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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一部《周易》的发生、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精神成长史。《周易》蕴藏了丰富的民族智慧，如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知几识时与与时偕行、明于忧患与进德修业、立诚迁善与中正和合、屈伸通变与求同存异、生生不已与安节之亨等。这些智慧是我们为人处世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践行。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周易·乾卦·大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坤卦·大象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乾代表阳，代表天，是万物赖以滋生的基础，《彖传》给予《乾》卦最美好的颂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阳之气是大自然的统帅，因为有了它，自然才有了生机，有了活力。而这个乾阳之气的特性就是“刚健”： 天有纯刚，故有健用。今画纯阳之卦，以比拟之，故谓之象······天行健者，行者，运动之称；健者，强壮之名。乾是众健之训······偏说天者，万物壮健，皆有衰怠，唯天运动，日过一度，盖运转混没，未曾休息，故云天行健。 这是孔颖达对《乾卦·彖传》的解释。《乾》为纯阳之卦，刚健有力，不知疲惫。自然之天如此亢健，人就应该取象于天，取法于天，所以自强不息是这种取象与取法的结果。这是以“天德”为榜样，以“天德”激励“人德”。 同理，大地博广宽厚，万物莫不承载其中，具有“含弘光大”的美德，《坤卦·彖传》云：“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何以有“含弘光大”的美德？因为《坤》卦纯阴，具有柔顺的特质。《坤卦·文言传》予以充分肯定：“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而孔颖达有这样的阐释： 万物资生者，言万物资地而生，初禀其气谓之始，成形谓之生。乾本气初，故云资始。坤据成形，故云资生。乃顺承天者，乾是刚健，能统领于天。坤是阴柔，以和顺承奉于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者，以其广厚故能载物。 这段话的关键词就是“和顺”与“广厚”。因为和顺，所以能承顺天；因为广厚，所以能承载万物。 中国古人特别重视对天地之道的仿效，《周易》观物取象，设卦系辞，正是拟诸天地以形容，为人类效法提供蓝本。《周易》里面本身就有这样的表述：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卦·彖传》） 崇效天，卑法地。（《系辞上传》）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系辞上传》） ······ 《乾》《坤》两卦的这种精神，对后世中国人影响十分巨大。可以这样说，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几千年来，它滋养了无数的中国人，成为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时至今日，这一民族精神品质仍然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知几识时，与时偕行 《周易》特别重视对未来的洞察，重视对细微发展动向的了悟，这是立足世界、把握世界、应对世界的一种能力。《周易》称之为“知几”：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系辞下传》） “知几”是一种大智慧。晋人韩康伯这样解释：“几者，去无入有，理而未形，不可以名寻，不可以形睹者也。唯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朗然玄照，鉴于未形也。” 孔颖达说：“几，微也。是已动之微。动谓心动事动。初动之时，其理未著，唯纤微而已。若其已著之后，则心事显露，不得为几。若未动之前，又寂然顿无，兼亦不得称几也。几是离无入有，在有无之际，故云动之微也。” 可见，“几”是事物发展的苗头，是端倪，有眼光、有智慧、有洞察力的人才能由小见大、由近及远、由表及里，也即成为“知微知彰，知柔知刚”的“万夫之望”。再有一点是“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堂堂正正做人，明明白白做事，这样就能保持“识几”的智慧，否则“利令智昏”，就断然不可能有“识几”的智慧。 《系辞上传》还有一段与上文相补充的文字：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这段文字共出现六次“知”。除“知周乎万物”和“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中的“知”作名词知识、智慧解释外，其余的“知”都作动词知道、知晓、明了、掌握等解释。何以能“知幽明之故”“故知死生之说”“知鬼神之情状”“乐天知命”，就在于《周易》的智慧是“弥纶天地之道”，能够体察入微，《周易》概言之为“神”： 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传》）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系辞上传》）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卦传》） 可见，在《周易》的作者看来，能称为“神”的，主要在于“知物”与“知变”。“知物”是知识的广博，“知变”是知识的灵活运用。这种“知物”与“知变”的功夫，不仅对个人、集体是重要的，对一个国家与民族而言，又何尝不是非常重要的呢？所以《系辞上传》云：“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周易》特别重视对“时”的认知与把握，文中直接出现“时”字多达58次，还有众多虽未直接出现“时”字，但实际上是言时、论时的情况，其所言核心思想即是与时同行、与时偕行、与时偕极、与时消息。