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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ries
Of 4sisters In Hefei
合肥四姊妹 文/行空天马
图: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分别嫁给了昆曲演员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和汉学家傅汉思
一、“最后的闺秀”——张充和
“最后的闺秀”——张充和，这顶桂冠戴在张充和先生的头上，谅是最合适不过的。张充和时年九十有三，比她年迈的女性不乏其人，但像她那样当年既有江南小家碧玉的姿容又有大家闺秀的风范者实在不多；更况她工诗词、擅书法、会丹青、通音律，尤长昆曲。2005年秋，张充和到北京举办个人书画展，一家全国有影响的大报，甚至以《张充和：世间这样的老太太不会再有》为题，作长篇报道，一时成为美谈，大有绝色、绝唱、绝版的味道。
张充和祖籍合肥，1914年生于上海。她出身官宦之家，只是到她这一辈已家道中落。她有三个姐姐和六个弟弟。大姐元和的丈夫是昆曲名家顾传，二姐允和的夫君是语言学家周有光（健在，时年102岁），三姐兆和的先生是文学家沈从文，她自己则“离经叛道”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Hans
H.Frankei
1916-2004）。弟弟们多是出自北大、清华的学者、艺术家。一个个多才多艺，一人便是一道风景。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才华横溢，公数充和为最。她在1949年随夫君赴美后，50多年来，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默默地耕耘了一生。
张充和的曾祖是晚清名臣张树声，曾任两广总督。乃父是民国教育家张冀牖（吉友），曾以毁家创办苏州乐益女校，提倡新式教育而名噪一时。张充和与三个姐姐所不同的是，在她只有11个月时便过继给二房的奶奶（佛教法名识修，其父是李鸿章的胞弟）当孙女。养祖母对小充和溺爱有加，自任启蒙老师，言传身教大家闺秀的风范。稍后，养祖母花重金延请吴昌硕的高足、考古学家朱谟钦为塾师，悉心栽培她，还另请举人左先生专教她吟诗填词。张充和天资聪颖，悟性甚高，4岁会背诗，6岁识字，能诵《三字经》、《千字文》。家塾授课每日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中间一小时午餐。除重大节日外，每10天放假半天。充和如是10年，闭门苦读《史记》、《汉书》、《左传》、《诗经》等典籍。朱先生教学得法，自选教材，还适时地讲解同音字、同义词、语法等内容。平时只要充和阅读古籍时圈点句读，不讲解，只答疑。朱先生认为,“书读百遍，其意自见；点断句读，其义自明”。充和晚年一直铭感这两位恩师为她奠定了国学的功底。受佛教徒养祖母的影响，充和幼时极富同情心，16岁时，家中的一个保姆病逝，她做诗遣怀，诗曰：
趁着黄昏，我悄悄地行，行到那薄暮的苍冥。一弓月，一粒星，似乎是她的离魂。她太乖巧，她太聪明，她照透我的心灵。
趁着黄昏，我悄悄地行，行到那衰草的孤坟。一炷香，一杯水，晚风前长跪招魂。唤到她活，唤到她醒，唤到她一声声回应。
那份诚挚、凄婉、眷恋之情溢于纸上。
一心只读圣贤书”，充和的童年是寂寞的。她被深锁闺阁，玩伴只有仆人家的孩子。她记得一个叫大宝的小男孩比她小，平时与他打打闹闹，十分开心。稍大后的某年春节，他向她拜年时，竟然向她磕起头来，这很令她伤心。她真希望自己不要长大。对书房外的世界，她是一概不知。1927年某日，朱先生正在教她《论语》，合肥的上空突然出现了几架飞机，充和还以为是断了线的风筝……孤寂透顶的充和往往会面对书房高墙上的裂缝发闷、发愁，她说：“我好像有许多不能告诉人家的悲哀藏在那缝里面。”
图：张家十姐弟
二、《合肥四姊妹》：张兆和家族百年传奇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金安平女士撰写的《合肥四姊妹》一书由三联书店引进出版。该书讲述了合肥名门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的传奇故事。作者金安平出生于我国台湾，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现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她的丈夫是世界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合肥四姊妹》讲述了张家四姐妹的人生悲欢离合，四姐妹分别嫁给了著名昆曲演员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和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通过四姐妹跨越三个时代、近百年的生活经历，该书形象地勾画了20世纪中国的沧海桑田。据了解，作者为写作该书，曾查阅大量资料，包括张家家谱，并深入采访了四姐妹。