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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理解一个终身未嫁的女子？是相貌丑陋，性格孤僻，无人欣赏？还是情路坎坷，遇人不淑，最终被伤透了心？亦或是思想开放，追求自由，践行独身主义？ 如果你觉得独身仅仅是上述三个原因，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今天进入我们眼帘的这位女性，就是一个例外。她就是二十世纪不可多得的女学者、诗人——冼玉清。 图 | 幼年时的冼玉清与母亲 冼玉清的祖籍在广东南海县，1895出生于澳门一个殷实的经商家庭。正是因为家中条件不错，她从小便进入私塾读书，后来又曾去香港进修英文，1918年转学岭南大学附中，因为出色的国学基础，她一边学习一边还兼任着低年级的国文及历史教员。 冼玉清终身不婚，早在十六七岁时，她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女儿”。 试想一下，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本来正该是洋溢青春，憧憬爱情的时候，她却直接为自己定了这样一则人生信条。有人或许觉得这不过是一时冲动，但冼玉清却真的用终身践行了这一信条。 若要究其原因，还要从她的启蒙老师说起。 这位老师名叫陈荣衮，字子褒，号耐庵，与康有为共同参加过光绪十九年的乡试，名列康有为之前，又曾与梁启超一起于“万木草堂”攻读。 1898年陈荣衮参加变法，倡导维新，失败后也同许多人一样远渡日本。但他到达日本后，第一时间就是遍访各地中、小学校，考察教育方法。 鲁迅在日本留学，因觉得学医不能救中国人，于是毅然弃医从文。而陈荣衮在日本的这半年时间里，却深受日本教育的感触与启发，于是第二年初便回到了国内，决定以教育救中国。而他认为的教育之本，在妇孺。这在当时绝对是极具创新的。 也正是陈荣衮的这一决定，让年少的冼玉清遇到了决定人生的那八年时光。 1899年，陈荣衮在澳门开始了他的“妇孺之教”。1903年，九岁的冼玉清正式开蒙，先后入读澳门林老虎私塾、启明学校等。1907年，十二岁的冼玉清转读陈荣衮的灌根学塾。 八年的试验教学，已经让陈荣衮的学堂进入了成熟阶段。一个优秀的教育者，教授学生往往不仅仅是他渊博的知识，更有他潜移默化中传达出的为国为民的思想理念。 之后八年的学习，冼玉清不仅在这里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更让她的一生都受到她老师教育思想的影响。 四十年后，冼玉清曾这样写道：“（陈荣衮）他认为要救中国须从教育入手。我一生受他的影响最深——也立意救中国，也立意委身教育。 我自己认为，一有家室，则家庭事务琐碎，不免分心，想全心全意做好教师，亦难免失贤妻之职，二者不可兼得。所以十六、七岁我就立志决意独身不嫁。” 终身不嫁。不为性格孤僻，不为遇人不淑，更不为向往自由的那一套独身主义，只为两个字——教育。 而她对老师思想的传承，对教育事业的忠贞，也早已感染了比她大三十余岁的陈荣衮。多年之后，临终前的陈荣衮曾自豪感慨过：“在澳(门)时完全听受七级字者，惟小女翘学及女生冼玉清。玉清从余游八年，得不称为老友乎？” 陈荣衮与冼玉清，虽有年龄之差，性别之别，然亦师亦友。 此后年岁，冼玉清的生活是低调而“古板”的。唯独让她闪耀的，便是她极高的学术天赋和做学术时敢于埋头忍受孤寂的坚强毅力。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920年，冼玉清从岭南附中毕业，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岭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直接留校任讲。她有极出色的才华，而让这才华发光发热之人，与她相识在1926年。 那一年，六十一岁的杨寿昌被岭南大学聘任主持学校的古文教育，与冼玉清同为一系。 杨寿昌在当时的广东颇有名望。清末民初时期，他曾有过一段从政经历，此后又在两湖书院、两广高等学堂、两广陆军学校、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等七、八所新式学校任教。这样的背景，使他的生徒遍满粤省。 冼玉清除了学识上深渊广博，更有诗才。杨寿昌十分赏识冼玉清，有材料记载，在杨寿昌主持岭南大学国学教育的十二年间里，系里师资少时不过三、四人，多者也不过五、六位，而十二年间教学位置恒久不变的，只有他自己和冼玉清二人。 也正如此，冼玉清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杨寿昌引荐到了岭南的文化圈中，深得时人赏识。 陈荣衮、杨寿昌，这二人于冼玉清而言，都是最受她尊敬的师友，是对她恩惠极深的长辈。而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人是让她称作知己，可以心心相惜之人，那就不得不提另一个名字——陈寅恪。 图 | 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生于湖南长沙，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国学大师、哲人、史学家，其学术之深远影响，不止是中国，更是世界文化的骄傲。 