比如： 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卦·彖传》）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益卦·彖传》） 这个“时”，有表示自然之“天时”，有表示人类社会的“人时”。因为在《周易》的作者看来，世界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人生活于其中，就必须顺时而待、顺时而行、顺时而动、顺时而为、顺时而变、顺时而兴，《周易》称之为“知时”“明时”“待时”“承时”“适时”“应时”等等，否则，逆时而行、逆时而动就是“违时”，必然遭致失败。因此，有学者将《周易》的这种思想概括为“时的哲学”。 毋庸讳言，《周易》中有关“时的哲学”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蹇》卦，其卦形下艮表示止，上坎表示险，《蹇》卦乃困难、危险的象征，对此《蹇卦·彖传》这样写道：“《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见险而能止”，这就是“知时”。就是这个艮卦，其《彖传》这样阐释：“《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这就是一种智慧，当停则停，当动则动，动静都不失最好时机，那“其道”自然光明。 《豫卦》卦形为下坤上震，其《彖传》这样解释：“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豫》卦谈的就是顺时而动的问题。天地的运行都是顺时而动，这样日月的运行与四季的交替才不会有错。圣人由此得到启发，也顺时而动，自然能够做到赏罚公正，民心诚服。《豫》卦之义，就是顺时而为之义，确实意义重大。 历代名人对《周易》“时的哲学”的认识都相当到位，有关颂赞、颖悟、解读、践行等不胜枚举。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这是孔子对“时”的感叹；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是孔子对“天时”的礼赞；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这是孟子对识时孔子的评价。 人类虽然已进入智能化的时代，但“知几识时”与“与时偕行”的能力，不能仅依靠机器。对我们个人而言，这是成长与进步的“阶梯”；对国家、民族来说，这是我们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砝码”。 明于忧患，进德修业 《周易》本是一部占筮的书，之所以要占筮，乃是因为自然庞杂、人事难详，如何趋利避害、化险为夷，就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因此，时刻保持一种忧患意识，就成为安身立命的重要原则。 即便是纯阳之卦的《乾》卦，其《九三》爻辞也谆谆告诫：“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更不要说其他的卦了。《系辞下传》更是对这种忧患意识有形象的概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这段话的要义是世间万事万物随时都在发生变化，要积极去适应这种变化。在这种适应当中，要保持一颗忧患的心。这样即便没有“师保”，也如亲聆父母的教诲。 《礼记·文王士子》：“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保”就是教以知识与做人的人。可见，常有忧患意识，能使人保持头脑清醒，从而得到庇护保佑，这也就是“如临父母”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系辞》作者也直接以忧患推测《易经》作者的创作背景：“《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孔颖达对此解释道：“若无忧患，何思何虑？不须营作。今既作《易》，故知有忧患也。”这种忧患，概而言之为三：危、亡、乱。《系辞下传》有云：“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安危、存亡、治乱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三对矛盾，若能正确处理，就能“身安而国家可保”。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耽于逸乐，不懂、不会、不愿随时保持一颗居安思危的心，所以，《周易》反复警示，一再强调忧患的意识：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卦丰·彖传》）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否卦·九五》） 闲有家，悔亡。（《家人卦·初九》） 惕号，莫夜有戎，勿恤。（《夬卦·九二》）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萃卦·大象传》）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既济卦·大象传》） 这些文辞反复提醒的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对我们民族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翻检中国历史，这种忧患意识在志士仁人的著述中随处可见：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章句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 现实生活确实是残酷的。人们往往创业容易，守业却难；共患容易，共荣难。《贞观政要》记录了唐太宗与谏臣之间的有趣对话：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唐太宗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所以，与群臣励精图治，创造了备受赞誉的“贞观之治”。