在作者笔下，张家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大家庭，妾是标准的家庭摆设。当四姐妹的母亲去世时，祭奠仪式持续了49天。同时，作者还描写了四姐妹的鲜明个性，如精通中国传统文化、88岁时还每天练3小时书法的张充和，缘何放弃了她所喜爱的一切，安家到一块陌生的土地。 由于四姐妹中的三妹张兆和是文学家沈从文的妻子，因此本书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还具有了文学意义。本书中最最生动的章节便来自沈从文、张兆和之间的往来信件，它们既有对现实世界的生动反思，也有充满激情的爱的宣言。有人这样评论，该书绝大部分由细节组成，有些还很琐碎，但并不是花哨的宣传画式手法，而是通过与主题相宜的有分寸的淡水粉画式的手法，渐渐勾画出复杂的画面。作者的叙述语言流畅而不冗长，富有诗意而无卖弄之嫌。
三、周有光:被上帝遗忘的“汉语拼音之父”
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今年已103岁了，仍思维敏捷，研究不辍，每月有一篇文章发表在国内外的刊物上。每当有人问他长寿的秘诀，他就拿出了一篇多年前自制的“陋室铭”：“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周有光的“陋室铭”虽不及刘禹锡原作精炼，有文采，但也有3个显著特点：豁达，幽默，乐观。而这三点的背后又有他深厚的智慧与知识作为支撑，这就不是一般的苦中作乐，安身守命，而是对人生的大彻大悟，对红尘的笑眼旁观。
周有光这一辈子，颇多坎坷，但他却从不悲观，总是以微笑来迎接。有一个典型例子，1933年4月30日，他和著名才女张允和结婚了。如果听老年人的话，这个日子不吉利，正是月末，是个“尽头日子”。当时家里的保姆还悄悄地拿着他们两人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都活不到35岁。”但是周有光不信邪，他笑着说：“我相信旧的走到尽头就会是新的开始。”结果，最后张允和活到90高龄，周有光则已过百岁，至今仍健在。
周有光家庭生活也颇不幸，但生性豁达的他，从未被灾难所压倒。他先遭丧女之痛，6岁女儿死于阑尾炎，抗战时又差点失去唯一儿子，儿子被流弹打中肚子，肠子穿了6个洞，幸亏手术及时，保住了性命。在他文静柔弱的外表后面有着常人所不及的坚毅与刚强，他与命运抗争，与恶势力较量，支撑着家庭与事业双重担子，踉踉跄跄地一路前行。
周有光的“陋室铭”，就是在“文革”期间他最困难时写成的。那时，他被赶出专家楼，全家三代挤在两间小平房里，工资只留下生活费，可是他却写下了这乐观幽默的“陋室铭”，与全家共勉。“文革”后，他却被人有意无意疏忽了，大家替他抱不平，他就拿出“陋室铭”表明自己心态。再后来，他又把“陋室铭”当成自己的长寿秘诀，不时向人推介，奇文共赏。
前不久，央视新闻频道的《小崔说事》，采访了百岁老人周有光，他又一次饶有兴趣地谈到了自己的“陋室铭”。面对听众和镜头，老人依然诙谐幽默，妙语连珠，丝毫不落央视名嘴下风，让人惊叹，时光似乎在他身上停住了。他自己则自嘲“上帝糊涂，把我给忘了……不叫我回去！”并且表示“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的。”而且不是苟活，不是消磨时光，而是“要乐观，要努力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我们祝愿这位“被上帝忘掉”的老寿星健康长寿，再创生命奇迹。也不妨好好欣赏玩味一下他的“陋室铭”，学学他的乐观与豁达，睿智与坚强，像他那样，把灵魂放在高处，远离尘世的喧嚣和物欲的疯狂，让阳光和笑声永远充满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空间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长命百岁。100岁是人的生命极限，超过极限是有的，但那是例外，我自己一不小心已身处例外了。上帝糊涂，把我给忘了……
叩响国家语委宿舍楼的一户普通单元门的门铃后，笔者很快在家政服务员的引导下见到主人——一位清癯和蔼的老人正从书桌旁的椅子上站起来迎候，他就是久闻大名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简单的寒暄之后，我们面对面坐在略显斑驳的小书桌前开始交流。尽管老人有些耳背，采访中偶尔还得借助纸笔，但记者自始至终都能感觉到老先生思路的清晰、思维的敏锐和精神的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从此中国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一位语言学家。
