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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林在《言语教学论》中谈及语文课的教学内容时，说到文章与课文的区别。下面是该书中的一些观点。 什么是“文章”？ 所谓文章，至少有这么三个层面： 第一，语言的层面，即语词和语法。语词与语法是文章的工具。 第二，是义理的层面。文章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是思想感情的载体。 第三，是语用（交际）的层面，从文章使用工作这个行为来看，它就是一个言语交际的作品。 什么叫“文章”？ 从文章学的立场上来说，只有当它表达了一相相对独立完整的思想内容时才叫文章。从这一立场出发，学文章就是学义理，这就是所谓的“义理教学”。 从语言学的立场上来说，文章是以语言为工具创造出来的成文作品。从这个意义出发，学文章就是学语言。 于是形成了现代语文教学的两大流派：思想派和语言派。 其实在语文教学这个范畴内，文章不应该是文章学中的文章，也不应该是语言学中的文章。 语文教学中的文章是指言语作品。言语作品的内容是言语行为，即交际动机和交际效果的的统一体，它的形式是言语、言语主体和言语环境之间的结构关系。 文章一旦被组进语文教材，它就不是一般的文章，它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文章转化为“课文”。两者有什么不同？ 第一，文章的功能是传达一种信息的，是表达思想感情的；而作为课文的文章，它的功能是作语文教学的凭借。如叶圣陶的“教材无非是一个例子”。 第二，读文章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了解文章的内容即可；而读课文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文章表达内容的方式方法。如陈军所言：文章落脚于“道”，虽然也有“文”，但是学文章强调的是因文悟道，道是目的、是主体；课文落脚于“文”，当然学课文并不排斥“道”的学习，但更强调懂“文”练“文”亦即历练语用，在“明道”的同时，更特别突出去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 该书在第六章《语文课的教学目的》中也提到读文章是为了悟道，得其意而忘其形。语文教学活动中的学文章是为了“言语获得”（言语发展），即通过学文章掌握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的方式方法。这里的“文章”，前者似乎广义上的文章，后者似乎狭义上的文章，即课文。 我认为李海林分析得有道理，虽然还有点模模糊糊的。 在读到这些章节的时候，我的头脑中还跳出另外一个词语：文本。“文本”一词已广泛地运用于语文教师之间，尤其是在讲座、报告中。然而，“文本”是什么？它与课文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校一位老师在批判理论的装神弄鬼时，曾经说过，“文本”，不就是课文吗！ 网上查得《简明牛津英语字典》说文本是“任何书写或印刷品的文字形式”。照这个定义来看，“文本”的外延又似乎大于“文章”。因为文章是用“语词和语法”作为工具，“表达思想感情”的言语交际作品。而文本似乎并不顾及它是否合乎语法，是否表达了一定的思想感情，而只要是“任何书写或印刷品的文字形式”就可以了。 这个定义似乎不是我们语文教师所说的“文本”。陈伟荣著《西方文艺阐释学对文本概念演变的影响》（《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4期，39-40）一文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古典阐释学中的文本是指按语言规则结合而成的大于句子的语言组合体或指语言组合体中不同语言学层次上的结构组织本身。 现代西方文艺阐释学认为文本是“基于人类认知世界这个更广阔的、结合认知情境中的多义性建构，它既是一个标志文献内涵的范畴，又是标志认知对象的精神本原性归宿的一个范畴；既是文献传播的内容，又同时是受众阐释的对象；既是知识、信息的符号化系统，又同时是知识、信息交流的中介物。”通俗地说，“文本除了指经典文献、经典文句外，还可分别指称原文、正文、本文、版本、课文等等”。 郝志红著《人文文献观视角下的文本概念》（《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6期，55-56）中说道：“文本是文献传播的内容和受众阐释的对象，是以标准化的编码形式表达整体意义的符号系统，是经过人类加工处理、付诸一定载体的社会文献信息。”这里，无论给出的文本定义有多少定语（视角），其最核心的概念界定可以一言以蔽之，即文本=文献信息。 ……从历史渊源上，西方早期的文本概念用词text是专指《圣经》的经文与经句的。至中世纪后期的宗教改革和理性启蒙运动，text也开始指称法律条文和文学艺术作品。这和我们古代将“文献”限定在“经典”的理念可谓同出一辙。但不同的是，西方近现代的文献学在分别用document和literature表征广义文献、狭义文献的同时，仍然坚持用text表现文献内在价值的文化传统，以至于流为日常用语时，不但多义地表达文献类型，而且万变不离其宗——与文献内涵的价值有关，不论是指原文、本文、正文、课文，还是版本。在美语中，甚而指称教科书及教材。 这样，“文本”似乎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含义。 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教科书、教材、课文？或者是按语感论的观点，不要去问是什么，怎样解释，只要会用就可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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