这种视野和境界与我们民族自《周易》以降的民族忧患意识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有学者这样评价我们民族的忧患意识：“具有深沉的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它区别于印度佛教的悲愿思想，也不同于西方美学的悲剧意识，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人文精神，是我们民族经受各种苦难而仍然得以发展的内在动力。”诚哉斯言！ 《周易》特别看重进德修业，在经、传中都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如《乾卦》，从初九开始，都在讲“德”的问题。《文言传》将其概括为“四德”：“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具体到每一爻辞，《文言传》都有相应的阐释。 初九“潜龙勿用”，《文言传》解释为“龙德而隐者也”。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文言传》解释为“龙德而正中者也”。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文言传》解释为“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九四爻辞“或跃在渊，无咎”，《文言传》解释为“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文言传》解释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九五者，德之最高者，《文言传》将其概括为“大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四合”对应前面的“四德”。 上九“亢龙有悔”，《文言传》解释为“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亢龙”无疑是“失德”之龙，《文言传》进一步作了这样的补充：“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在《周易》的作者看来，增进道德，修持功业，是君子安身、立命、成就事业的基础与条件。《系辞下传》对诸多卦的“德”性有集中的阐释：“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有学者这样概括道：“《易传》崇德尚义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人本主义，充分彰显了《周易》作为儒家经典的本质。它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信仰，用道德自觉抵制宗教强制，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对中国人的精神和文化塑造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周易》作者看来，有忧患意识只是一个方面，如果仅限于此，而不能进一步“进德修业”，则仍停留在意识层面，而不能有切实的实践。要有成功的实践，“德与业”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立诚迁善，中正和合 《周易·文言传》释《乾卦》九二有云：“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存诚与善世，并进而德博而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一贯倡导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诉求。《周易·文言传》进一步具化为一种“君德”：“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这四个“之”，就是一种“诚”的指向，所以《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文言传》所说“君德”的具化。 《周易·文言传》还提出“修辞立其诚”这一重要的概念：“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王应麟《困学纪闻》解释道：“修辞立其诚，修其内则为诚，修其外则为巧言。《易》以辞为重，《上系》终于‘默而成之’，养其诚也；《下系》终于六‘辞’，验其诚不诚也。辞非止言语，今之‘文’，古所谓‘辞’也。” 在王应麟看来，《周易·系辞上传》终于“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养其诚”，《系辞下传》终于“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是“验其诚不诚”，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孟子受此影响，提出“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所知之言即是：“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有诚必有信。《周易》第六十一卦是《中孚》，就是讲心中的诚信，“有孚”已成为《周易》所代指的诚信，共出现71次。诸如“有孚光亨”“有孚挛如”“有孚在道”“有孚比之”“有孚交加”等，成为随处可见的话语。讲诚实、讲信用，是中国人非常推崇的品德。这种品德是人的美德：“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孔子甚至有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荀子也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他事矣。” 《周易》讲吉凶祸福，讲趋利避害。如何才能远祸害，趋近吉祥？这当中就涉及到一个“善”的问题。《坤卦·文言传》首先就把这种“善”与家国人生联系起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系辞下传》又进一步解释：“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这里强调“善”的积累。积小善就成大善，反过来，积小恶同样也就成大恶。 