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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作为一项政府主导的学术创新活动，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许多人为之奋斗终生，取得了不少成绩。既然中西医结合是学术创新，就应当不断进行探索，并通过反思与展望，为将来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 中西医结合的提法虽然只有50年，但是，中西医知识的互相参照、渗透的历史，却已经有了100多年。根据邓铁涛先生主编的《中医近代史》的记载，西医向中国的传播分前期和后期，前期是明末清初，以传教士传播西医知识为主，当时康熙皇帝周围已经有了西方医生。在雍正时期的“百年教难”期间，是一个停滞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排斥期，西方生理解剖和病理解剖，被国人描绘成屠夫一样的“开膛破肚”、“剖腹挖心”，而加以嘲弄、禁止。1805年英国牛痘初入中国，这个出口转内销的技术改进措施，又开始了第二次西方医学的传入，而且经过200年的发展，西医学以更加精细的解剖知识，震撼了中医界。 王清任1830年著成《医林改错》，虽然他没有明确说受西方医学解剖的影响，但是，他在北京行医40年，康熙朝西医关于解剖知识的一些传闻，或许影响了他的思想，不然，他为何在张景岳盛赞《内经》“字字珠玑”之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头脑发热地要给古人改错？他功效卓著的几个逐瘀汤，完全根于中医气血理论，而不是源于解剖知识，而且他只是观察破尸，没有动过刀子，“解剖”一词名不副实。脏腑改错，源于对于中医脏腑解剖的不自信。然而，脏腑一错，脏象还可信吗？中医的信仰危机，起于王清任改错。 中西医汇通，汇而未通，为什么？汇通应当是不同水流的交汇、共通，汇而不通必然有其不可通的原因。当然，进行汇通的人士，过去都说以中医为主，对于西医知识缺乏了解，所以汇而不通。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在中医努力汇通西医知识的同时，西医学也在主动与中医知识汇通。中医的汇通失败了，西医的汇通成功了，而且把中医“驱赶”出了其固有的知识产权之外，让中医一下子陷入了“不明脏腑”、“逻辑混乱”的泥潭。 毫无疑问，在西医解剖知识进来之前，中医对于脏腑部位的划分，对于脏腑功能的描述，对于脏象的概括，是十分清晰而确切的。西医把它关于解剖、生理、病理的知识传入中国的时候，采取的“技术路线”就是占领和驱赶，“借巢下蛋”无偿占有中医固有名称，把中医原有的解释彻底打翻，“旧屋住新人”，中医爱上哪上哪：你原来说的都不对，所以你是玄虚妄议，另找根据去吧。血肉之“哈特”叫成了中医管神明的心脏，所以“心主神明”错了，肾藏志、肝藏魂、胆主决断、脾主思、肺藏魄都成了封建迷信，玄虚之学帽子就扣在了中医头上，“阴阳五行”等同于算命先生，五运六气被视为荒诞不经，中医安身立命的理论都被打倒了，废医存药、中医科学化成了必然的选项。 废医存药、科学化就是归西中医理论被暂时撂倒之后，剩下的只有零散的经验了，而且，废止中医派人士还是不依不饶，说中医“经验偶合幸中”，未必可靠，必须经过“科学验证”，才能算数。也就是检验中医经验的标准是科学，而不是实践。“科学”作为裁判员，对于传承几千年的中医学，一概不信任，肢解、抽提中药方剂，取其“有效成分”，成了颇为流行的做法，其前提就是中医理论不可靠，中药方剂是浪费药材，是良莠不分，所谓君臣佐使完全不可信。“现代废医派”甚至认为“真正起作用的是煎药用的那碗水”。抽提出来的麻黄素、黄连素、青蒿素，都归了西，成了西药。它们完全脱离中医理论的“束缚和捆绑”，独立于中医的目光之外，丰富了现代医学。 当中医的扶正驱邪，被解释为提高免疫力、抗细菌病毒之后；当活血化瘀被等同于改善微循环之后，就完成了中医理论的归西过程。再把中医的辨证限制在西医的病名之下，辨证再灵活也跳不出西医的疾病名称，中医药只作为二级补充治疗措施，不谈理论不谈病，辨证论治也就无障碍地“归了西”。在一个西医病名之下，划分几个证型，每个证型对应一个药方，可以进行循证观察，一盲到底，防止偏倚，有了统计学意义。再进一步拆方研究，提取有效成分，那时也不需要辨证了，只要是这个病，就用这个成分治疗，或者进一步人工合成这个成分，抛开提取复杂过程，进行大工业生产，那该是多么理想的科研成果啊。 可是，几十年过去，理想的成果很少，麻黄素、黄连素成了西医阵营里不受重视的二等药物，也是中医专家很少使用的“异类”，难道中西医结合已经走到了绝路上？或者，竟如一些人认为的中西医不可通约，永远也不可能结合？ 为何说中医能够包容西医中医与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具有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但并不是完全不可通约。 首先，中医与西医的疾病观不同，中医的视野大，而西医的视野窄。