设，即陶器是在复杂狩猎采集群体中发明的，而世界各地许多最早的陶器都制作精致，并有精美的纹饰。因此这些陶器在社会中很可能用于夸富宴，并具有象征地位和财富的作用。

分辨族群

长期以来，陶器研究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构建考古学文化，并设法将这种文化单位与族群身份相对应。后来，这种由科西纳和柴尔德倡导的方法被认为存在很大问题。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英国考古学家伊恩·霍德在肯尼亚巴林戈湖地区所做的民族考古学调查，籍以检验和判断物质文化是否能够用来区分族群的界线。他先用个人饰品——妇女的耳环来观察当地三个部落间差异，发现被调查者确实会用这种特征来表现其部落特性。但是霍德也发现，如果用陶器或工具作为观察和分辨的标准，那么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于是，考古学家认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能够用简单的物质文化标志来确定社群身份或分辨社会界线。

然而，有些考古学家仍不放弃对这个难题的思考和尝试。比如美国学者米莉亚姆·斯塔克突破以往将形制/功能两分的视角，提出了“技术风格”的概念，认为生产过程和装饰工艺都是由内在不易改变的文化传统所决定。这种技术风格不同于类型学研究的那种形制，而是一种行为与物质文化的复合体，反映了区域技术系统，以及掌握了这些技术的陶工。这些技术风格的界线往往与社群分布范围相一致，因此是分辨社群身份的理想对象，而且要比孤立的形制或装饰特点更能够体现社会界线。作者进而用菲律宾高地民族考古学的观察来检验她的理论，确认形制与功能密不可分，如果能突破这种传统的两分，我们才能找到更多细微差别来了解社会因素。

比较与思考

从上面的介绍可见，陶器研究的发展已经从一种断代和定义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工具，变成了了解人类生计、技术、贸易和社会复杂化的信息来源。而研究方法也从比较单一的类型学描述转向依赖自然科学手段的微观与宏观分析。由于我国学界目前仍然采用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因此在许多考古报告中陶器的分析仍以类型学为主。然而，在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下，一些新的思考和研究取向也已经出现，陶瓷器的成分分析也成为科技考古的常见成果。而民族考古学的田野观察，也被采用来了解手工陶器的生产方法、工艺流程和使用功能。

汪海宁在《古代陶器的研究视野》一文中，对我国陶器研究的传统进行了反思，认为我国的陶器研究应该突破类型学的窠臼，扩展视野以了解陶器在古代社会中，包括技术、社会和精神方面的功能，比如环境与制陶术的关系、成型与烧造工艺、分配与贸易、使用与废弃。在技术手段上，要采取各种科学测试技术和显微分析来提炼各种信息，其中包括对陶器残留物和埋藏基质的分析。在分析方法上，要用数理统计方法做抽样及定量定性分析，以便处理大量的陶片样本，克服分类、观察和论证中的经验性偏颇。他还建议重视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来了解陶器制作的工艺流程以及陶器的分配和使用等问题，为考古遗存与人类行为之间构建一座的桥梁，以便更好地透物见人。

王涛在《中国早期陶器的研究》一文中，回顾了国内陶器研究的简史，将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认为这种研究开始主要集中在我国的陶器起源时间和地点及其形制、质地、纹饰和烧制等问题，之后逐渐重视制陶技术，成分结构和烧制温度，到上世纪末开始采纳国外的一些理论方法，从人地环境角度来研究早期陶器。在研究视野上，王涛也指出了过去类型学方法的局限性，陶片除了被用来建立文化时空框架外，对其他方面关注不够。对于考古科技，他认为现在的科技和显微分析主要用在瓷器上，在陶器分析上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并呼吁采取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古代陶器，包括残留物、植硅石和淀粉颗粒的分析。

然而，这两位学界新锐的文章发表时间前后相差十一年，从文章讨论的内容来看，可以发现在这十年里我国的陶器研究的推进仍然缓慢。看来，除了了解、引入和应用先进技术之外，还要更新我们研究的理念，学会理性思考，研究要有问题意识。这样才能为陶器研究开拓广阔的探索领域。