单说积善比较抽象，换一句话说，就是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就容易理解，所以，《升卦·大象传》强调“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这里的“顺德”，就是遵循美善的德行。从小处积累，就能到达高尚完美的境界。 《大有卦》的卦形是“天上有火”，即下乾上离，所以其《大象传》云：“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遏恶扬善就是要遏制丑恶，弘扬美善。这样才能顺应上天美善的天命。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惩恶扬善、弃恶从善。 《益卦》为风雷卦，下震上巽，风雷总是相伴而生，相助而盛，所以，该卦《大象传》解释为：“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这是告诉人们，见到他人比自己良善就应像风一样去追随学习，见到自己的过失就如同雷一样果断地改正，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德行有所增益。 积善、行善、迁善、向善、从善，是中国人从未衰歇的道德追求，《周易》的弘传，客观上起到相当的催化作用。 要行善，还得秉持中正。《周易》具有明显的尚中、尚正思想。六十四卦每个卦分上、下两个经卦。两个经卦的中间，即二、五爻，因为居于中位，所以在《周易》所有的爻辞中，这两个爻位的爻辞得吉者明显多于其他爻位。《周易》中有关“中”的词很多，如中正、中道、中行、时中、行中、刚中、柔中等，正是这种尚中思想的反映。二、五爻位，从位置来说，二属于偶数位，五属于奇数位，如果偶数位是阴爻，奇数位是阳爻，也即六二、九五，则既得中，又得正，也即中正，这是最好的。当然，中正并非二、五爻的专属，只要“中道而行”，即使在其他爻位，也能得“吉”无“咎”。如：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益卦·六三》） 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泰卦·九二》） 中行，独复。（《复卦·六四》） “中行”是如此重要，以至孔子看到周庙中的一种“欹器”就由衷感叹到它的“中正”之道。 在孔子看来，“持满之道”是“挹而损之”，“损之之道”是“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这就是中正、中行之道，也是《周易》所强调的“太和”境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这种“和”，不是简单的相同：“和如羮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就是一种“和”的过程，也是一种“和”的结果。这种“和”不是简单的“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 以上这段话的核心其实就是言“阴阳和而万物生”“阴阳相生，异味相和”。清水加清水，永远都不能烹调出美味，原因就在于简单的“同”。孔子将这种“和”与“同”的差异上升为君子与小人的差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实际上就是一种“适度”与“适中”，一种中正和合的状态。 荀子曾将这种中正和合作为修身养性的标准：“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刦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愨，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荀子的这种“治气养心之术”，就是《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种和合的智慧，实际上也是一种谦虚的智慧，即所谓“和谦”。《谦卦》，其《彖传》这样评断之：“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这段文字从天道、地道、人道和鬼神四个维度剖析“谦”的特质。孔颖达说：“谦卦之象，谦为诸行之善，是善之最极。”可以看出，“谦”的对立面就是“盈”或“满”。“盈不可久”“满招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规律。因此，保持一颗谦和、谦卑、谦善之心，做谦谦君子，“畏盈居谦，乃终有庆”。 几千年来，立诚迁善与中正和合，已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品格，成为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特标识。今天，我们民族的这一优秀品格，依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屈伸通变，求同存异 《周易·系辞下传》有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徳也。” 《周易》作者确如他们自己所说，最擅长“仰观俯察”，最擅长从宇宙自然到社会人生的联想。这段文字通过日月的相推、寒暑的相推得出“往者屈也，来者信也”的结论。所谓“屈”，即弯曲、卑屈、屈折，引申为过往、隐藏、蛰伏。所谓“信”，即伸、展。“尺蠖”，以身体屈伸蠕动的毛虫。尺蠖爬行，就是一屈一伸地走，所以“屈”是为了“伸”。 龙之潜、蛇之藏，看似蛰伏，其实是为了保全自身，因为“此时”天寒地冻，不利动作，只有冬眠，减少体能消耗，以图来年大地解冻之后，重新行动。自然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大自然尚且有这样的起伏、屈伸，那人就应该予以效法。人类的智慧是后人不断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行累积而来的，作为后人，应该深入学习、消化、吸收前人留下的智慧，深刻把握其中的精髓奥秘，用以指导自己的生产与生活，并在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 依据“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理，这里的屈与伸，其实就是阴与阳，也是柔与刚、退与进、静与动的关系。