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新冠病毒的探讨中，哲学家之间的争论很有意思。 面对疫情的威胁，人们在争吵着自由和安全之间的选择问题。西方总体上认为自由更重要，东方总体上倾向于安全是首选。 在西方，让人关起门抵御世界，被视为是具有责任的选择：既不要被他人加害，也不要加害他人。 在东方，没有人敢说出“让人们应当选择在家里孤独地死去”这样的话。如果政府让人作这种选择，那么就是政府的失败，社会的失败。 意大利哲学家乔吉奥·阿甘本2月25日在《宣言报》（Il Manifesto）上刊登社论《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认为政府以“卫生与公共安全”为名通过法令，实现对某些市镇和地区真正的军事化管理，是对人身自由严重限制。 在阿甘本看来，使用例外状态作为常规政治范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如果恐怖主义已经不再能成为宣布例外状态的理由，那么只要“发明”一场流行病就可以为无限拓宽例外状态提供理想的借口。恐惧状态在个体意识中的扩散愈发明显，并转变为对集体恐慌状态的真正需求。 同样，流行病再次成为了理想借口。如此一来便形成了恶性循环：人们渴望安全，于是接受了政府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然而让人们产生这种渴望、并采取措施加以满足的，恰恰也是政府。 阿甘本的文章刊出之后，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发表《病毒性例外》，作出回应。 南希认为，阿甘本相信政府是在利用各种借口以建立所有可能的例外状态，这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这种例外实际上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已经成了一种规则。南希相信，人们不应该搞错目标。毫无疑问，病毒现在针对的是整个文明。政府只是可悲的执行者，指责它们更像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把戏，而不是一种政治反思。 不难看出，阿甘本担心政府利用新冠肺炎扩大自己的权力，侵犯公民的自由。而南希认为病毒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威胁，政府只是在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 从本质上说，两个哲学家所争论的只是近代西方的一个古老主题，那就是个人自由和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争论没有发生在东方，也不可能发生在东方。对东方人来说，在自由和安全两者之间做一选择再也容易不过了，那就是，放弃自由以获取安全是天经地义。道理很简单，没有了生命哪有自由呢？ 西方可不是这样看。自由来之不易。自由并非是自然的产物，是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一个政治项目。或者说，自由不是上天赋予的，而是人们追求和斗争出来的。同样，自由的存在也不是自然的，而是需要人们继续的斗争，甚至继续的牺牲。 从早期霍布斯式的“利维坦”（强大的政府）的出现，到自由民主的出现，再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极权主义政府（法西斯）的崛起，再到二战之后自由民主的恢复，一部西方近代史俨然是一部血淋淋的争取和维护自由的历史。自由一旦产生了，人们再也不能“逃避自由”，而是要承担自由的责任。 由此看来，在西方的文化里，宁可在家里孤独而自由地死去，也不愿意再次看到一个极权主义政府的出现，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 这种选择或许就是人们所看到的西方政府和社会抗疫不力、乱象丛生的根源，但这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了。对东方人来说，这是一种不能理解、也不会选择的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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