作为陶器发展的后起之秀，瓷器在中国文物考古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由于瓷器的起源动力和流行的时空范围与主要流行于史前阶段的陶器并不重合，因此陶瓷器虽然被归为同一文物门类，但是研究旨趣却大不相同。瓷器研究目前大体仍然囿于一种“古董”和收藏范围，以精美和罕见为取向。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集中在官窑和罕见的精美产品。而民窑的大众产品相对备受冷落。这种文物研究和收藏有时虽然借鉴考古学方法和引进科技鉴定技术而被披上了一层“科学”外衣，但骨子里大体仍是清末民初的“古器物学”翻版。而现代化的高新技术主要是被用来鉴定真伪和确认年代，而非用来解读和探究文物内在的各种历史和社会问题。于是，我们常看到在研究报告或论文中，将归属可靠和有纪年的器物作为最重大的成果隆重介绍，甚至在结论能以说明其是“迄今最早”而凸显自身的价值。而一些显然具有重要社会和历史价值的瓷器发现，因为无法考证其官窑身份而认为价值受损。比如，1980年11月江西省高安县出土的元代窖藏瓷器238件，其中的51件枢府瓷与明代《新增格古要论》中所记载的元代卵白釉产品中的上品吻合，这本来是一件值得深入研究的新发现，但是研究者则做了这样评价：“高安元窖藏卵白釉瓷，虽然胎薄透光。质白细腻，坚致纯净，但均惜无'枢府’二字，成乃美中不足”。

这种欠缺也常为业内人士所诟病，比如林士良指出，古陶瓷研究多限于窑址调查、贸易、年代学、工艺与装饰艺术，运用考古方法对生活遗址和港口资料做深入研究实在太少。宋伯胤则提出五个方面的拓展方向：（1）从纵向往横向的发展；（2）从直观向科学实验的发展；（3）从器物向深层的发展；（4）从成品向生产序列的发展；（5）从内销向外销的发展。他还呼吁突破收藏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纯器物视角，需要从作坊、产品和环境三部分来重建历史原貌，特别强调环境是兼指自然环境与窑业的社会环境，用考古学方法，从年代学、地域、民族、宗教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全面考察。其强调陶瓷研究的信息不是来自器物本身，而是不同方面和途径的人地互动关系研究，为后来的陶瓷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启示。陈彦堂等讨论了汉代铅釉陶的生产技术题，从对出土器物的观察和与其他地区相同技术进行比较研究，体现了从现象探究本质的理性思维。黄义军则从地理学视角来分析古陶瓷及其传播，运用文化地理学、区域观察等方法研究古陶瓷，特别是其生产与技术传播的问题，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在这里，环境因素被分解为自然与人文两方面，两者相互作用下形成了瓷业生产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外先进的陶瓷考古思想相吻合，即注重多角度的以人类与自然互动产物的角度看待历史文物，注重文化的时间过程与区域观察，环境-人-文化三大系统之间互相影响与塑造的作用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现象与遗迹。在官窑瓷器研究上，刘新园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皇帝个人偏好与官窑瓷器制作与社会经济互动的历史背景之上。这比单纯的器物纹饰研究或者皇帝生平研究都更加有针对性，有这样比较全面而又有针对性的研究基础，再进行分类以及纹饰等细节的探究就更加有说服力。

刘毅对古陶瓷研究做了历史回顾，并对现状做了深刻反思，其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他将瓷器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唐至清的金石学阶段，晚清至民国初年的古器物学阶段，1920年至今的科学考古学和自然科学方法阶段。他认为，目前的成果多集中在官窑的调查、理化测试为器物提供年代和产地证据，缺点是研究方法的贫乏和阐释性研究太少。我们不应满足于调查发掘，现象说明，而是要拓展方法论，努力解释现象，探讨陶瓷的生产制度和手工业发展史。他还提出了几个突破方向，包括：探索新方法，进行考古学、历史学、制造工艺、装饰艺术和科学实验的学科交叉；开拓新的领域，完善学术体系，突破器物本身，关注文化史，寻找新的方向和议题；加强信息交流，避免重复劳动等。如果瓷器研究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那么其探索的方法和问题基本和考古学的陶器研究可以并驾齐驱了。