屈是为了伸，退是为了进，屈、伸之间其实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对此，金景芳先生曾有精辟的论述： “精义入神”，便是人类的屈与静的功夫，当然这是更高级的屈与静。“精义入神”是说人的修养达到最高的境界。人在进行这样修养的时候，可谓屈之至矣，然而它正是为了出而致用。唯其如此，然后始可以利其用而安其身，无论干什么事无不顺利成功······外边实事都解决得好，则胸中所得益深，自然可以增崇其德。“精义入神以至用”，是由静而动，由屈而伸。“利用安身以崇德”是由动而静，由伸而屈。人人皆知伸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故孔子在这里并言屈伸动静，而更强调屈与静的重要。 《周易》强调“变”，“是故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变是应对变革中的时局的最正确的选择。革与鼎是《周易》之二卦，革故鼎新，强调的就是发展变化。世界在变，人事在变，对付“变”的智慧无疑就是“以变适变”“以变应变”。 生生不已，安节之亨 《周易》告诉我们，世界是循环往复，不断发展演变的。一部《周易》，就是在讲万事万物的生化、生养、生变的规律。邵雍曾说：“易之易者，生生之谓也。易之书者，生长之谓也。易之诗者，生收之谓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谓也。”“生”是《周易》“弥纶天地之道”的自然结果。这里的“生生”，实际上涵盖了后面的“生长”“生收”“生藏”。换言之，“生生”，一是“生了又生”之义，另一方面，也是“生”与“生”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义。地球上的生物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链条，他们相互作用，彼此依存。如果破坏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链条，其他的生物也会随之遭殃。 如果将“生生”仅仅理解为“生了又生”，那似乎自然、宇宙是“无穷已”的，永远生了又生，永远延续下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周易》要告诉我们的是自然、宇宙的刚健有力，“生”是一种功能，而不是资源的“无穷已”。 从《周易》的作者撰写《周易》开始到今天，世界确实永无停歇，自然始终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但这并不是说，自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世界可以任由我们挥霍，自然可以任由我们糟践。人与自然之间，并无优劣、尊卑、上下之分。人并不是世界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主人。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各种自然资源都是有限的。 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人的欲望又是不断增长甚至膨胀的，而自然资源并不会因为人类的贪婪而变多，相反，人为的破坏、挥霍，已使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苦不堪言，不少生物链遭到破坏，地球生物灭绝的种类正在以超出我们想象的速度递增。而我们人类也难以“独善其身”，我们正在遭受各种污染以及由于动植物基因变异、动植物生物链、生态链的破坏给我们带来的种种戕害与痛苦。 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周易》的作者早已洞察到这种挥霍无度带来的危害。在《节》卦中，强调节用有度，因为“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都有节制，表现在天地阴阳在轮回，昼夜有交替，四季有分工，所以天地总体保持了良好的秩序，不可穷已。有鉴于天地的节制，我们人类也应该订立节约的制度，不要做劳民伤财的事，《节卦·象传》将其概括为“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如能这样，就属于“安节”，也即安于自我节制。“安节”必定带来亨通亨达，享受“亨利”，故“安节之亨，承上道也”。所谓“上道”，就是“天地之道”。人要仿效自然，向自然学习，才能永世有“安节之亨”。 “安节之亨”的智慧，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伦理，一种生态智慧，一种生态美学。在中国历史上，受《周易》影响，富有这种生态意识的人是很多的。换言之，在古代中国，“安节”的思想贯穿了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整个古代中国，可以说都是节约型的。类似的思想与事例非常多，比如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就是一种对生态、生产与生活的“时”的尊重与明智的选择。 其实，早在更老的《逸周书》就曾记载大禹的相关“禁令”：“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且以并农力执，成男女之功。”如此的“禁令”究竟能带来什么好处？《逸周书》接着有这样的阐释：“夫然，则有生而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时，以成万财。万财既成，放此为人。此谓正德。”原来，这样做的好处是让生态、万物、人和天都不失其应有的“宜”“性”“事”“时”。若能以此为准来为人行事，就是一种“正德”。 由上述可以看到，“生生不已”是大自然的功能与禀赋，是客体，而“安节”是人的理性，是主体。作为客体的大自然要发挥其功能，维持其禀赋，需要作为主体的人有节制地生产、生活，这两方面是相互依存的。尤其是作为主体的人，其良好的生态伦理与生态智慧，是决定大自然“生生不已”的关键。所以，安节之亨是我们人类面对极度膨胀的物欲的一剂良药。所以，中华民族古老的“安节之亨”的生态伦理与生态智慧，是我们今天推动“生生不已”的生态文明之光永续绽放的一把金钥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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