1906年1月，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早年读大学时，周有光主修经济学，但因对语言学的爱好他还选修了语言学，并在1952年出版过一本《中国拼音文字研究》。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从金融经济到语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彻底”。他的孙女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很严肃地与爷爷讨论这个问题。她说：爷爷，你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圈”合起来是一个“０”！周有光笑道：“我这是在‘劫’不在‘数’。那时候搞经济的后来都倒了霉。我逃过了‘反右’的劫难，是我命大运气好，留在上海搞经济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右派，有的因为受不了政治迫害而自杀。我却因为已改行而移居北京，参与文字改革，躲过了这一劫。
“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当时的工作任务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因为作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但真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就决不能马马虎虎，以前看过的名著我要重新细读。那个时候我的确很用功。”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早在1925年，由于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与张允和同学，两家的兄弟姊妹们便已相互认识。1928年周有光、张允和同在上海读书时，成为朋友。1932年上海发生战乱，为了安全起见，张允和借读于杭州之江大学，适时周有光任教于杭州民众教育学院，两人开始自由恋爱。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张允和结为伉俪，从此相濡以沫。
18岁的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她聪明可爱，单纯任性。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老伴张允和在世时，两人相敬如宾，据说一辈子没吵过一次架。对此周有光解释道：“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太太张允和是当时的大家族张家的闺秀。叶圣陶先生曾说：“九如巷张家的4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散文集《多情人不老》是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的合著。所谓“合著”，其实是各写各的，书的正反面互为封面，张允和的文章横排，书页向左翻；周有光的文章竖排，书页向右翻，可谓别开生面。他们所写的，都是回忆人和事的散文，感情饱满，文采斐然。
紧挨窗台的书橱里，有一张丁聪画的漫画很有意思，漫画中，周有光踏着一辆三轮车，载着夫人张允和一同出游，老两口的亲密、默契与恩爱，真是惟妙惟肖。周有光说，他们夫妻俩跟丁聪是好朋友，一次他跟丁聪说自己要买一辆三轮车带着老伴出去玩，没想到车还没买，先被丁聪画成漫画在报上刊登了。
已是百岁高龄的他，现在每天还要看书读报——不是随意浏览，而是逐行逐句，圈点勾画，读到细处，甚至要找来地图，举着放大镜相与对照。“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做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周有光至今仍勤于笔耕——不，按他的说法，是“指耕”，他每日用中文电子打字机写作。他对用打字机写作赞不绝口，讲每天都用打字机写作，比手工快5倍，说着拉开办公桌抽屉，只见里面放着很多电脑软盘，他随手拿出一张软盘说，这就是一本书，又拿出两张说，一部大的书，两张软盘。“我写作没有固定的时间，年纪大了，跟正常人不同，年老的人工作累了要睡觉，我利用精神好的时候写文章，工作效率并不低。”
有人称周有光为“新潮老头”。周有光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脑为何物时，就已经开始在电脑上写文章了。“我使用‘双打全拼’在电脑上写文章，不用草稿纸已经快20年了，我想什么就打什么，得心应手，灵活自如，一点也不慢；有的人是看着别人的文稿打，那是‘看打’，是打字员。”
先生叹息自己年纪大了，大部头写不动了，只能零星写点小文章，每月坚持为《群言》杂志写一篇随笔。采访时，他给了我他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题目是《食衣住行信》。在他看来，民以食为天，“食”当排首位，而不是常言的“衣食住行”。他还认为在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信息”如同吃饭穿衣一样重要，不可或缺，有必要在原来4个字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信”。期颐老人还在关注身边的社会学，用随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可嘉可赞！
