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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异文从事汉语史研究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許學仁 2020-03-28

导语   

文献异文情况复杂,运用起来应特别审慎。利用异文从事汉语史研究应注意分辨异文的性质、真实性、来源这三个问题。出于不同原因形成的异文,其性质也有差异,可以分为校勘性异文、用字性异文和修辞性异文三类。校勘性异文应运用文献整理的方法和原则判别正误,用字性异文应主要运用文字学的理论和方法确定字际关系,修辞性异文应运用语言学(汉语史)的理论和方法探寻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变化关系。利用异文时还必须注意异文项的真实性,从而保证作为论据的有效性。利用修辞性异文进行语言比较,必须确认异文的真实来源,只有建立真正的异文对应关系,才能进行有效的对比,避免无的放矢之弊。





文作者: 真大成(https:///0000-0001-7061-3820),男,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史及中古汉语研究。本文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文献异文是汉语史研究的宝贵材料, 比勘异文也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前彦时贤利用异文比较的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献异文情况复杂, 运用起来应特别审慎, 否则极易误判、误解异文, 以致在研究中误用异文为论据, 甚至得出错误的论点。本文结合具体研究成果, 讨论利用异文从事汉语史研究应注意的三个问题。严格说来, “ 汉语史” 和“ 汉字史” 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均不同, 但汉语、汉字历来关系复杂, 难以彻底分离, 为了表述简便, 本文除在对举之外, 均以“ 汉语史” 涵盖“ 汉字史” 。

一、 分辨异文的性质

文献产生异文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这里不能详述, 大略而言, 有以下几种因素:一是文献形成以后在流传过程中出现讹、脱、衍、倒, 自然形成异文; 二是文献形成及流传中或用正字, 或用俗字, 或用本字, 或用通假字, 等等, 也会出现异文; 三是文献形成及流传中表述同一对象时使用了不同词语或句式, 造成异文。出于不同原因形成的异文, 其性质也有差异, 大体上说, 上述第一种情况形成的异文是校勘性异文, 第二种情况形成的异文是用字性异文, 第三种情况形成的异文是修辞性异文。不同性质的异文的处理方法和研究价值也有所差异, 校勘性异文应运用文献整理的方法和原则判别正误, 用字性异文应主要运用文字学的理论和方法确定字际关系, 修辞性异文应运用语言学(汉语史)的理论和方法探寻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变化关系。因此, 在利用异文从事汉语史研究时, 必须认清异文的性质, 一旦混淆不同性质的异文, 择用不当的方法进行研究, 必定郢书燕说。

(一) 分辨校勘性异文和修辞性异文     在运用异文时, 不能将校勘性异文当作修辞性异文, 从而据以研究汉语词汇史或语法史。

《魏书· 孙绍传》:“ 故有竞弃本出, 飘藏他土。或诡名托养, 散在人间; 或亡命山薮, 渔猎为命; 或投仗强豪, 寄命衣食。” [1]1724“本出” , 《北史》同传作“本生” [2]1688。李丽《〈魏书〉〈北史异文语言比较研究》论证“ 《北史》用唐五代常用语词改写《魏书》相关部分” 时, 以上举“本出—本生” 异文为论据。作者认为“本生” 为唐五代常用语词, “本出” 为《魏书》所在时代的旧词, “ 本出—本生” 异文体现了历时性的新旧词之别[3]。然而目前所见《魏书》之“本出” 仅此一见, 别无他例, 实际上乃是“本生” 之形近讹误, 《册府元龟》卷四七二引《魏书》亦作“ 本生” , 正可为证。也就是说, 目前所见之“ 本出—本生” 异文乃是校勘性异文, 应该依据文献整理的原则和方法订正讹误, 不能看作用词不同的修辞性异文, 从而认为是《北史》使用唐代新词去更替《魏书》之旧词。


