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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德赓  年代是历史研究中首先要接触到的问题，历史事件不能游离于时间之外。古人是重视纪年的，但由于历法的变更，纪年方法的变化，干支前后的重复，给后人带来很多困难，因此就需要我们对上述问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取得一定的规律性知识，这种知识就是历史年代学。 一、 我国历史年代学上的四个问题 1. 历法问题：我们现在有阴历和阳历。古代只有阴历，阴历的二十四节气（包括十二节气和十二中气）是对南中星观测的结果。一年之内，阴历比阳历少十一天。于是用闰月的办法补足这个差数，调整阴阳历年和月之间的差距。历代历法虽有不同，但总的趋向是愈来愈精确。古书上常有“某某日（干支）朔，日有蚀之” 的记载，日蚀多在初一，后人根据这一天有无日蚀的记载，可以检验当时历法是否准确。 闰月，古代多在正月或十二月。汶武帝太初元年下令改行《太初历》以前，以九月为闰月，称“后九月”。此后，闰月分散在各个月份。自清代颁《时宪历》后,再没有闰正月和闰十二月。 秦朝和汉初以十月（建亥）为岁首。但我国历代习惯皆以正月（建寅）为岁首，这就给我们造成混乱。《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载: 陈涉于二世元年七月起兵，至二世二年十二月陈胜亡。元年有七、八、九月三个月，二年有十、十一、十二月三个月，所以实际上只有六个月，不懂历法就会误解为一年半。此后，王莽和武则天也改过历法，王莽以十二月（建丑）为岁首；武则天以十一月（建子）为岁首。但总的说来，多以正月为岁首。 有了西历后，于是有中西历对照的问题。西历公元元年是汉平帝元始元年，我国最早的纪年是周代共和元年，相当于公元前八四一年。中西历对算有个规律，一年是辛，二年是壬，三年是癸，四年是甲，……，十位数恰与'天干”对称。近代阴阳历混用，给年代推算带来新的困难。如辛亥革命，是阴历八月十九日，阳历十月十日，相差五十多天。如果只记载年、月、日而不标明中历还是西历， 后人就难以明了。 2. 年号问题：汉武帝之前，历代无年号，只有“某王元年、二年”，“某公元年二年”的记载。时间久了，许多事情就不容易搞清楚。有了年号，就便于记忆了。汉武帝建元元年，始用正式年号。这虽与方士之说有关，实是历史上的需要。汉武帝以六年或四年换一次年号，六年换一次的换了六次，共三十六年，四年换一次的换了四次，共十六年。最后的年号叫做“后元”，共两年（汉武带死于后元二年）。唐代的高宗和武则天改换的年号最多，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共有年号十四个；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共有年号十七个（一说十八个，神龙本为则天年号，中宗复位，沿用未改）。明太祖制令子孙，每个皇帝只能用一个年号。清代沿用其制，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是一个皇帝一个年号，只有明英宗，因为“土木之变”。出征被虏，回朝后另换了一个年号，所以他用了两个年号。 年号是皇帝的标帜之一。新朝皇帝登位，要立国号、年号。不承认某一政权，便不采用他的年号。正统王朝有年号，地方政权以及农民起义军都自立年号。因此历史上年号是很多的。在年号问题上,情况很复杂。如五代十国的吴越，一方面承认中央政权的年号，另一方面，在自己统治区内又立秘密年号。明末遗民不承认清政权，所以不用清朝年号，只用干支。清初有的文人巴结清朝，在明朝还没亡时，就改用清朝年号了，所以从年号上可以反映出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 古代帝王好用吉祥的字眼作年号,所以有很多年号是重复的。赵匡胤以“乾德”作年号，后来在一面镜上看见已有“乾德'二字。他问别人，才知道原来四川的前蜀的年号也叫过“乾德”。这是无意的重复。另外，也有故意重复的。如唐肃宗恢复唐高宗的“上元”，元顺帝采用元世祖的“至元”。便含有光复先人业绩的心愿。关于“年号”问题，清人编纂了工具书，可供我们利用。如钟渊映的 《历代建元考》，李兆洛指导他的学生六承如著的《历代纪元编》。《历代纪元编》分为三部分，一、查某皇帝有何年号，二、查某年代是何帝何号，三、按韵（最后一个字韵）次求年号。《书目答问》称“此书最便”。至于钱币上的年号，《历代纪元编》还是不能解决。 3. 干支问题：干支的发明和运用，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特点之一。