尽管从事学术研究，而且年纪大了，但周有光却不像别的学者那样闭门谢客，苦心经营。他笑言：别人来看我，说怕耽误我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不值钱，我是“无业游民”。
这位历经晚清、北洋、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的“四朝元老”风趣地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长命百岁。100岁是人的生命极限，超过极限是有的，但那是例外，我自己一不小心已身处例外了。上帝糊涂，把我给忘了……不叫我回去！”周有光笑言自己“四世同球”，原来他的孙女和重外孙现居美国，他隔天就用“伊妹儿”和他们通讯。
他不仅头脑清醒而且十分新潮，喝“星巴克”咖啡，看《特洛依》大片，时尚不落当代青年。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说有的老人认为自己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而他则不以为然，“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的”。“我的生活很简单，我的天空就是这半个书房。”讲着讲着，周有光便笑出声来，孩童般乐不可支。
周有光是五代单传，年轻时有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可是他今天已是百岁人瑞了。吃饭、如厕、洗澡等基本自理，偶尔还下楼散散步。“如果身体跟五官分开，我的身体就很好，血压正常、消化正常、脑子正常，只是耳朵有些聋，眼睛也不好使。”接电话不方便，他在致友人的信末示知电话号码时，总要附上一笔“我耳聋，保姆代听”。
他说，自己耳朵不好，常闹笑话。一次，三联书店的编辑拜访老先生。当时，张允和讲了一个故事，周有光凑在一旁小板凳上“听”。那天张允和讲的是曹禺当年边洗澡边读书的趣事。张允和讲完之后，周有光见客人兴致很高，把小板凳往那位编辑身边挪了挪说，我也给你们讲个故事吧。等他一开讲，张允和与来访者两人哈哈大笑起来，周有光问她们笑什么，这下两人笑得更厉害了。那位编辑告诉他说，奶奶刚才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呀。
“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医生问我怎么这样健康，我说这要问医生啊。”谈到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说：其实也无秘诀，不过生活应有规律，心宽体胖。周有光认为最重要的是度量要放宽一点。老人每当写文章累的时候，就会做一下他独创的“象鼻子运动”——扶着桌脚，晃晃头、耸耸肩、扭扭屁股、伸伸腿……小小的运动锻炼了全身，难怪他至今连牙齿还是原装的。
老人书很多，又没有专门放书的屋子，四间小屋子都放满了书。有的时候，要查资料，常常要四个屋子跑来跑去，他没有把这当成一种负担，反而乐此不疲。他说：“古代有‘陶侃运砖’，讲一个名叫陶侃的书生为了锻炼身体把砖头搬来搬去。我把书搬来搬去，这是‘周有光运书’。”说完，老人哈哈地笑了起来。
他每天起居定时，晨6时起，晚10时睡，中间要午睡。一生饮食习惯不变，喜欢吃面包、喝咖啡、饮红茶。在日常生活中，周有光一日三餐以面包、牛奶、青菜、鸡蛋、豆腐为主。他从不刻意所谓的保养身体，不吃补品，自述生活要平淡稳定，吃东西不要过分，不要老吃所谓的山珍海味，要吃家常便饭，吃青菜豆腐，就是赴宴会也不要多吃。
前几年，周有光写了一篇周氏“陋室铭”，曰：“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这篇“陋室铭”，字字句句无不体现出百岁寿星“随遇而安”的养生哲学！老人80岁的时候身体状况还非常好，行动十分灵活，经常坐电车出去买东西，85岁那年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用老人的话说：“再不退休就不好意思啦，占着别人的位置好久啦。”周有光说，人生就是一个增长弧线，100岁就是一个关口，1岁至10岁是生长期，20岁至80岁都可以正常工作，90岁至100岁就开始衰老了。人愈老，愈发童真。他把80岁视为零岁，把81岁视为1岁，从头开始计算年龄。他92岁时，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先生高兴得不得了。 不知不觉和这位依然神采奕奕、腰板直、脚步稳的老人聊了两个多小时，笔者担心老人累着，便告辞。这时，似有一束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泼洒到那小小的老式的书桌上……只发现眼前超高龄的老先生确实没有半点老迈之态、衰惫之容。难怪他说，“上帝把我给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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