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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藏书史上，纯正的女藏书家少之又少。虽然历史上也记载下来一些跟藏书有关的女性，但大多是附在丈夫之后，或者是夫妇并称，而单独一人以藏书名于世，这的的确确很少见。我不知道是不是就冼玉清这么一位，虽然我不敢下这个断语，但我至少在她的藏书名号之前加上“纯正”二字。 冼玉清出生于澳门，幼年之时在“灌根学塾”读书7年，她的老师很有名气，乃是陈子褒先生，之后又在香港学英文，再后来到了广州的岭南大学附中，后毕业于岭南大学，因为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从1927年开始，她担任该校的文物馆馆长，直到1949年广州解放，总计长达25年时间。
冼玉清的奇特之处在于她为了学业而放弃婚姻，这在历史上是颇为少见的一种治学方式，她曾自称“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这种说法在她那个时代可谓惊世骇俗。其实，这种观念放在今天也不多见，虽然以单身为自由的女子很多很多，但很少人是因为搞研究而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这么说并不是反对女权运动，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选择，而能尊重每个人的选择，这才是一种文明社会的宽容。冼玉清有她自己的选择，作为生命个体而言，她觉得这样对自己最好或者叫活着最有价值，这就OK了，其实别人说来说去都是无聊。 关于单身的想法其实冼玉清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产生，黄任潮先生写过一篇《冼玉清教授传略》，此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教育救国的道路。据冼玉清在自传中回忆说：“陈（陈子褒）老师特别认真教我，我的成绩也特别好。有一次他给我一封信说：'同学中聪敏者多，勤勉者少，而勤勉者又往往鲁钝。足下兼而有之，当为社会做工，勿斤斤于文字已也’。我接信后，深为感动！由是愿意终身从事教育，以继承他的志向和尽自己的天职。继思一心不能两用，注力于此，必忽略于彼。假如有了室家，要当好老师，就要失贤妻良母之职，要当好贤妻良母，就无法完成教师的使命：二者是不可得而兼的。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认为不如牺牲个人幸福，来为社会服务好！”因此，冼玉清在十六、七岁时，就有独身的想法了。」 这等小小年纪就有了这样的生活志向，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评价，对待这种自小就有凌云志向的人我只能景仰，不敢胡乱调侃，而我的佩服倒是实实在在的。
关于冼玉清是藏书家这确实有不少的记载，有本书上是这样谈到她的藏书事迹：“一生收藏图书不懈，以广东文献为最，和徐信符交往颇密，辑有《南州书楼所藏广东书目》。多次访问广东藏书家，如辛耀文、潘明训等；先后藏书万余册，藏于'碧琅玕馆’中。” 徐信符是广州著名的藏书家，我在资料上得知，徐在南京之时就开始大量购书，当时他的书就藏在玄武湖梁洲岛的黄册库遗址上，后来因战火而损失，他回到广州也开始大量买书。徐信符去世之后，书渐渐散了出来，我也得到了其中的几十部。当年冼玉清曾在徐信符的南州书楼中帮其整书，我想自己藏的这些南州书楼旧藏必定也经过冼玉清之眼。 岭南大学的首任华人校长是钟荣光，而钟荣光跟冼玉清的老师陈子褒的关系甚好，冼玉清后来在岭南大学先上学后任教，都曾受到钟荣光的关照。1930年，钟荣光就专门在校内给了冼玉清一套住房，以此来让冼居住，同时作为藏书之所，此处即是碧琅玕馆。三年前我到中山大学开目录版本学研讨会，会议之暇就想到校园内去拜访冼玉清的碧琅玕馆。中大图书馆馆长陈焕文先生听到了我的这个要求，他说肯定会帮我找到。
冼玉清故居位于中山大学图书馆北门马路对面左手第一幢楼一楼，门牌号为中大东北区318号。从外形看，仍然是像陈寅恪故居一样的红砖小楼。为了确认冼玉清究竟居住的是哪座小楼，陈焕文馆长帮我打了多个电话，最终找到了黄天骥教授才确定地告诉我：“就是图书馆后面的那一座小楼。”陈馆长称：“黄教授是冼玉清的学生。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有一天黄教授从冼玉清家门口过，冼向他招手，示意他到家里来坐一下。到家以后，冼老师从一个小瓷罐内拿出一颗莲子让黄吃。在那个时代，莲子是很稀见的好东西，但黄教授接到手里却看到莲子已经发霉长毛了，可能是因为放的时间太长，冼老师舍不得吃的原因。但黄怕老师伤心，就没有吭声，把这颗发霉的莲子放到嘴里吞下去了。冼老师很是高兴，就用张纸把小罐里的莲子全部倒了出来包好了递给黄，请他拿回去慢慢吃，所以他对这个地点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听到陈馆长给我讲的这个故事很感动。那时的师生关系远胜今日的母子之情，这个故事带给我的结果除了感动，还有就是让我很容易地找到了它。 从图书馆北门出来，不远处即是一棵中年的榕树。榕树的后面即是二层的红砖小楼。转到小楼的前面，门却紧锁着。门的两旁各挂着一块金属牌，均是“季风与环境联合研究中心”的招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希望有人能来开门，结果却未能如愿。