西医把病理病灶作为“纳入标准”，指标过硬，可重复性强，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理想的合格病人只占人群的20%，而大量的心身不适占到人群70%以上，却无法纳入进去，没有可以改造的病灶，没有可以攻击的靶点、可阻断、拮抗的受体，不可以提供给“患者”的帮助，其作用的发挥也就受到限制。 进一步说，病灶不是最微观的疾病本质，而相对是宏观的病理改变，只是一个黑箱。更为复杂的微观变化，决定着病灶的形成与消失。放支架、手术祛除病灶，只是暂时缓解病情，而不能彻底消除疾病。对于慢性病的“控制发展”，成了中医与西医共同面对的课题。单一化学成分的制剂，显得势单力孤、力不从心，难以应对复杂局面。进一步精细化验的结果，发现了许多高表达、低表达的复杂大分子物质，以及调控它们的基因，单一靶点难以应对复杂矛盾过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抗菌素和手术切除方式，成了孤军深入的单薄挑战，而“一揽子解决”复杂临床问题的中医药，却显出来自己的优势。 中医抓住的证候，不是肤浅的东西，更不是需要抛弃之后才能认识本质的表面现象。“有诸内必形诸外”，“有诸外必根诸内”，面对内在复杂微观变化，经过高度进化的人类不是毫无察觉，不是只能表述虚假表象的主诉，而是经过高度整合，把“自我检测”的综合报告，经过高度概括，借用进化之后形成的语言、推理、判断、以一定的概念表述出来，头晕、心慌、不想吃饭、腹胀、恶寒、身痛、乏力、内热等等，都不是肤浅的表象，而是人的整体状态的形象描述，动态地、间接地反映了复杂微观变化的整体效应。 只有证候，而不具备理想病灶的不健康状态，都是中医学早期可以诊断，可以干预，可以治疗的疾病。“精细化验”只是一次抽提，很多情况下只是间接的指标，并不是“直视”下的“实况转播”，更不是动态变化的记录，只有证候可以动态地反映整体变化的综合结果。 中医的大视野，完全可以包容西医的“局部探察”似的病灶诊断；中医的复杂治疗过程，完全是单一化学合成药物和手术无可比拟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大道从简，复杂问题最宜宏观调控，中医的理法方药都是高度概括的知识结晶。 中医如何吸纳西医知识古人追求“视病尽见五脏症结”，认为那是很高的医术境界。今天在西医的帮助下，中医不但见到了“真脏腑”，而且见到了“五脏症结”，知晓了病灶的体内情况，使自己的治疗更有依据，对于预后的判断更加准确。在“急则治标”的时候，还可以借用西医手段；在西医搭建的平台上，中医的表现就会更加优秀。中医对于西医知识的吸纳，在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 但是，不能以西医的理论作为中医的指导理论，也不能用西医的方法代替中医的诊断技术，更不能用西药的思路指导使用中药。 用西医的理论做指导，中医就变成了邯郸学步，手足无措，动辄见咎。用西医的理论指导，事前必须做各种仪器检查，舍简就繁，舍易取难，丢了特色。用药必须防止偏倚，进行严格烦琐的“质量控制”，“一把草”换不出一张检测单，什么成分仍然说不清，永远都是一本糊涂帐。使本来十分清晰的地道药材、尊古炮制、性味归经、升降浮沉都成了“无根的学问”，不进行动物实验，就是不人道的拿人做实验，等等。“老鼠点头”成了科学的标准，许多病人说好也是没有循证依据的偶然结果。 中医必须走自己的路子，法律保障行医的权利，患者认可自己的疗效，这就是硬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必须坚持真理的标准，不能偷换成“科学是检验中医的唯一标准”。消除了证候，减轻了病人的痛苦，实践有效性就是具有真理性的证明。 那么，中医就不能吸纳西医理论知识吗？ 西医的理论可以作为中医有效、无效的解释工具使用，可以做事后的说明，尽管这说明是抽提元素，抽样说明，还是可以借鉴的。关木通事件，尽管有使用不当的原因，但是，可以使我们了解其原来所没有认识的“大毒之性”，而且是慢性毒性，关木通难用也，不可不知。 因此，西医、西药的提醒、监督，也是必要的，不可盲目排斥。但是，这仅仅是个别例子，不可泛化，更不能因噎废食，像现代取消中医派所主张的那样“告别中医中药”。 中医与西医对待病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中医强调病灶的暂时性，可转化性，所以用气滞、血瘀、痰凝解释其机理，是寄希望于行气、化瘀、消痰，而不是手术切除，支架搭桥。 切除病灶，放支架，搭桥，并没有完全解决疾病问题，中医可以将其纳入“急则治标”的范围，围手术而治疗之。术前术后，中医大有可为。 因此，我们看到，在医疗的舞台上，原来是中医在唱独角戏，现在换成了二人转。无论如何，两个人必须配合起来，而不能各行其是，互不帮衬，甚至互相拆台。中西医结合，不仅是我国的现行政策，而且是学术互补的最佳选择，中医在最近走向了世界，被100多个国家引进，不是更好的说明吗？我们需要做的是，千万不要削弱了中医，降低了原创的能力，再从国外引进中医。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李延谦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36601-58177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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