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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知堂全家“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原因，不仅有其祖父周福清因科场案而受到的牵累，还有其父亲久病在家、延医用药的诸多破费。当时，为父亲治病，就是周氏兄弟少时居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其间所遭受的磨折与委屈，甚至成为了他们一生中的梦魇。于是，兄弟二人都以《父亲的病》为题写过回忆性的文章，且文章的重点均放在了庸医害人这一点上，其区别在于知堂写得平实而具体，鲁迅写得生动且深刻；知堂语言朴实无华，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虽然内敛，但透过字句，仍可感知其愤慨之情；鲁迅则运用文学手法，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描绘细节，塑造典型，揭露深刻，不留情面。在他们兄弟二人的笔下，这些缺失医德的害人的庸医，其主要表现就是贪婪成性，不学无术，冷酷狡黠。 先说其贪婪成性。旧时医生看病，一般分为坐诊和出诊两种。坐诊是指医生在诊所，患者到诊所就诊，医生经过望闻问切一番程序之后，心中已知患者基本病情，然后根据经验，思忖斟酌，开出处方，患者按方抓药。出诊是指医生到患者家中看病，看病的过程与坐诊基本相同。如果是坐诊，患者付费一般分为处方费和药费两种，如果是医生看病又兼开药铺，一般来说只收药费，盖处方费已包含其中矣。出诊的情况就复杂一些，《知堂回想录》中说：“名医出诊的医例是‘洋四百’，便是大洋一元四角，一元钱是诊资，四百文是给那三班的轿夫的。”鲁迅在《父亲的病》中，开篇即写绍兴一位名医的出诊费，道：“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见《朝花夕拾》）所谓“特拔”，揣度之下，即类似于现在的挂急诊号或专家号，是病情紧急或情况特殊时，特别的请医生出诊看病。鲁迅还记载说，就是绍兴的这位名医，有一天夜里到城外给一家的闺女看病，出诊费竟高达一百元，到了之后，“却只是草草地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处方，拿了一百元就走”，结果，竟把人给医死了，不得不小心翼翼，加倍赔付，以免官司缠身。鲁迅还说：“现在的都市上，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了。”（《朝花夕拾·父亲的病》）对此，知堂也同样感慨道：“这一看资，照例是隔日一诊，在家里的确是沉重的负担。”（《知堂回想录》之十二）每次看病，大洋一元四角，隔日一诊，连续三年之久，确实一笔极大的开支。同时，医生的生财之道，还在于他经常会开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药剂或药引，暗示患者及其家人到与他“有些关系”的药铺去抓药，他好从中渔利，分一杯羹。为了吸钱，不择手段，性本贪婪，可恶可憎。 再说其不学无术之状。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关系到人的切身性命与安危问题。如果医生不学无术，胸无点墨，已经堪比屠夫杀手，害人匪浅；如果再装模作样，道貌岸然，则如同犯了故意杀人罪后，还要巧言令色，掩过饰非，简直就是丧尽医德，非人族类，令人挥老拳以痛殴之方勉强解恨。且不说他们所开具的处方多么荒唐，单是药引就已经荒谬绝伦了——“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一对”“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平地木十株”，“败鼓皮丸”——对于寻找药引这样的事情，周氏兄弟在各自的文章中均有详细的记录，可见当时为了救治父亲的疾病而悉心寻觅药引一事，让这两位兄弟真是为难到了极点，所以才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对此，鲁迅痛加鞑伐，深刻揭露道：“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服它。”后来，名唤陈莲河的医生还推荐了“一种丹”，说是“点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见效。因为舌乃心之灵苗。……价钱也不贵，只要两块钱一盒。”（《朝花夕拾·父亲的病》）就连患病的父亲听了之后，“沉思了一会，摇摇头”，坚决地否定了这味荒诞不经的药剂。正是基于对如此缺乏医德医术的江湖郎中的彻底失望与深刻认知，才促使鲁迅后来有了到日本仙台医专学医的决定，“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呐喊·自序》）。 这些庸医的冷酷狡黠尤其令人痛恨。鲁迅和知堂兄弟二人均曾回忆说，经过名医姚芝仙两年时间的诊治，父亲非但没有痊愈，反而“逐日厉害，将要不能起床”，愈加严重了。姚某见不能再这样糊弄下去了，便装作诚恳的样子，说：“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医生，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我可以写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紧的，不过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朝花夕拾·父亲的病》）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无计可施了，赶快找一个“生手”替代自己，以便及时抽身，摆脱干系。据知堂说，这位“陈莲河医生”，其真实的名字叫做何廉臣，同样也是一位庸医，用“蟋蟀一对须原配”作为药引的就是斯人。他诊治了一段时间之后，不仅没有效果，反而每况愈下，更进一步推脱责任说：“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孽……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是前世的事……”（引文同上）竟把正常的寻医问药、诊治病情，引导到生死轮回和冤孽报应等鬼神迷信的方向上去，想藉此摆脱责任，一推了之。冷酷心狠，为人狡黠，其寝陋龌龊之状如在目前，令人扼腕。 鲁迅年长知堂五岁，对于为父亲延医求药过程中的诸多事情，其记忆与感受则更为深刻一些。如果说知堂侧重于记述父亲得病的时间、症状、庸医害人的经过以及父亲久病不治的过程，表现出来的是一腔悲愤的话，那么，鲁迅除此之外，他还深切地感受到了为延医求药不得不变卖或典当家产，家庭从殷实逐渐走向败落的过程中，所受到的世人的歧视与冷眼。这种歧视和冷眼，犹如万箭穿心，刺得鲁迅痛苦不已，以至痛定思痛之后，促使他对于人生世态以及社会发展做出了不断地思考与探索，发而为文，愈加沉着痛快，深刻警策，淋漓酣畅，催人奋起。他在《呐喊·自序》中沉痛写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每次阅读这些文字，都会涌起情感的波澜，从而能够唤起自己对社会的一份独特的认知与责任。 少小阶段，锦衣玉食，谐顺安康，固然是极好的事情；但是，遭遇挫折，劳骨动筋，经受苦难，路途婉曲，也未必全是坏事。因为，对于一个不甘平庸而奋发向上的有志者来说，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与磨难，能够砥砺并培育他的一颗敏感而向善的心灵，可以使他的心性更加强大，对人情冷暖的体会更加真切，对世事百态的认知更加深刻，对于自己的价值判断与将来路途的选择，也会更加从容、坚定与自信。 —————————————————————— 这是“HN野菠萝”推送的第140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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