冼玉清也算是富家子弟，她的父亲可能考虑到女儿独自生活，担心她晚年之后如何照看自己，于是就在香港的某家银行给她存了一大笔钱，想以此让她来做养老之资，而那个时候银行的便利程度远没今天这么高，所以冼玉清每个月要从广州去一趟香港，就是到银行去签收利息单。冼玉清生活低调，从来不提家中的事情，她的这个举措就引起了好事者的揣度。在五十年代初期，有人写揭发信说冼玉清很可能是特务，她频繁地前往香港就是去送情报，为此果真受到了调查。后来冼玉清拿出来那些利息单，以此自证，但还是有人说那上面的数字其实是密电码。对于这些说法我不知道冼玉清当时是什么想法，而在那个时期正是抗美援朝，冼玉清捐了一大笔钱，但还是有人质疑她这些钱的来源。于此之后，学校以她不肯参加政治学习为由，给她办了退休手续。离开中山大学之后，冼玉清曾担任过广东文史馆副馆长，1963年时她查出来自己得了乳腺肿瘤，于是向广东省委统战部申请到澳门和香港去治病。在香港的期间，她把存在银行中的近40万港元捐给了国内的统战部。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想以此来自证清白，但我每读到这段话，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难受。
其实冼玉清给别人的帮助还有很多，比如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曾经赴法国留学，但是因为费用不够而无法成行，冼玉清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赞助了一笔钱给冼星海。我以前也觉得他们两位都姓冼字，应该有什么近亲关系，后来查证一番方得知：他们除了姓氏相同之外，没有任何的关系。1965年，冼玉清病逝之后，陈寅恪写了这样一首诗来纪念她：“香江烽火犹忆新，患难朋交廿五春（太平洋战起与君同旅居香港，承以港币四十元相赠，虽谢未受，然甚感高谊也）。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这首诗中括号里的小注也是陈寅恪自注者。陈寅恪说，太平战争期间他也避难到了香港，可能是因为生活无着落，所以冼玉清赠送给他40元港币以救急。在那个时候，40元也是个不小的数目。但不知道什么原因，陈寅恪没有接受，但过了几十年，他仍然难忘冼玉清当年的情意。 冼玉清乐于助人的这种品德其实在当世就广为人知。1936年她曾经得过甲状腺病，这个病在当时的医疗水平而言，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她几经痛苦，终于治好了此病，为此冼玉清写了篇文章名叫《更生记》。此文在出版时，冼玉清请岭南大学文学系主任杨寿昌写了篇序言，这篇序言中同样也谈到了冼玉清的为人，杨寿昌说她对自己很节省，然而帮助别人时却能做到“挥金如土”，我把序言中的这段话抄录如下：“南海冼玉清女士，吾粤女中人杰也。性情和易，而义之所在，不可回夺。躬独身生活，而于亲友夫妇父母子女间伦纪思义，敦敦致意。自奉俭朴，布衣蔬食，悠然自得，而周贫济急，扶助人才，挥金如土。毕业岭南大学，通外国语言文字，而于国粹深耆笃好，讲贯搜讨，唯日不足。能诗歌词章，而于立身经世学问之大，文章掌故沿革之要，尤深究其本源。爱才如命，考核严格。一矫因循苟且之习。相识遍南北，而人之亲之，如冬岭孤松，秋空皎月，崇仰其人格之峻洁。”古人说“红颜薄命”，但我更觉得善人也同样薄命，人善人欺，这句话读来让人愤懑，我不想再发什么感慨。
冼玉清的一生有很多重要著作问世，比如有《招子庸研究》、《广东女子艺文考》、《广东释道著述考》，这些作品都很有名气。而她最早的成名作则应当是民国二十五年出版的《粤东印谱考》，此书后来更名为《广东印谱考》，最初是刊登在《岭南学报》第5卷第1期上。对于此书的来由，冼玉清说：“讲授之暇，刻意求书，成《粤东印谱考》，得篆刻字书类凡九种，集印谱一十八种，自镌印谱一十四种，共四十一种。其书以眼见者为准，其未见者则以经方志著录为据。” 冼玉清的第一部重要作品竟然是研究印谱，看来她早期仍然关注的是收藏领域的事。我藏有《广东印谱考》的誊印本，这应当是她当时在岭南大学讲课时所用的讲义。冼玉清当年为了写作此书，她也同样收藏印谱。我藏有一部《云隐印稿》，这是乾隆间的钤印稿本，书前附有一页冼玉清的题记。这是我所得到的碧琅玕馆旧藏唯一的一部，以此也算是我对这位聪慧而善良女子的纪念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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