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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知堂回想录》期间，同时也随手披阅了当代一些专家学者的学术著作，如钱理群先生著《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第1版；钱理群先生著《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王锡荣先生著《周作人生平疑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孙郁先生著《鲁迅与周作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黄乔生先生著《八道湾十一号》，三联书店2016年4月第1版；黄乔生先生著《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第1版；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系列丛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等。多方参照，钩玄探微，比对斟酌，转益多师，眼界大开，心胸豁然，确实过了一把阅读的瘾，痛快淋漓之至。 在我所披阅过的图书中，有一幅知堂的照片每每作为插页或插图被收录其中，引起了我的格外关注，每次看到这幅照片，都会情不自禁地多停留片刻，内心深处也不禁涌动起了情感的波澜，可以说是五味杂陈。这幅照片是1946年7月19日上午，知堂被法警押送至南京首都高等法院途中所摄。照片中，在两位法警的押送下，知堂着一袭白色长衫，脚穿圆口布鞋，正步履矫健地行走在青石铺地的庭院里，腰板挺得笔直，随意而轻松地摆动着双臂，面带微笑，嘴唇上黑色的短髭将一笑而露出的牙齿衬得格外洁白，仿佛刚做了一场非常满意的学术报告之后，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出报告厅到贵宾室小憩似的，显得从容自信，风神潇洒，顾盼神飞，没有丝毫的惊慌与不安。每次看到这幅照片，不知为何，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鲁迅的一句名言：“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即便作为汉奸被依法逮捕，押送法庭，接受审判，知堂依然镇定自若，从容不迫，这不仅表明他的心理素质非常稳健，心劲特别的强大，还在于他始终认为自己无罪，不仅无罪，反而有功——在华北沦陷区内，他借助自己特殊的身份，做出了许多有益于国家和国共两党的事情。“像我这样的有功之人，还要接受审判吗？笑话！”——或许，这就是知堂当时的真实心理。 阅读《知堂回想录》时，很想看到他对于自己在北平沦陷期间出任伪职，堕落成为汉奸的真诚的忏悔，但是，非常遗憾，他非但没有忏悔的意思，还多次委婉地倾诉着他的苦衷，他的冤屈，他的贡献，他的忍辱负重等等。后来，他又在其它文章中再三申明此意，反复辩解，喋喋不休。他说，自己之所以不能像绝大多数教授那样毅然南迁而滞留北平，是因为家口太多，拖累严重，即使自己一人可以南下，也是徒耗旅费，无法筹措资金以养家糊口，实在是出于无奈。他说，自己滞留北平，后来出任北大图书馆长和文学院长，是在执行北大校长蒋梦麟的指示，看护北大校产，为此北大每月还支付其五十元钱作为酬金，而此项工作做得也非常出色，抗战胜利后北大校产确实有增无损。他说，北平沦陷后日方多次邀他出来做事，均婉拒之，正因如此才惹怒了日方，导致1939年元旦被日本人谋刺以相威逼的事件发生。他说，即便他后来出任伪职，附逆落水，也是消极应付，并无做出有负于国家民族之事；相反，倒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直接出面或间接附和营救出了一些进步人士，并且还保护了李大钊先生的两个女儿。他说，因为他对待日方消极惰怠，并在1942年写出了《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表达了“人己皆得生存，皆得幸福，这便是中国人的现实主义，可是若是生存受了威胁，那也就起来反抗，这就要乱得一团糟了”这样的主张，被日本人片冈铁兵视为眼中之钉，骂他是“反动老作家”，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说，自己出任伪职属实，但是，其真实动机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秉持的是“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的方针，因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云云。 知堂为了达到逃避制裁的目的，不仅自己百般狡辩，其妻儿也狂呼冤枉，其女婿也四下活动，其门生故旧则奔走呼号，煞是热闹：先是沈兼士、俞平伯等十五位知名教授和文化学者联名向南京高等法院递交呈文，极力说项，为知堂开脱罪责；接着，由徐祖正、杨丙辰等五十四名教授学者再次联名上书，为知堂恳切陈情，“保证周作人并未通敌谋国，且曾作有利于青年教育之行为，恳请略迹原心，从宽发落”；同时，他的儿子周丰一直接上书当时最高领袖，申说其在沦陷区内做过的有利于抗战的功绩，要求无罪赦免；在俞平伯的恳请之下，胡适也以北大现任校长的身份开具信函，证明北大前任校长蒋梦麟确有托付知堂等四位教授代管校产一事，待抗战胜利，北大复员，清点校产书籍，“尚无损失，且稍有增加”。再加上为知堂担任义务辩护的王龙律师，既是当时名嘴，谙熟业务，耸动沪宁，风头旺健，又与知堂有“同窗之谊”，所以不遗余力，倾其才学，辩护词写得婉转优雅，法庭上慷慨陈辞，论辩滔滔，一时大有力挽狂澜，逆转案情之势。 知堂附逆落水，沦为汉奸，逮捕入狱，接受审判，果如其人所说是衔冤负屈的吗？绾合当时社会舆论以及当代多数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南京高等法院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四年，禠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必需外，没收”；因知堂不服判决而上诉，经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终审判决“周作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年，禠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已经部分采信了他在附逆期间所做的一些益事，也酌情考虑了当时部分教授和学者的陈情与证言，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量刑并不算重；到1949年1月26日被保释出去，他实际上待在监狱里的时间仅为一千一百五十天。狱中，知堂倒还颇有一些文化人的云水风度，尝写有《拟题壁》一首，云“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此诗，尽管被知堂自己评之为“缺少温柔敦厚之致”，但也不失为灵性之作，显示出了他的一如既往的从容与文雅。 知堂确实应该深刻反思，向国家和人民忏悔认罪。据统计，他自1939年1月12日首次出任伪职，接受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截止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七年来共担任或兼任伪职达三十四项之多，影响最大也最为恶劣者有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伪新民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伪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副统监、伪教育部编审委员会特约编审、伪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伪中日文化协会华北总分会理事长等职务。在担任或兼任这些职务时，他秉承日本主子旨意，积极履行汉奸义务，可谓殚精竭虑，只恨分身无术。他不仅参加各种会议，也组织召开各种会议；不仅接受访问，还积极四处访问，东到东京，南到南京，北到“新京”，晋见拜谒，“视察治安强化运动”，“慰劳”敌伪官兵，多次向敌伪组织捐款，献媚讨好，唯恐落后。他无数次地和日本要人以及大小汉奸聚会欢谈，觥筹交错，仅担任伪教育总署督办期间，与大汉奸王揖唐、朱深等轮流宴请达八十余次；他迎送接待的日本要人中，有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和冈村宁次、驻华公使重光葵以及间谍头子土肥原等。查看知堂的日记，仅1941年，1月份就有汉奸活动14项，2月份8项，3月份14项，4月份出访日本更是活动频繁，之后每月均有五六项至十五六项不等，最多的一天就有六七项汉奸活动。在诸如此类的活动中，他发表演讲，致辞讲话，视察工作，接受采访，撰写亲日文章，推行奴化教育，积极捐助钱款，不惜献媚取宠……从此，再也寻不见当年那个和易冲淡、深居简出、低声细语、温文尔雅的文化学者的形象了，耸立于人们面前的，简直就是一个政客、显要、达官或“政治明星”。 如此知堂先生，实在匪夷所思。 —————————————————————— 这是“HN野菠萝”推送的第161篇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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