瓷器研究也有值得借鉴的国外经验，比如殷敏等对浙江原始高温釉瓷的成分分析，她在英国导师的指导下，利用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科技实验室的先进手段，对浙江德清出土的原始瓷和相关窑炉样品进行研究，获得了有关原始瓷生产的原料选取、制釉和烧造技术的初步认识。还有美国学者沃尔特·丹尼对收藏在美国一些博物馆里的中国与奥斯曼帝国青花瓷标本的研究，作者从奥斯曼宫廷细密画、王宫财产账单到陶瓷器本身的实例分析，勾勒出中国青花瓷在以奥斯曼和波斯为代表的中西亚世界受到推崇和珍爱的情景。作者还根据伊斯兰青花陶器与中国青花瓷在图案、造型、色彩方面的细致比对，分析了土耳其工匠如何利用中国青花瓷器灵感，因地制宜，从完全照搬到加以变化和创新，制作出具有自己风格的伊斯兰青花陶器。这种艺术史分析可以为我们器物研究较为狭窄的视野，提供透物见人的榜样。

小 结

“道在器中，理寓物内”，陶瓷作为遗存极为丰富的古代人类物质遗存，其拥有的不只是作为文化时空标志的意义或审美方面的价值，它还包括了不同时代人类制作、使用和弃置过程中的各种活动信息。所以，泰特建议采用“操作链”的概念来研究陶器的生命史。探究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有理论的指导。英国考古学家伦福儒和巴恩为考古学研究分为相互交织的三个方面，一是问题、观念和理论，二是研究方法和技术，三是田野考古发现。问题和理论主导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并且指导寻找哪些考古材料或样本；方法和技术根据设计要求，为解决特定问题来分析各种材料和提炼信息；田野发掘则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方法和技术的要求采集样本。这三个方面都是彼此衔接，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特定的问题意识，方法的选择和好坏就没有标准，再先进的技术也无用武之地，这样的发掘往往以典型、罕见、精美和完整的器物为目标。有了理论和问题的指导，采用哪种方法以及创造新方法就有了明确目标，而且田野发掘也对寻求和收集的材料有了明确的选择和要求。所以，我们目前对理论的作用了解的还是太少，需要虚心学习国际上的许多成功经验。

陶瓷器实际上是同类的土质文化遗存。只是流行时代不同，关注的学者群体有异，所以似乎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其实，陶瓷器可以用相同的问题导向和理论方法来研究，从操作链的视角，来重建这些器物在史前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中的生命史，复原这些器物兴衰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进程。史前陶器有日常用品，也有比较精致的奢侈品；瓷器有民窑制作的日用品和官窑制作的艺术品和奢侈品。这些器物都可以放到不同的社会背景里，用相同的技术方法来了解它们的生命史，籍以重建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贸易、生计、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这样，中国的陶瓷研究才能突破传统的窠臼，真正达到透物见人的境界。

原载：陈淳、杨茜，陶瓷器研究的进展与思考。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复旦大学遗产研究中心编：《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5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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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 P.M. Evolution of specialized pottery production: A trial model.  Current Anthropology 1981, 22(3): 219~240.

Rice, P.M. Recent ceramic analysis: 1. function, style, and origin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96, 4(2): 13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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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 P.M. Pottery Analysis—A Sourceboo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Rice, P.M. Speci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diversity：A retrospective. In Bishop, R.L. and Lange, F.W. eds. The Ceramic Legacy of Anna Shepard. Boulder,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1991, 257~279. （中译：赖斯，专业化、标准化与多样性：陶器研究的回顾与观察。许志勇译、曾曾校，《华夏考古》，2007年第3期。）

编辑：任小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