(二) 分辨校勘性异文和用字性异文

不能将校勘性异文当作用字性异文, 据以揭示文本用字状况、沟通字际关系。

如冯其庸等《通假字汇释》“ 泪” 条:

通“唳” 。鹤鸣。见《说文》新附。《文苑英华》卷七八北周庾信《鹤赞》:“九皋遥集, 三山逈归。华亭别泪, 洛浦仙飞。”泪, 《庾子山集》同, 《艺文类聚》九十作“唳” ……此作“泪” , 通假字。[12]467

检《文苑英华》及四部丛刊影印明屠隆本《庾子山集》均作“唳” , 惟四库全书本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作“泪” 。作“泪” 者应即“唳” 的形讹, “ 唳—泪” 异文乃是校勘性异文, 《汇释》将其看作用字性异文, 认定为通假关系, 非是。

(三) 分辨用字性异文和修辞性异文

用字性异文之间体现的是字际关系, 修辞性异文之间体现的是语言现象的差异, 因此不能将用字性异文当作修辞性异文, 用原本属于用字范畴的异文材料来研究词汇史。

〈魏书〉〈北史 异文语言比较研究》第一章“《北史》用单音同义词替换《魏书》详细表” 列举《魏书》《北史》相对应的“单音同义词” , 其中有以下几例[3]1932:

敕—勑。《魏书》“遗敕子叔伟” , 《北史》“遗勑子叔伟” 。

船—舡。《魏书》“干爱遣船迎之” , 《北史》“干爱遣舡迎之” 。

筏—栰。《魏书》“缚筏积柴” , 《北史》“缚栰积柴” 。

襟—衿。《魏书》“虚襟待之” , 《北史》“虚衿待之” 。

吼—呴。《魏书》“又兴殿有声如牛吼” , 《北史》“又兴殿有声如牛呴” 。

泄—洩。《魏书》“事泄, 追还河内而斩之” , 《北史》“事洩, 追还河内而斩之” 。

伏—服。《魏书》“浩伏受赇” , 《北史》“浩服受赇” 。

故—固。《魏书》“故其宜也” , 《北史》“固其宜也” 。

沮—阻。《魏书》“则百姓意沮” , 《北史》“则百姓意阻” 。

“敕—勑” 等前六组异文是异体关系, “ 伏—服” 等后三组异文是通假关系, 每组异文只表示一个词, 只是用字有异而已, 因而均属用字性异文。这样的异文如果误会其性质, 将它们当作修辞性异文, 认为异文双方是两个不同的词, 从而据以论证《北史》用一个“单音同义词” 去替换《魏书》的词语, 必然是没有任何效用的。

同理, 不能将修辞性异文当作用字性异文, 据以研究词语的用字情况、沟通字际关系。

如《通假字汇释》“ 炳” 字条:

通“ 秉” 。执持。见《说文》。《文选》卷四十二三国魏曹丕《与吴质书》:“ 少壮真当努力, 年一过往, 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烛夜游, 良有以也。” 李善注:“ 古诗曰:‘ 昼短苦夜长, 何不秉烛游。’ 秉或作炳。” 按“ 秉” 、“ 炳” 音同通用。[12]576

“ 炳” 本指明亮, 引申作动词可指点燃, 《说苑· 建本》:“ 老而好学, 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 孰与昧行乎?” [21]69“ 秉” 指执持, “ 秉烛” 就是持烛。“ 炳烛” “ 秉烛” 乃是各自行文, 各有其义, “ 炳— 秉” 异文乃是两个不同的词语, 也就是说, 它们是修辞性异文, 而非用字性异文, 不能据以考明通假。

二、 分辨异文的真实性

以异文(这里指用字性异文和修辞性异文)作为汉语史研究的材料, 其蕴含的方法论就是比较; 不过有效的比较应建立在真实比较项的基础上, 亦即用以比较的双方必须能够构建真实的对应关系。