古人用十“天干”、十二“地支”作为纪年、月、日的符号，干支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但干支组合而成的六十轮转表，则是有规律的。上下两个月朔日的天干是同字的，则上月是大月，（如上月初一是甲子，下月初一是甲午，则是上月为大月）；如上下两个月朔日的天干不是同字则相反，即上月为小月。干支的配合不能弄错，配错一个字就要发生很大的差数，造成种种困难。陈垣著《二十史朔闰表》最为精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历法、干支和年号等方面的问题。 古人用岁阳、岁阴作为干支的代名词，见《尔雅·释天》。如壬寅用“玄黓·摄提格”代替。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用岁阳、岁阴纪年，清人称赞他“一丝不苟”，也有人对此提出批评。朱熹的《通鉴纲目》不用岁阳、岁阴纪年。又有人不用数字纪月，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称：山东人刻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将“壮月”（八月）误为 “牡丹”。这些比较古怪的代名词，徒增阅读古书的繁难，不可使用。 4. 人物生卒年月问题：我国古代的人物传记，有的对生卒 年、月、日都有记载，有的记载不全，因此，研究人物的时代，就发生了困难。廿四史的人物传记便存在这种情况。司马迁是史学家， 但他的生年就有五种说法，其中以王国维考订“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和郭沫若考订“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占居优势。和尚除了生卒年月问题以外，还有出家的问题，和尚出家的那一年叫“僧腊”，很容易把僧腊误为生年，要注意。玄奘法师的卒年也有五种说法（和尚的生卒年月可参看《释氏疑年录》）。人物的生卒年月记载不一而发生歧异，一时又搞不清楚，不妨存疑。宋代开始有年谱学，现在有年谱约一千多种。最早给韩愈、柳宗元、杜甫等文学家作年谱，逐渐扩大范围。年谱经过种种考证，理该不会发生大问题的，而实际上两种年谱所记载的生卒年往往不同。因此，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物的生卒年，首先得看看几种 说法，再作断案。钱大昕的《疑年录》始于郑玄，终于戴震，是一本没有完成的著作。后人以为他的名气大，将此书出版，其实有很多错误。姜亮夫纂定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 1959年9月重版）是一本较好的工具书，但也有错漏。如南宋的韩侂胄战败被杀，首级送往金阙议和，卒于宋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综表》作金秦和二年（公元1202年）,而在备考中说“或作卒开禧三年”，相差五年的时间。叶方蔼于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与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是同榜探花，而《综表》说他生于康熙二十一年（公元 1682年），错误更大。这本书还有待作进一步的订正。 以上四个问题，是历史纪年上比较突出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批判地吸取前人的经验，采取适当的方法加以解决。 二、 查历史年代的具体方法 这里说的具体方法，只是提出解决历史年代问题的途径，并不是对悬而未决的历史年代方面的问题作出具体的解答。一般地说，研究历史年代的人，经常要运用下面的这些方法。 1. 利用工具书。关于历史年代学方面的工具书可分为两种: 一是常用的工具书。如各史的“年表”、万斯同的《历代史表》和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等，都可以用来问难解惑，解决一般的问题。一是个人自制的备用工具书，这种工具书可以结合自己治学的过程逐步积累有关的材料，便于自己査考，它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副产品。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先作《历年图》和《稽古录》，在思想上建立历史时间的联系，然后从事史书的写作。《历年图》和《稽古录》便是他自己备用的工具书。但是，工具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不便携带，这就需要用别的方法去解决。 