陈寅恪一生治学甚广，更曾先后任职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 1949年解放前夕，因为一系列的原因，他来到广州，任教于岭南大学，与冼玉清成为了同事。后来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二人便一同移教于中山大学。 陈寅恪一家进入岭南时，冼玉清已经五十五岁，陈寅恪比她年长五岁，也至六十。据说在陈寅恪刚到岭南时，码头上迎接的队伍里，便有冼玉清的身影。如今我们很难得知二人的相知相识究竟源于何时。只知道两段旧事。 一件是二十年代末时，进入岭南大学任教的冼玉清曾入燕京游历。陈寅恪的父亲，也就是当时有名的诗人陈三立在阅读了她的《碧琅玕馆诗集》后，评价她“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还亲笔为她的书斋题写了匾额。 陈三立早年以晚清“四公子”之一闻名，又有“吏部诗文满海内”之誉，能得其赏识称赞，冼玉清自然喜不自胜。她将此匾视为毕生珍藏，无论迁居何处，总要悬挂在居所正中。 另一件是在1942年时，当时日本攻陷香港，陈寅恪正在香港大学任教，学校停课，食物紧缺，使得陈家大小五口常为衣食所困。 此时同样被暂困于港的冼玉清，便暗中托人送去了价值四十港元的“军票”，用以救急。当时的陈寅恪并未收下这笔费用，然雪中送炭之谊，一直记在陈寅恪心中。 图 | 冼玉清小姐(左)和韦梅凤英夫人 广州基督教学院 陈寅恪初到岭南，人事陌生，冼玉清便像亲人般关怀照顾，无论家事、工作，都给了陈寅恪极大的帮助与支持。而同样的，陈寅恪的到来，也给一直孑然一身的冼玉清带来了很多温暖。 二人之间，有着超越距离与时空的情谊，可能此前从曾会面，却仿佛早已相知数年。所谓“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知己”二字，用在此刻是再得当不过了。 两人的意气相投，其实与他们相似的文化背景有着深刻关系。 冼玉清曾说过，自己并不喜欢“剑拔弩张”的感觉。相较于当时的“新女性”，她传统而守旧。不爱举拳头，不爱呼口号，不跟潮流，只想一心扎根在研究古物之上。 从幼年教导的陈荣衮身上，冼玉清所习得的，所倾慕的一直都是“贤人君子”的社会。而她的知己陈寅恪，与她也有着同样的坚守，推崇着传统道德和礼教，坚守文人气节与操守。 在岭南的这段时光，陈寅恪与冼玉清常有诗词唱和，在陈寅恪赠与冼玉清的《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中，他写冼玉清“文章羞与俗雷同”。其实何止是文章，在为人处事上，他们二人也是“羞与俗雷同”的。 而年已五十五岁的冼玉清，也唯有在面对陈寅恪时，才能自如地交往，“说说怪话，发发牢骚”，袒露内心真实。 冼玉清与陈寅恪二人，在当时就仿佛两个遗世独立的存在，与他人格格不入。二人相交，甚至还曾被称为“臭味相投”。 高尚也罢，臭味也罢，历史自有评价。但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二人正是因为有彼此的存在，因为在道德和文化上的心心相惜，才不至于觉得孤独苍茫。他们彼此依靠，这种关系，是超越一切情感的，是在精神上具有极大共鸣的。 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图 | 1951年，冼玉清摄于南大文物馆 可惜这样的时光并不长远。晚年的冼玉清患乳腺肿瘤，因深感自己年岁不长，1964年，她离开广东，去港澳探亲治病。 在香港时，她曾先后通过书信及遗嘱的方式，将合计五十万港币的资产捐献国家。这笔不菲的资产是她在立志终身不嫁后，其父怜其孤苦，赠送的一笔遗产。 我们曾说过，冼玉清出身在一个殷实的商贾之家，但她从不肆意挥霍钱财，在岭南时，还曾有“抠门”的名声。谁曾想她在死后将大部分的遗产都做了捐赠。其人格节操，不得不让人赞叹。 之后冼玉清又回到广州住院治病，得知她回来的陈寅恪欣喜若狂，口占二绝。其中一首写道： 海外东坡死复生，任他蜚语满羊城。 碧琅玕馆春长好，笑劝麻姑酒一觥。 “春长好”，这是陈寅恪对知己的深深祝愿，希望她一切都好。可是死神从不因人的眷恋而心软，1965年10月，冼玉清终因乳腺癌不治，撒手人寰，享年70岁。 图 | 1965年，摄于广州市肿瘤医院 听闻这个噩耗之后，陈寅恪悲痛欲绝，几乎彻夜不眠。徘徊三日后，才沉痛吟下一首挽诗： 香江烽火梦犹新，患难朋交二十五。 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 诗句平易简单，却带着无法言述的情思与缅怀。唯有至简，才至深。 同一天，陈寅恪答应担任冼玉清治丧委员会委员。当时陈寅恪的眼疾已十分严重，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然厮人已逝，如果我的陪伴能让你在离开时获得欣然与平静，我又如何能够推辞？ 图 | 与岭南大学校长和部分教师合影，二排左三为冼玉清 你如何定义一个时代里的传奇女子？ 是拥有令人迷恋的容颜？ 是能让众多男子为之倾倒的才学气质？ 还是不为时代拘束、敢于离经叛道的勇气？ 亦或只是——一生之中，至始至终的一个坚守。 相比同一时代的其他传奇女子，冼玉清的事迹似乎更少为人所知。但她的才学值得称颂，她的品格值得尊敬。 少时的决定，使她一生与诗文结伴，与史书为友。即便终身一人，却有信念在心，知己相交。 她为教育所奉献的一生，她为岭南学术所做的贡献，她那一份不流于俗的坚守，值得“传奇”二字。 文 | 月明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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