用字性异文和修辞性异文中, 有的是在文本流传过程中出现的, 有的是在文本形成之始就产生了, 不过随着文本的流传, 其中某一异文项(记为A)发生讹误变为A’ (A’ 对于“A—B” 而言是虚假项), 这时异文“A—B” 变成了“ A’ —B” , 但“A’ —B” 之间并无真实的对应关系, 就B而言, 真实的异文项是A, 而非A’ 。这种情况自然会迷惑研究者, 给研究带来困扰, 因此利用异文时必须注意异文项的真实性, 从而保证作为论据的有效性。

“乐为述己所以为让, 标位二百许语, 潘直取错综, 便成名笔。” (《世说· 文学》)[24]253“ 广乃作二百句语, 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 便成名笔。” (《晋书· 乐广传》)[30]1244冯青《异文词汇与词汇史研究》据“标位—作”异文指出, “ ‘ 标位’ 一词, 典籍少见, 当是魏晋时语, 有‘ 阐释, 揭示’ 义……而《晋书》回改为上古习用的‘ 作’ ” [31]55

“标” 有标举义, 引申指显示、显现, 在一定语境下可以理解为阐明、揭示。《魏书· 刘献之传》:“ 六艺之文, 虽不悉注, 然所标宗旨, 颇异旧义。” [1]1850《高僧传》卷四“ 支道林” 条:“ 每至讲肆, 善标宗会, 而章句或有所遗, 时为守文者所陋。” [18]第50册, 348卷九“ 竺佛图澄” 条:“ (竺佛图澄)妙解深经, 傍通世论, 讲说之日, 止标宗致。” [18]第50册, 383有时也可理解为撰写、撰述, 《晋书· 夏侯湛等传》史臣曰:“ 孝若掞蔚春华, 时标丽藻。” [30]1525“ 孝若” 即夏侯湛, 本传云“ 文章宏富, 善构新词” , 据此, “ 标丽藻” 即谓撰写华丽的文辞。

三、 分辨异文的来源

利用修辞性异文进行语言比较, 以探察汉语词汇语法发展变化及语体转换, 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比如柳士镇《〈晋书〉世说新语异文语言比较研究》、汪维辉《唐宋类书好改前代口语— — 以世说新语异文为例》依据异文从汉语历时发展、语体的文白雅俗等方面开展研究, 颇有启发意义。不过, 从事这样的比较研究, 必须分辨异文的来源, 只有建立真实的异文对应关系, 才能进行有效的对比, 避免无的放矢之弊。

《晋书》和《世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晋书》所记述的不少人、事就是以《世说》为蓝本和依据的, 据统计, “《晋书》采录《世说》入书共四百余事, 超过《世说》全书的三分之一” [33]99。这种“ 采录” 不仅采入人物行迹和历史事件, 而且文辞表述也基本依照《世说》, 不过在承袭的同时, 史臣也做了一定程度的改写, 因而对《世说》原文而言, 《晋书》之文本就相当于“重述” 。《晋书》和《世说》构成异述文本, 它们之间的异文就属于异述异文。

须要注意的是, 《世说》所载两晋人事极可能又承袭自前代或相近时期的相关著作, 如《竹林七贤论》《语林》《郭子》、王隐《晋书》等及各种杂记别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即谓《世说》“乃纂辑旧文, 非由自造” (这当然有所夸张,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世说》文本形成的实情。)[34]34。如此一来, 这些文献就构成了《世说》的异述文本, 两者文辞有同有异。唐人编修《晋书》时, 虽然多处以《世说》为史源, 但好捃拾杂记小说入史乃是《晋书》修撰的重要特点, 可据以推想的是, 《晋书》有关内容可能采自《世说》的异述文本, 而非直接参考、借鉴《世说》。这样一来, 表面看起来是《世说》与《晋书》的异文, 但实际上是《世说》与其异述文本的异文。也就是说, 《世说》异文的真实来源在于其异述文本, 而非《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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