2. 加强记忆。记忆是基本功，也是训练思想的重要方法。有些重要的年代，必须要记住。有些学理科的同学以为学文科的同学有广阔的想象空间，可以展开幻想的翅膀任意飞翔，不必死扣数字，这是一种误解。学文科的人是不能不记年代的。记忆年代必须与史实相结合。毎个朝代有开始和结束，记住其起始和终结的年代，就能推算出它共存在多少年。如西汉有多少年，东汉有多少年，都要能够不加思索地对答如流。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爆发了中国人民反抗清朝残暴统治和外国侵略者奴役的惊天动地的战斗事迹，非常重要。我们对这些皇帝的承接顺序，在位时期（包括中、西历）都需熟记，以便推算重大事件发生的年代。自己能记住一些年代，在应用时就灵活了。对干支不熟悉的人，必须认真补课，最好能把它背出来，才能应用自如。 3. 博学广闻。历史年代上的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工具书得到解决，要多读书，精与专相结合，而博学是精专的基础。前人治史学主张博学广闻，有一定的道理。中国史部的书很多，如果没有广 泛的知识，就不能向前行走一步。 有关历史年代的知识，大致包括下列四个方面： (1) 语言文字与年代有关系：语言文字随着时代的更送而改 变，一定的历史时期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反映它所属的特定时代。如宋元时期称“你们”、“我们”作“你每'、“我每”，元人把“货物”叫作“物货”。清代某学者不了解这种情况，于是把“你每”、“我每”校改成“你每每”、“我每每”，把“物货”改成“货物”，闹了笑话。又如 '邱'字，雍正时才有,以前避孔丘讳，凡遇“丘”字都会缺短竖的那一笔，改讳“邱”字是雍正以后的事。从前有人买到一本清初画家吴渔山摹古画册，画上题有“李营邱秋渡图”，意即吴渔山临摹宋朝画家李成 (号营丘)的画，这位买画人不了解'邱'字的时代性，以为自己得到奇货，赞不绝口，殊不知买来的是膺品，清初的吴渔山还不知有“邱”字。 (2) 避讳与年代有关系：避讳是封建社会特有的现象。避讳 的字或缺笔画或改字，情况很复杂。一般地说，避讳的字与当时王朝有直接关系，政权易手，避讳亦随之改变，所以可以用避讳断定年代。但也有后代仍然沿用前代避讳字的。搞古籍版本的人，对这个方面很有研究，考订宋版书，往往看避讳到什么时候止，便可断定这部书刻于什么时代。唐人修的《晋书》中的“丙”字皆作“景” (丙子、丙午作景子、景午)，这是因唐高祖李渊的父亲叫李丙，需要避讳的缘故。汉文帝刘恒与宋真宗赵恒同名，都讳恒字，则不可执一而论。关于避讳的问题，可参考陈垣的《史讳举例》。 (3) 官制与年代有关系：我国的职官名称极多，有的官名贯 通古今，有的官名为某一时代所专有。专用的官名可以考定出特定的历史年代。如唐宋时期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的官名。“巡按御史”这一官名明朝有，清康熙以后不再使用。北宋有“走马承受”，是皇帝的特务。又有“勾当公事”，因“勾”字与宋高宗赵构的“构”字音近，犯讳，改为“干当公事”，是重要的官职。这些官以后就没有了。元代的地方官有“达鲁花赤”，清雍正以后有“军机大臣”。这些官名都体现出各自的时代。宋人、明人和清人的诗文，往往不记其写作的年月，而记其官职。有些诗文就可以从官职推求其写作的年代。《资治通鉴》是分段修编的，所以官名不整齐划一。读它时需要注意。 （4）地名与年代有关系：州郡的分合和改名，古今不一。有 些地名是一定时期的特称，可以考定其年月，各地的方志记载的地名比正史的记载要详尽得多，应该大大地利用。郦道元注的《水经》，相传是东汉人桑钦所著。而清人根据《水经》上把'广汉”、“晋宁”写成“广魏”、“魏宁'，认为改写了的地名非东汉所有，而为三国时的特称，故认为《水经》是三国时人的著作。清朝钱大昕是一个用官制、地名考证历史年代的能手，他发现《晋书·地理志》的“侨州”上有“南”字，如“豫州”、“兖州'之上皆有“南”字，觉得不对，因为我国州郡分为南北是南朝刘宋（刘裕）以后才有的事情，东晋初年北方的地主官僚南迁，用原来住地名祢称新居之地，并未冠以 '南”字。因此钱大昕弄清了一个问题，即认为《宋书·州郡志》，先修成，而《晋书·地理志》是抄《宋书·州郡志》而成的。 考证某一历史年代，不能孤立地应用上述知识，必须互相补充启发，才能得到较正确的判断。 原载江苏师院历史系编《中学历史教学》1979年第一期1979年9月 资料：柴正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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